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的琐事回忆】之十三——1966～1976 Wen Ge中的几件事

【我的琐事回忆】之十三——1966～1976 Wen Ge中的几件事 一、稀里糊涂的十年



1966年5月16日下午，气温较高，医院贴出“紧急通知”，全院人员除值班者外，晚饭后列队前往省体育场听特大新闻广播。一路上大家揣摩着特大新闻是什么？体育场内人山人海，广播喇叭播放着***歌曲，锣鼓喧天，口号声此起彼伏，主席台上挂着“打倒……”、“炮轰…..”大幅标语，形势有点紧张。不久，喇叭响起MaoZheDong5·16通知的讲话，宣布WengHuaDaGeMing运动打响。会场气氛顿时高涨，口号震天，撼动人心，但纳闷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散会后，列***行回医院，一路高喊口号，情绪激昂，汗流浃背。回院后，按科室学习小组座谈讨论，领会『打倒、炮轰…......』的精神，稀里糊涂不知学的什么，回家睡觉已是凌晨1点。此后，每天晚上政治学习至10点，打着精神读文件，讨论5·16精神，发言千篇一律，纷纷表决心响应号召。现在看来1966～1976的十年,斗来斗去,纯粹是劳民伤财、祸国殃民、败坏国风之举！

二、夺权

1966年10月5日红×ד大串连”，***动乱，党组织瘫痪，山东医学院和齐鲁医院也在一片混乱之中。1967年1月6日“一月风暴”上海夺权开始，医学院、齐鲁医院党委乃至行政、业务科室都被红××夺权,大字报满天飞。我只有几张内容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字报，仅靠边站，未受到具体的冲击。手术室和麻醉科二科室合二为一，被一位年轻护士和一位教研室教辅人员夺权，自称“勤务员”，业务工作***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正常进行。我被安排干具体麻醉工作，白班夜班倒替，驾轻就熟的日常工作，刚开始时感到省心、一身轻松。但看到科室的传统规章制度被打破，有点痛心。另外，麻醉科人员在不知不觉中有了较大变化，两位麻醉医师已不知去向，4位针麻捻针护士正在干着具体的麻醉操作，此外又增加了6位未接受系统医学培训的下乡知青和社会青年。我没有资格管这些事，做好岗位工作就已足矣，但也遇到一些印象深刻、值得回忆的事。

（一）“鸡毛上天”——手术室护士的经历

1967年初贯彻“鸡毛上天”、“医护***龙”革命方案，全院医生护士混合排班和工作。病房护士上台主刀胃大部切除术，但外科医生只是让她切皮缝皮摆摆样子而已。我在手术室是唯一的医师，除麻醉白班夜班工作外，还需轮流做器械护士、巡回护士和消毒室护士工作。我尝试了二次器械护士工作，刷手上台递器械、穿针引线等工作，手忙脚乱，台面上乱七八糟，手术结束时点器械、纱布垫子数，既慢又不准确，显然是一个蹩脚的器械护士。巡回护士工作比较容易干，整理房间、擦桌面灰、更换消毒药水、点急救药品数、缠线圈、捻棉球、磨刀片、叠纱布、挑手术器械、捆敷料包、高压蒸汽锅消毒，接送病人等，虽笨手笨脚，但干得还可以。

刚开始几天，感觉“鸡毛上天”轻松，不久就变得整天乱哄哄，脑袋发张。护士工作较琐碎，技术要求低，但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做得好，从生疏到熟练，几个月下来已蛮顺手，水平可与实习护士毕业相当。另外，最初的轻松感觉，好景不长，勤务员说要发挥我的一技之长，在干手术室护士工作的同时，准备随时抽出来指导“捻针护士”和“社会知青”施行麻醉，并且有话在先：“她们做麻醉，你负全责！”。“负几个麻醉新手的全责！”，啥意思？我不是孙悟空，岂能分身有术？最初想不通。后来想，为病人安全，还必须特别认真去做，严格按操作规程手把手教，绝不含糊从事。此外，勤务员还指令我，每逢院内危重疑难病例术前会诊与具体麻醉实施，以及院外会诊等工作，必须随呼随到。心想，这些原本是我的份内工作，听从指挥就是了。日常工作秩序乱哄哄，分身有术，忙得不可开交。

