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伤后我患上慢性疼痛医治无效，医生给我判了“死刑”

读者你好，我是耿医生。

一名善解人痛的外科疼痛医生。

在上一篇原创文章中，耿医生谈到疼痛学的实践方法，是“跨（多）学科疼痛管理”（interdisciplinary/multidisciplinary pain management）。

然而，在我有限的了解中，眼下在国内，真正意义上在临床诊疗中正确使用这种方法让患者脱离苦海的疼痛管理（医学）中心，属于“珍惜物种”。

坦率而言，可以说是没有供给。

究其缘由，首先，是多学科协作与学科建制（财务）划分之间的矛盾（利益冲突）；其次，是多学科协作模式与医保付费之间的矛盾；再次，是“身心二元论”与“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学术观念之间的矛盾。

破解之道，第一，是破除利益冲突，回归“以患者需求为中心”；第二，很遗憾，恐怕短期内仍是一个没有解的复杂问题；第三，作为疼痛医生，要主动发声和传播，将未被人们所熟知的，有别于陈旧观念的好的理念广而告之。

今天，我就来践行一下第三点，讲述患者与多学科疼痛管理的故事。

1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的骨科医生告诉我，他对我的疼痛已经无能为力了。

之前，我经历了年复一年的术前预约、脊柱手术流程，以及无数次术后复诊和拍片检查，但那一天，我没有再进行任何的预约——我被传统的医疗体系抛弃了。

我的骨科医生没有安排我再接受一次手术，而是建议我联系一家疼痛管理门诊，去学习如何处理他所认知的医学无法治愈的疼痛。

当他在收费单上写下“建议疼痛管理咨询”时，我能感觉到失败的意味在整个诊室的空气中弥散开来。

他是个好人，我相信他真的为我的病情走到这一步感到遗憾。

当我把收费单交给前台工作人员时，我和工作人员之间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友好地交谈。

一切都静悄悄的。

当我递交我那相当于宣告“死刑”的收费单时，那些平日里热情友好的目光都不自觉地躲闪开了。

他们和我，都陷入了深深的挫败感。

我被放逐到了“荒芜之地”——当疼痛成为生活中永恒的现实时，病人被抛弃的地方。

对于转诊给一位疼痛医生有什么实际意义，我其实持怀疑态度。

但此时，我之前的生活已经一团糟，除了眼前新的尝试机会，我真的别无选择。

我打电话预约了时间。

我的病历将从骨科医生的办公室转来。

我到达时签到，接待人员告诉我他们确实收到了我的所有信息。

她告诉我，传真机花了整整两个小时才把我的病历资料打印完毕，我想这对她来说一定特别难忘。

当我坐下来等待首次面诊时，我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我在心中感叹，大中午的，我为什么落到了和这些一样“支离破碎”的人共处一室的境地？

在那场标志着我求医历程开始的车祸之前，我一直是自己生活的主宰者。

我已经拥有一个兽医学博士学位，并且正在攻读另一个神学博士学位。

在决定探索牧师领域之前，我的兽医职业生涯非常成功。

在转为全职牧师之前，我曾在当地一所大学教授过几年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

就在那场把我带到候诊室的事故发生之前，我是一个拥有 2000 名成员的非营利社工组织的执行董事。

我再次问自己，在工作日的中午，我在这里和坐轮椅的人在一起，和那些稍稍挪动身体就疼得呲牙咧嘴的人在一起，我为何沦落至此？

2

我同情其他等待的人。

作为个体，我对痛苦表示同情，但我不想与他们“打成一片”，不想加入他们。

我不想接我现在被痛苦浸润的生活。

但是，之后我开始回顾过去三四年来，在应对慢性疼痛的过程中，我身上发生的所有变化。

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机能衰退已经有好几年了，但我内心仍有很大一部分无法接受这种永久性的现实。

我不想待在这里，我想工作，想有所作为。

我发现自己在这里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有灵性的人，并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 "为什么是我？"的问题，但现在，当我等待首次面诊时，这个问题又回来了。

我不知道该期待什么。

很久以前，我就决定不再与朋友或家人谈论我的痛苦。

这不是出于委曲求全，而是出于自我保护。

除非有人真正经历过完全扰乱生活的慢性疼痛或慢性疾病问题，否则期望从最亲近的人那里得到任何程度的真正意义上的理解都是痴人说梦。

当他们试图发挥支持性作用时，我能听到的只会是陈词滥调。

这些陈词滥调往往会深深地伤害到极度渴望得到他人理解的病人，而这一点却常常被忽视。

他人真诚的支持往往会让慢性疼痛患者感到被轻视，或将这种经历及其随之而来的巨大损失放大。

这些损失对我来说是什么？

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很难正常地适应新的环境。

疼痛成了我永久的、不受欢迎的“伙伴”，它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我。

我一直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但现在，应对持续的疼痛耗尽了我的动力和对未来的希望。

