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零死亡？还是病人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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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值得全社会关注的现实问题。救回一个植 物人，追 求零死亡，今后谁去承担照顾？给社会增加多少沉重负担！

前期健康报曾开辟2 个版面（补充：【讨论】没有希望的抢救：无谓还是安慰？ https://www.dxy.cn/bbs/newweb/pc/post/26654592?replyId=26674158&page=1 ）（2020-08-19，补上），

全体医务人员讨论，分成支持方一版块，反对方1 个版块。其中1 个三甲医院医生写的“无奈”。他母亲从医学角度无救，应该放弃治疗，可他的亲姐姐跪在他面前，一定要弟弟抢救回来，结果，救回1 个植 物人，他姐姐照 顾了8年。

这个报道 记得曾转载丁香园，也发表了个人看法，还谈了本人处理家人遇到类似事情的果断措断。

基于本人的认识基础，在编写“老年健康养生200问”科谱书时，特意编写第一篇：“人生认识篇”，专题讨论怎样认识临终病例的人文伦理问题。后期中央电视台，健康报，多次刊载：医务人员怎样看临终死亡。

2020-07-09，辛老师

我们是追求零死亡？还是病人的生活质量？听听重症专家杜斌教授怎么说

2020-07-09作者：论坛报呼吸

https://www.cmtopdr.com/post/detail/a2069efc-523e-44b6-9f7d-7614af7b5c42.html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气势汹汹而来。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的播散，截至北京时间7月6日16时，全球累计确诊11437991例，累计死亡534385例。“口罩”、“勤洗手”、“社交隔离”也成了今年的关键词。目前，中国战疫已取得阶段性胜利，虽然在局部地区仍存在小范围流行，但全国大多数地区疫情已得到控制。在此次战疫过程中，中国重症医护人员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统计，疫情期间，武汉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占全国八成，而在此次战疫过程中，援助武汉的重症医护人员的数量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为了了解本次战疫对我国重症医学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中国医学论坛报》采访了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央指导组医疗救治组成员、北京协和医院内科ICU主任杜斌教授。

杜斌教授

《论坛报》：您认为此次疫情对于我国重症医学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杜斌教授：每当出现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无论是地震等天灾、还是爆炸等人祸，如果受影响的人数很多，无论从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会非常关注有多少人去世了，有多少人会有生命危险？去世的人越多，公众的心理受到的冲击就越大，就会对有生命危险的人投入更多的关注。而对于重症医学专业的医生来说，救治这些病情危重的病人，恰恰是我们平时工作的常态。

因此，任何一次大规模的公共卫生事件，重症医学都会受到较多关注。但是，此次疫情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一次患者的数量较大，而且相对来说较为集中。

按照中国疾控中心的统计，本次中国新冠疫情中最危重的患者约占5%，也就是说，中国8万多患者，最危重的患者有4000多。这些患者如果分散在全国各地，可能影响不大，但是比较集中地出现在湖北或武汉，就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一次大家对于重症医学的关注，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短时间之内重症患者的集中出现，造成了医疗资源挤兑，尤其对于重症的医疗资源的挤兑更为明显，所以才受到了格外的关注。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在救治重症患者的过程中，我们这些 ICU医生也好，护士也好，大家确实很辛苦，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因此受到了这样的重视。

坦率地说，从重症医学的发展或者更广的医学的发展来说，总体上都是跟战争或灾难相关的，我们国内的重症医学的发展也是这样。

例如，在汶川地震以后，国家标准化委员会批准了重症医学的学科代码；这次疫情之后，重症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申请也得到了国家卫健委的批准。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是我们自己，也不只是其他专科，还包括卫生行政部门，甚至政府、媒体，都逐渐认识到重症医学的重要性。当然，就每一位重症医生来说，这是机遇，也是很大的困难与挑战。

此前，我们已经认识到，国内的重症医学发展很不均衡，即便是同一个地区，武汉这几家大医院的ICU和一些稍微基层一点的医院，比如说区属的医院，市属的医院，这些ICU差别相当大，就更不要说在全国的层面，南北的差异，东西部的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人员的培训，尤其是年轻的医务人员的培训，其实是都是近年来我们关注的重点。

过去几年，重症医学界一直希望能够开展自己的专科医师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2018年我们已经申请下来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去年的3月和9月各招收了一批学员，今年还会继续开展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今年我们申请到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当然，规培只是个手段，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目的是要设置一个最基本的标准或要求，即，在中国做ICU医生，最起码要满足这样一个要求。这件事看上去简单，实则不然，我们也在慢慢努力在做这些事。也希望通过这次这样的事件，能够使得各级领导包括我们自己，更重视这件事，包括这些医生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什么样的能力，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使得他们能够获得这些知识和能力。