“鸡毛上天”几个月的日子飞快，犹如一晃而过，看似我在干着手术室护士，实质上还是在干麻醉，但工作量有增无减。这是一段特殊的经历，增添了手术室专业知识，与护士们打成一片，相互更为融洽，是一种额外的收***以致在文革结束后，每遇到麻醉科与手术室之间有些问题需要协商解决时，因为我有手术室护士的实际经历，发言权也就充分得多了。“鸡毛上天”无疑是一次难得的“人生特殊***”，没有文革是不可能有这些感受的！

（二）发掘祖国医学遗产——针刺麻醉 [/cent***]

文革前夕，我科已经成***展针刺麻醉，文革期间掀起“发掘祖国医学遗产”热潮，针麻研究继续开展，按理我应该参与的，但勤务员通知我“你不能参加针麻的一切活动，不能出席任何院外交流和全国针麻会议，不能用个人姓名发表文章”。最初感到纳闷，但也只能无奈地笑笑了。

及至1972年下半年，世界各国来山东旅游的外宾非常频繁，“针麻”被列为一项观摩项目。我院前后共接待20余批外宾观摩“针麻”手术，医院派我参与一些接待工作：随时为翻译提供英文专业词汇，参加针麻观摩后座谈会的答疑工作。医院再三强调“外事无小事”的原则，我感到“担子不轻，责任重大”有压力。在接待外宾工作中，我始终在现场的位置显得较为突出，由此招来一些患“红眼病”同事们的闲言碎语——“重用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我也只能无奈地笑笑。此后，院领导授权我主持针麻研究工作，我认为针麻只能采用“针药结合”才有生存力，制定了改革方案，也遭到指责：“针麻就是针刺穴位，用药算什么针麻？”。我不顾这些无聊的舆论，我素我行，后来她们也偷着按“针药结合”方案去做了。经过一段临床实践，对针麻有了粗浅体会，于1974～1976年期间共发表4篇临床总结短文，其中比较有意义的一篇是《针麻胸腔手术1103例临床总结》发表于《山东医学院学报》1976年第2期。

（三）发掘祖国医学遗产——中草药麻醉

1971年，徐州医学院召开《全国洋***中药麻醉交流大会》，同时举办“洋***中药麻醉全国推广学习班”。勤务员派2位前针麻捻针护士出席全国会议并参加学习班，带回一大堆会议资料，扔在柜子里就再也无人问津，而我恰非常感兴趣，每逢值夜班就通宵阅读这些资料，做一些摘录，得知“中药洋***麻醉”是利用洋***的主要成分——“东莨菪碱”抑制中枢神经的麻醉，但必须结合冬眠合剂才能使病人在安静入睡，在无痛觉的状态下接受手术，是一种新型的“复合全麻方法”。

随后，科里开展中药麻醉“研究”，我照例被勤务员通知不能介入。某天上午，我正在给子宫肌瘤病人施行硬膜外麻醉，勤务员急慌跑来，嘱我立即去看一台狂躁病人。事出突然，因我对今天开展首例中药麻醉事先是一无所知的。只见一位体格粗壮40余岁男性病人正在手术台上剧烈挣扎、手舞足蹈、全身通红、呼吸深粗急促，已被4位医生护士强压着才没有坠床。当时血压很高，心率很快。经了解：系一例大隐静脉剥脱手术，在口服新鲜熬煮的洋***汤剂15分钟后，出现了上述极度兴奋征象，其间未曾用其它任何药物。鉴于我在夜班时已学了一些洋***中药麻醉知识，心中有数，确认其为“曼陀罗毒性反应”，嘱立即静脉慢注冬眠1号（氯丙嗪+异丙嗪+哌替啶混合液）半个单元，5分钟后病人随即安静下来，一场虚惊被解除。此时，勤务员又嘱我回去完成子宫肌瘤手术的硬膜外麻醉。及至晚10点左右又来了传呼，嘱我去病房看该例中药麻醉病人，深睡不醒、舌根后坠，生命体征正常。我估计病人会在明晨2点左右完全清醒，结果如期清醒。

尽管我为首例中药麻醉的“狼狈”险境做了解救工作，但几位麻醉士仍然不服气，继续在高度保密下进行“研究”。不久，我在每日工作排表单上已见不到中药麻醉的病例，但也无心过问。不久，勤务员暗示我继续“研究“中药麻醉，我无异议，制订“中西药结合”复合麻醉实施方案，指导麻醉士按我的方案去做，看得出她们仍然流露不服气的神态，我暗自发笑，毕竟让麻醉士去“研究”新课题是不现实的。经过一段时间实践与分析，对中药复合麻醉的实质已有粗浅认识。突然一天，勤务员嘱我赶紧写总结，让麻醉士带着总结文章去参加《全国经验交流大会》，我无异议，随即赶写了3篇短文，题目是：洋***中药麻醉1167例的临床总结（1974.9.）；小儿中药麻醉的临床应用（1976.1.）；中药麻醉并用氨醯胆碱或汉肌松的临床小结（1976.2.）。随后这些短文都获得公开发表。