在疼痛持续的日子里，我无法享受以前生活的许多部分；在疼痛加重的日子里，我甚至无法集中精力阅读或看电影。

我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身体活动现在也变得困难重重。

无论是穿衣服、开车、做家务，还是我们每天要做的数百件事情中的任何一件，现在每项活动都要付出代价。

就好像每天一开始就给了我一小笔精力预算，如何花这笔钱取决于我自己，并且完全没有弹性储备空间。

我想在一天的晚些时候做些什么，我就必须学会在一天的早些时候消耗最少的能量。

作为一个总是精力过剩的人，我很难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方式。

事实上，我对此深恶痛绝。

我开始服用阿片类止痛药，像许多疼痛患者一样，我最初希望这种药能消除疼痛。

但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这种药物所能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减轻疼痛，让我能够以某种有限的方式活动。

当我有些天真地问骨科医生我的情况什么时候会好转时，他都会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

看来，传统医疗体系对慢性疼痛患者的诊疗知之甚少。

当我最终接受了更多学科的治疗后，我发现最初的评估是正确的。

由于疼痛和多次颈椎和胸椎手术，使得我无法重返工作岗位。

我没有通过卫生部获得伤残保险；因此，我被迫申请社会伤残保险。

经过 5 个月的等待，我收到了第一笔款项。

那是令我非常难过的一天。

我感到羞耻，尽管我知道我完全有资格以非常正当的理由加入失业者的行列。

接受社会保障系统的援助意味着我正式加入了这个国家的穷人行列。

面对这种情况，我向自己保证，今后一定会想办法在经济上养活自己。

我意识到自己比很多人都幸运，因为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而且我的生活需求（除医疗外）相对简单。

然而，这也意味着没有人能够支持我——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患病以来，我就失业了，我的积蓄已经被处方药费用和三年多来多次手术治疗的生活开支消耗殆尽。

我无法想象失业给那些需要养家糊口的慢性疼痛患者带来的压力和绝望。

我也很幸运，因为我拥有和他们不同的教育背景。

虽然我无法再回到兽医行业，但我可以继续攻读神学学位，为从事更静态的职业做准备。

我希望未来能从事某种形式的牧师工作，这让我感到欣慰。

然而，由于我知道每天的工作对我的身体都是一种折磨，我对重返有报酬的工作岗位仍缺乏信心。

失业给我的生活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损失。

我从 14 岁起就开始工作，我从工作中获得了成就感和自尊——无论是作为老板/兽医、大学教授还是牧师。

我从未能有幸为人父母，因此我的时间、精力和社交都完全投入到了工作中。

尽管我的精神生活告诉我，我的个体身份远不止于我的职业和工作，但我却无法将这种认识转移到我的情感健康上。

当我完全告别工作时，我才意识到我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我的职业角色联系在一起的。

现在我该如何定义自己呢？

我曾以为我最好的职业生涯还在后头，但现在我有可能再也无法工作了。

我的自信心和自尊一落千丈。

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对未来的前景感到绝望。

这种无望感开始侵蚀我的情绪健康。

失业给我带来的另一个重大损失是我的社交生活。

我是一个公认的工作狂。

我的社交伙伴大多是我的工作伙伴。

即使是关系最好的一群人，他们也会在同事/朋友消失太久后继续自己的生活。

人们通常知道如何应对急性危机，他们会用爱和关怀来接受和应对急性伤病。

在前两次手术中，我得到的帮助远远超出了我的需要。

我的朋友们不分昼夜地闯入我的病房，直到我都记不清那天有多少人来看我。

在家休养时，我的冰箱里装满了准备好的饭菜和零食。

来看望我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帮我打发时间，帮我做家务和其他各种差事。

由于当时我一个人住，很多朋友主动提出 24 小时陪护我，因为这是手术后最初几周的医疗需要。

随着几周变成几个月，唯一的进展就是下一次手术的日期，朋友和同事的反应也变得截然不同。

随着每一次手术和恢复，来访者越来越少。

我的世界变得非常狭小。

我将永远感激那一两个在我身边陪伴我度过这段时光的朋友，但大多数朋友的变化却让我难过了好一阵子。

我已经从他们的“朋友圈”消失了。

来访和电话停止了。

我偶尔会收到一张卡片，告诉我他们在想我，或者其他一些我觉得不再真实的废话。

因此，和许多慢性疼痛患者一样，随着我的身体和情感需求越来越大，我的社会支持网络也越来越小。

即使我已经度过了每次手术后的急性恢复期，重新能够开车和外出游玩，我还是注意到我与朋友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