《论坛报》：您刚才提到了重症医学发展的地区间差异，那么应如何弥合地区间差异？

杜斌教授：我觉得这不是短时间之内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建立一个ICU，前期的投入是非常大，既包括设备，也包括人员，还有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这注定了ICU规划一定得是院级领导才能做的，而不是想开就能开。即使是ICU主任，也不是想增加床位就一定能增加，这一定得是院级的领导去做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我并不寄希望于短时间之内，这样的一个资源不均衡问题能够得到彻底的改变。我们更需要做的是，要从学会的角度，确定ICU以及从业人员的标准，并根据这一标准逐步提升自身的能力，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论坛报》：此次疫情，很多人反映出现了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据您了解，咱们援助武汉或者是援助湖北的这些重症医护人员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

杜斌教授：坦率地说我不知道，因为我其实没怎么关注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尤其是早期去到武汉的这些医务人员，可能这方面的受到的心理的冲击更大，包括对于很多患者无能为力的感觉，如果他们出现类似PTSD的情况，我觉得很正常。

在平时的工作中，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科室、从医院的层面去关注，如何发现这些问题以及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对于有ICU经历的医务人员，我觉得应该是有能力自己去调节的。

坦率地讲，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你就没办法帮助病人。我们在平时工作中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尽了所有的努力，但病人最后还是得到不好的结果，这些事情并不少见。我们平时的工作就会受到这些负面情绪的影响，你总得有一些办法去调节你的情绪和心理，这些能力我觉得是ICU医生应该具备的。

《论坛报》：在此次疫情中，感控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您认为ICU的感控工作有哪些亮点？

杜斌教授：我觉得ICU的感控工作要从两方面来看，其一，如何让传染病不传染给医务人员及其他人，就这方面而言，实事求是地说，各地到武汉援助的医疗队其实都做得有些“过”，比如，其实穿一件防护服就够了，但还是有人穿两件。不同的医疗队，不同的医院，甚至不同病房，大家的防护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其实，4.2万个医务人员没有一个感染，我觉得这不是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合理的防护。为了没有一个人感染，就是你穿一套我穿两套，恨不得还有人穿三套，这样是对的吗？我觉得这样造成的不单纯是浪费，是因为有证据说明穿上这些防护设备之后，会影响到医疗和护理的质量。从这个角度的感控，坦率地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怎么样去说服大家，什么是合理的防护？这一点我觉得很难，到了疫情后期，病房里已经没有阳性的病人了，我说我戴口罩穿隔离衣进去行不行？仍然不行。

另一方面是我们传统的感控，我们是不是能够减少医院获得性感染的发生？比如说耐药细菌这方面我们做的并不好，或者说我们做的很差。

如果第二波疫情真的再来，我们的防控会比第一波做得更好更合理吗？或者有这个勇气去做更合理的防护而不是过度的防护吗？我不敢说。

《论坛报》：如果疫情再来，对于重症医学科来说，您觉得最重要的关键点是什么？

杜斌教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用平常心去对待。什么叫平常心？这样一个病和我们平时的重症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具有传染性，它具有能够传染给医务人员的这样一个特点。这一点会影响到我们很多的行为，但是关键在于，我们平时的一些我们所认可的行为，比如说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尊重病人和家属的治疗选择，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从病人的利益出发，这是对医生对医疗行为的最基本的要求。

我们需要保证我们给予患者治疗的初衷是不要危害到病人，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伦理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我觉得在武汉体现得并不好。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不太关注患者今后的生活质量，不重视患者或者家属对治疗提出的要求，而是我们仅仅希望从名单上减少一个死亡的数字。这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医疗队做的事情，这是很普遍的现象，这是对的吗？

比如，患者或家属要求不上呼吸机，他们是有这个权利的。但是医生不厌其烦地反复去跟家属沟通，这是对的吗？

如果患者和家属都不愿意上呼吸机，我们在保证他们确实知道这对于患者意味着什么的前提下，他们是有权利去做出选择的，而不是医护人员替他们做选择。

如果通过这样的一些正常的交流，使得患者或者患者家属改变了他们的想法，这是对的。但是，病人救回来了，就是我们的目的吗？就是为病人好吗？如果人救回来了，但只是给了家属一个植物人，这是我们最终治疗的目的吗？不是这样的，我们要让病人有质量的活。

当然，如果病人家属接受这样的情况说，哪怕他是植物人，我也要，那没问题。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吗？如果病人成为植物人，就意味着是成年累月的状态，这个状态由谁来承担呢？这是由家属来承担的。

我希望我们能够不仅仅是说我们少死了多少人，或者零死亡就是做得好。零死亡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追求的是病人的生活质量。我希望我们下一次在这方面能做得更好，当然，我更希望没有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