三、1968年第一次下乡巡回医疗 [/ce***er]

文革期间我曾有二次农村巡回医疗的经历，每次3个月左右。1968年首次下乡，亲眼目睹了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生活艰难贫困的景象，终身难忘。感叹山东早在1948年已解放，及至1968年已有20年人民当家作主的时间，但农村贫穷落后面貌依然没有明显改变。

（一）在公社卫生所工作

1968年3月农村流行“流行性脑膜炎”，省市各医院组成防治小组，展开大规模防治，送医送药上门。我参加由8人组成的防治小组，内科支部书记带队，2位医师（小儿内科医师和我），5名护士（其中一名是神经内科老护士长徐××），自带粮票和铺盖卷去黄河北岸齐河县最贫穷的“孙耿公社”防治流脑。1个月后又去了该县的“双庙公社”巡回医疗2个月。

孙耿公社地处黄河岸边，每逢黄河汛期必遭淹没，庄稼颗粒无收，老乡们对种地已毫无信心，一贫如洗，靠政府救济粮勉强活着，每逢涝灾，全家外出四处讨饭。我们抵达公社后，巡视全村，所到之处，破烂不堪，一无所有的家庭比比皆是，小街泥泞肮脏难于插足，卫生状况极差，肺结核家庭特多，死亡率很高，凄凉情景至今难忘。老天为什么如此不公平？

村里腾出两处较好的房舍供我们三男五女8个人住，支书和儿科医师住一处窄屋，放下两张木板床后已无回旋空间，也兼作医疗队的办公室。另一处是里外两间的小窄屋，里间整屋是一张土炕，由5位护士住下；外间屋是锅灶和堆放杂物的窄屋，并垒有鸡窝，我的床由原先堆放在门后的旧土炕坯经铺平后搭成，铺盖白天卷起晚上撑开，铺盖上常留有鸡屎，5位护士进出里间屋时必须先走过我的“卧室”。晚上有跳蚤袭击，还有老鼠作伴，肆意乱窜、吱吱叫得吓人。二片屋门蹊跷不合，缝隙甚宽，冷风飕飕如刀割，只能蒙头睡觉，很不习惯，但既避风也可躲老鼠侵袭。

全村没有电源，晚间漆黑，靠棉籽油灯照明，昏暗无光。我们交出全部粮票和菜金，在公社食堂搭伙，一日三餐只吃地瓜面或玉米面窝窝头，副食品早晚是咸菜疙瘩，中午是飘着油花的素菜汤，整天饥肠辘辘，非常难受。但每周六的晚餐是大家最享受的时光，都盼着快点到来，因公社在每周六宰一条猪，晚餐就可吃到香喷喷的肥肉大包子，一碗四个，狼吞虎咽，满嘴满手都是油，快速吃完，以期望再能得到一碗大包子。人人喜称味道好极，无人再嫌油腻难咽。饥不择食“猴急”的样子十分真切，值得回忆。面临恶劣的生活环境，实行同住、同吃、同劳动的“三同”锻练，对城市人来说，确实非想象中那么容易过关。

公社卫生所只是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除两张破写字桌和一个小柜外，没有其它诊病设备，由一位复员的部队卫生员任所长，全面负责财务、药品和注射器等管理，没有规章制度，卫生所职工只有二位苍老的老中医，不坐班，没有作息时间，平时也很少见到他们。

防治流脑任务由卫生所负责，治疗药品“磺胺嘧啶针剂”由卫生厅下拨，两位老中医是防治流脑的主要执行者——肌注磺胺嘧啶，每人配备一付5毫升玻璃注射器，早晨外出前水煮消毒一次，随后注射器就反复使用不再消毒，针头只用酒精棉球擦拭后再用。最初，我们对这种“做法”极不适应，但注射器和针头实在太少，根本没有更换的条件，也就入乡随俗地学着照做了。每天一早，我们7人分为3组，每组先去卫生所领取磺胺嘧啶针剂、一付玻璃注射器和二个针头，各自煮沸消毒，然后挨家挨户送医送药诊治流脑，同时兼看其它疾病，药品全部免费，深受老乡们欢迎和感激。

