当你听到来自天空的召唤

凌晨三点的机舱里，灯光昏暗如垂死的萤火虫。某位老者在座椅上突然抽搐，空乘举着扩音器满舱寻找医生时，我正把白大褂团成枕头塞在脖颈处装睡。邻座大妈狐疑的目光扫过我的医药箱，我默默把印着"妙手回春"的刺绣面翻过来，露出里衬上"专业陪诊，代写病历"的广告——看吧，我真的只是个医疗耗材推销员。

当空乘第三次摇晃我的肩膀时，我决定启动医学生存应急预案：先摸口袋确认医师资格证没带，再打开手机相册删除所有穿白大褂的照片，最后用余光扫视周围是否有监控摄像头。这套动作行云流水，堪比外科医生术前刷手。毕竟在这个扶老人需要三个公证员的时代，救人是副业，自保才是主业。

我数着经济舱座椅上的头枕，像数念珠般虔诚。前面第三排那位穿立领POLO衫的大叔，领口露出听诊器的银光；左后方戴金丝眼镜的女士，提包上挂着神经内科年会纪念章。整架飞机宛如移动的三甲医院，但所有人都默契地保持着医学静默——毕竟谁都不想成为明天的微博热搜。

空乘递来的应急医疗箱里，除颤仪闪着天真无邪的绿光。我盯着那些电极片，突然想起医学院教授的话："急救就像拆弹，剪红线可能救人，剪蓝线肯定救自己。"现在这根红线连着老人的心跳，蓝线系着我的执业资格证。

 当老人停止呼吸的瞬间，整个机舱突然达成诡异的共识。穿POLO衫的大叔开始疯狂敲击笔记本假装写论文，戴纪念章的女士把丝巾绕成口罩遮住半张脸。我们默契地扮演着普通乘客，就像非洲草原上的斑马群——当狮子扑来时，每匹斑马都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最不显眼。

 降落时，朝阳正刺破云层。家属举着"还我父亲"的横幅像迎接凯旋的将军，记者们长枪短炮对准每一个疑似医生的乘客。我把医药箱塞进行李架最深处，突然想起希波克拉底誓言里从没教过的生存技巧：如何在见死不救后，继续坦然地称自己为医者。或许这个时代需要新的医学伦理——建议在《医师宣言》里加上"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的限定语，再配发隐形斗篷作为执业装备。

我们不是葫芦娃，不会高喊着"爷爷我来救你"就往前冲。去年某航班急救事件后，涉事医生收到家属送的锦旗写着"妙手仁心"，背面却贴着律师事务所的名片。这种薛定谔的感恩让我们明白，每个急救现场都是量子叠加态：你既是天使也是恶魔，直到家属打开投诉信的那刻才坍缩成具体形态。

（无情晒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