（二）遇到“磺胺嘧啶中毒”病人

某晚9时左右，我们都已早早睡下，一位老乡急匆匆跑来，说他8岁的儿子迷糊、尿血。我与二位护士背着药箱急赶老乡家。小儿高烧39.5°C、昏迷不醒、明显脱水貌，家属拿出3只分别盛着鲜红色尿的白瓷碗，颜色一碗比一碗深，但总量仅50毫升左右。经询问，两位卫生所得老中医在当天早上和中午先后来看过病，诊断为流脑，各自给患儿打了“肌肉针”（不知药名）。患儿一天未进食，仅喝少量水，到晚上就尿出通红的尿。显然这是“磺胺嘧啶中毒、肾功能受损”，需立即静脉输注碳酸氢钠液体利尿和碱化尿液以保护肾功能。但卫生所根本没有输液条件，一筹莫展，怎么治疗？急中生智，想到药箱里有小苏打片，但患儿昏迷，已无法喝水和吞服药片，拟借助胃管灌小苏打水，但没有胃管。最后想出借用“头皮针的塑料管”，用以代替胃管，但质地太软也短，好不容易地勉强置入食管上口，随即将小苏打片研碎，冲以冷开水，用5毫升注射器一次又一次地将1500毫升小苏打水缓慢地经“塑料胃管“灌入胃内，前后历时近3小时，同时用井水擦身物理降温。观察2小时余，奇迹发生了：患儿神智逐渐转醒，主诉小便，断断续续尿了6次，每次的尿液依次分别盛于6只白瓷碗中，见到尿的红色一碗比一碗转淡，最后一碗的尿色已基本正常。此后，患儿神智完全清醒，诉肚饿要吃饭。患儿得救了，老乡们的焦虑心情也放下了。我们在嘱咐继续多喝水、强调每天只能打一次“肌肉针”、再留下几片小苏打后告辞，待返回宿舍已是凌晨4点多。前后8小时的苦思冥想、因地制宜的治疗与观察，忙忙碌碌，既困乏也饥饿，但孩子得救，感受到无比的喜悦和欣慰，同时对农村严重缺医少药的实况有了直接的感受。

（三）治愈“癔病”的特殊体验

在“孙耿公社”防治流脑1个月的后期，已未再发现新的流脑病人，防治小组改为巡回医疗组，并更换地点到齐河县“双庙公社”工作，***公社武装部宿舍（文革期间公社武装部是最高掌权部门），食宿环境有所改善，卫生所也较具规模。组员7人分为2组，由两位医师各带一组背着药箱分片巡视村舍，送医送药上门，无需交费，深受老百姓欢迎。期间曾遇到两例“癔病“病人，叙述如下。

第一例“癔病”的诊治过程：

某日在巡视途中，一位老农急传一位妇女晕倒在田间，神志不清、抽搐、牙关紧闭、吐白沫。我们疾跑到田间，一位花季少女倒在田间频频抽搐，经判断她的脉搏、脸色正常，意识存在，对痛刺激有较灵敏的躲闪反应，排除了破伤风，经了解该女子刚结婚不久，平时爱打扮，非常不愿意下地劳动，曾有几次“昏迷”抽风史，都发生在下地劳动期间，发作后都不治自愈，无任何后遗症。初步认为是“癔病”，随即采用针刺治疗，选百会和双侧合谷穴，运用捻转强刺激手法，病人抽搐随即停止，并对针刺强刺激有明显的“躲闪”行为。不久，病人自行站起，由家人护送步行回家。事后随访，经过这次简单的针刺治疗后，未见再犯病。老乡们惊喜，广传省里来了高级大夫。其实，我只是在学习针刺麻醉时学到一些经络穴位和循经诊治的肤浅知识，在巡回医疗中居然派到了用场。此后，主动来卫生所求治的病人日渐增多，应接不暇。

第二例“癔病”的诊治经过：

巡回医疗接近结束（5月初）的前几天，老乡来邀请出诊。由我和神经内科护士长徐××前往，被自行车驼着急驶病号家。病人家境较好，子孙满堂，正厅已摆好一桌酒席，要我们先喝酒后再去看病，这是当地请大夫的风俗习惯，我们坚持先看完病后再说。

病人50岁左右，住在漆黑的里间屋，是原大队支部书记，颇有威望。得病已8年，整天盘腿坐炕，下肢痉挛不能下炕，同时伴有牙关紧闭，不能说话，无法咀嚼，馒头需先掰碎往后牙缝里一点一点塞进去下咽。神志始终清晰，面色苍白，待人接物正常，一般情况良好。在8年期间曾多次去县医院、省城济南、首都北京等大医院求诊，X线摄片正常，服药、打针、针灸、中药、秘方等治疗已不计其数，化费甚大，但都归无效，仍然整天盘腿坐炕。家属子孙们非常焦虑不安。我们在诊病期间，家属们围挤一屋，几乎无插足的余地。遇到这样的疑难杂症，什么诊断？我们感到困惑，心里打怵。经商量初步印象是“癔病”，先予施行“暗示疗法”，由徐护士长运用物理诊断方法，对12对颅神经逐个仔细检查其反射活动，以排除可能存在的颅脑疾病。

徐护士长是我院神经内科主任朱老教授的夫人，又是神经内科病房二十多年的老护士长，耳闻目染，早已学会12对颅神经物理诊断检查的全套本领，想不到这次派到了大用场，检查极为仔细，手法熟练，耗时一个多小时，未发现任何可疑的病理反射征象。当时，我们心里有了底，决定先按“癔病”治疗，与病人提出采用针刺疗法，但当即遭到病人和家属（大儿子）的竭力反对，说自从得病以来曾接受过数不清次数的针刺治疗，都毫无效果。经耐心解释，声称我们的针刺手法有所不同，不妨试试。最后，勉强同意接受针刺治疗。

当时我给予针刺“百会、双风池、双合谷和双足三里”，采用间断交替强刺激手法并留针，持续约40余分钟。随后问病人感觉如何？想不到病人突然迸出一句清晰的回答：“好多了！”。重复问，重复得到大声的“好多了！”，牙关紧闭症状显然已被解除。对我俩来说，“好多了！”无疑是意想不到的一声晴天霹雳，同样儿孙辈们顿见喜乐，高声呼喊“爷爷会说话啦！”，全家沉醉于空前兴奋喜悦的场景，记忆忧新。

这次出诊，询问病史、检查和治疗的时间约为3个小时，待我俩告辞并说明天再来看病人时，全家坚决挽留我们喝酒吃饭以后才能走，我们说医疗队有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点规定，边说边退到家院的大门。此时，又一个惊喜的场面突然出现，病人单独一人依扶着正厅的门框，高声喊：“同志们，不能走啊！”。此时，大家惊呆，随即高呼“爷爷能下炕了，病治好啦！”。全家兴奋喜悦的场景再次达到高潮。

我们一再表示不能吃饭，明天一定再来，方始脱身归队。次日晨，我们正准备前往复诊时，只见病人的儿孙们已用马驮着病人来到我们的驻地——公社武装部。病人正在与武装部长谈话，表示病已完全治愈，送来锦旗表扬医疗队，并说大夫们太忙，不必再去他家，有需要时我会再来请大夫的。

事后，我俩感到担了巨大风险，不寒而颤，但也想不到会有如此良好的治疗结果，其中有“徐护士长会颅神经检查和我会针刺穴位”的巧合成分。随后了解到，病人和家属之所以同意接受针刺治疗，缘于他们高度赞赏徐护士长仔细、耐心、认真、全面的检查，也感受到我的针法确实与众不同，从内心信服已遇到了医术高明的好大夫，声称“这是病人8年久疾期间从未遇到过的一次最佳诊病待遇”；此外，也与我们前一阵在地间针刺治愈“抽搐”的传闻有关。

老支书8年痼疾得到完全治愈，消息在当地广传，第三天来我们医疗队的病号骤然猛增，多年的疼痛顽疾、晚期食管癌肺癌等卧床不起的病人，从四面八方用牛车或驴车拉到我们驻地，在公路上排队挨号求治。病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们心里有数，根本没有诊治临床疑难杂症的经历，完全是“蒙古大夫”歪打正着的结果，但只能打肿脸充胖子地忍受着，从早忙到晚，实在招架不住，内心深感内疚，对不起病人，但又无法向病人和家属诉说我们的难处。幸好，医疗队撤回济南的日期早已预定，这种困境只延续了三天，病人和家属也不致于再被“蒙骗”下去。

四、1974年第二次下乡巡回医疗

1974年3月，在“面向农村”的号召下，医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若干医疗队下乡，为期3个月，目的在扶植处于瘫痪状态的“公社卫生院”恢复正常工作，同时培训基层医务人员（包括赤脚医生）。

我参加去夏津县双庙公社卫生院的医疗队，队长是人事科副科长衣××，队员包括内科潘××、外科李××、妇产科陈××、儿科张××、耳鼻喉科栾××、眼科王××谷珠、麻醉科（我）；此外还有手术室、放射科、药剂科、检验科等16位队员，可谓兵强马壮，各自带着铺盖卷，浩浩荡***驻卫生院。

文革前，该公社卫生院是省卫生厅拨款重点建设的单位，院址离公路旁约200米，设置较为正规，有大门、围墙及宽敞的广场，门诊室2间，病床30张，内外妇儿科医师和设置基本齐全，手术室配备有开展中等手术的全部设备，有X线透视机、药房和化验室等。院内还有一排10间砖砌的平房，是***公室和单身职工宿舍。文革前，该院的业务量***稳定，在当地颇具威信。文革来临，卫生院全遭破坏，人员四散，医院停业。我们医疗队的任务是恢复卫生院的正常工作，同时培训当地医生提高业务水平。

卫生院的单身职工宿舍已人去楼空，改为我们医疗队员的宿舍，二人一间。我们进驻卫生院后，由原院长召回医生护士，打扫卫生，整理院容，检修医疗设备，恢复了正常工作次序。经3个月的共同努力，诊疗工作和各科手术都得到了恢复；当地医务人员和赤脚医生也得到身教言传，并定期开展小讲座培训。就诊病人日渐增多，工作颇有气色，成效显著。但是，待我们3个月结束回济南后，好景不长，据说卫生院***次陷于停业状态，这与当时文革期间无章可循、人心涣散有关。

我与内科潘××医师同住一间宿舍，第一天晚上我们经历了跳蚤袭击，浑身奇痒，无法入睡，半夜起来搜索，掀起木床上铺的草席，眼前是密密麻麻、正在活动着的跳蚤，大吃一惊，浑身起鸡皮疙瘩。随即洒足敌敌畏粉，之后方始安静入睡，次日晨起床较晚，可能我们与跳蚤共享了敌敌畏蒸气，幸亏没有中毒。次日晨起，大家不约而同地诉讼跳蚤袭击的苦经。经集中灭蚤、晒被褥、喷洒敌敌畏后，总算基本上消除了跳蚤袭击之苦。对于久住城市的人来说，跳蚤袭击确实是一种生活考验，不容轻视。

最初在队长带领下，规定每晨6时起床，6点30分做广播体操，早饭后7点30分上班。第一天16名队员准时集合广场做广播体操，由于没有音乐伴操，单调乏味，天气又热，做完操已汗流浃背。第二天只有8名队员做广播操。至第三天，只有队长和我准时集合广场。队长叹息说：“算了！自已去锻炼吧！”。

由于我每晚仅需6小时高质量睡眠的长期习惯，晚10点入睡，晨4点必醒，在家时就马上起床看书或写文章，已是常规。如今在集体宿舍里，早起床怕影响潘医师睡眠，但天色尚黑，只能睁着眼熬到天色转亮后悄悄起床，但无事可做。所以，队长规定晨起做广播体操，对我来说毫无负担。如今停做广播操，我就在医院与公路之间的200米泥路上随便溜达，清澈的空气、宁静的环境具有诱惑力，使我迷恋，是久住城市的人所享受不到的，由此对散步产生了好感。

当时，我的体重80公斤，超重15kg，个子矮小，显得特别臃肿，与我平素不喜欢运动有关。在乡间的优良环境中，不禁促使我有减肥的想法，就试着晨起“慢跑”锻炼。最初跑200米就气喘吁吁，但感觉心境舒畅。随后就每晨必先慢跑，距离逐渐拉伸到公路上，及至3个月撤回济南前，我已能持续慢跑20分钟，跑速也加快，自我感觉良好，初步尝到了跑步锻炼的甜头。一件趣事：我每晨在公路上慢跑，引起一位蹲在路边抽着旱烟锅的老乡好奇，问我：“你有啥急事？干嘛每天这么个跑法？”我回答是：“锻炼身体啊！”。老乡愕然，似不理解。

坚持慢跑锻炼3个月后，我感觉心肺功能正在增强，这是我这次下乡的意外收获，更值得回忆的是：从下乡慢跑开始，此后我坚持了长距离慢跑锻炼，长达11年之久，体质增强了，工作效率也显着提高（详见后述）。



五、惊心动魄的一次紧急会诊——心肺脑复苏成功

详见【我的琐事回忆】之二----惊心动魄的一次紧急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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