当一个人被他人视为慢性病患者时，这种角色所附带的“人设”是很难克服的。

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负责任、平等的成年人，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人们的思维会固化在下意识的刻板印象中，不断加强慢性病患者在生活中的“人设”。

这对慢性疼痛患者来说，表现为在做出社会决定时缺乏被尊重或重视。

最终的结果是一种社会排斥，即使活动或外出完全在患者的身体承受范围之内。

我开始感到非常孤独和孤立，这大大加重了我的痛苦。

总结一下我走进疼痛医生诊室那天的生活状况：我痛苦不堪、失业、灰心丧气、孤立无援、绝望、紧张、精神枯竭。

我认为这次就诊是我恢复正常生活的最后手段。

我的期望很低，但我无处可去。

我已经经历过手术、硬膜外注射、根治术和无休止的各种物理治疗。

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来帮助我，但听从骨科医生的建议来看疼痛医生也没什么损失。

因此，在一个 "正常 "的工作日里，我来到了一间候诊室，里面坐满了身体残缺的人。

我确信，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有些人的故事会比我自己的故事残酷得多，而有些人的故事则会更好。

但这并不重要，我们都带着同一个不受欢迎、不请自来的“同伴”——慢性疼痛。

3

当我走进医生的诊室时，所有这些想法都在我脑海中翻腾。

当我们交谈时，当医生认真倾听我过去几年的心路历程时，我能感觉到一丝希望又开始出现了。

对我来说，能有一位专业医务人员花时间充分倾听病人的担忧，在此之前是非常罕见的。

我总是感觉匆匆忙忙，因为我知道他们很忙，而且他们很快就会把注意力从病人身上转移到工作中。

我记得在书上看到，在医生开始发表意见之前，病人与医生交谈的平均时间是 18 秒。

一直以来，在看诊的过程中我并未被看作一个完整的人，而是承载着疾病的用于前往诊室的交通工具。

这次就诊的情况有所不同。

医生询问了我的应对策略以及我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体格检查才开始。

检查结束后，我被要求穿好衣服在医生办公室等候。

医生向我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首先，她解释说有必要增加阿片类药物的剂量，这样我就可以在较低的疼痛水平下工作。

虽然我很不情愿，但我知道，如果我想迈出家门，就必须做出改变。

其次，她答应和我一起寻找对我的情况有帮助的医疗方法。

她告诉我，我们会一起努力，让我恢复一定的生活质量。

她用 "我们 "这个词有很大的力量。

我不知道医生当时是否完全理解这句话对我的意义。

我感觉自己被骨科医生抛弃了，而我一直依赖和信任他。

现在，医生告诉我，她真的会陪着我，和我一起努力。

这句简单的话和它所代表的情感，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第三，她建议我联系她定期转诊的慢性疼痛管理中心。

我对这类项目了解不多，因此她解释说，这是一种多学科的疼痛诊疗方法。

她告诉我，她会继续处理我的病情的医疗方面，但她认为我现在也可以从学习其他疼痛控制技术中获益。

我欣然同意尝试这种方法，办公室工作人员协助我安排了与该项目负责人的首次会诊。

4

我被转介到的疼痛管理中心是由一位疼痛心理医生所领导的，他长期从事慢性疼痛患者的临床工作。

他向我介绍了这项计划的宗旨，即通过学习各种恢复身心健康的技术，帮助慢性疼痛患者重新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

他解释说，第一步是完成一系列测试，以发现任何隐藏的抑郁或焦虑迹象，并开始了解我的性格可能如何帮助和阻碍我的康复。

与我一起协作的工作人员包括心理医生、职业顾问、注册护士、生物反馈治疗师和各种专业理疗师。

我将有时间接受放松和冥想技巧、伸展运动、有氧运动、深层热按摩、水上运动、个人理疗、小组教育计划、个人认知疗法、生物反馈训练和职业咨询。

这个项目需要我全身心投入，因为它每天早上八点开始，晚上四点结束。

无论我早上的疼痛程度如何，我都必须在每个工作日参加治疗。

心理医生提醒我，在中心里，治疗小组能为我的疼痛提供的帮助比我在家里自己能做的多得多。

疗程的长短取决于进展和需要，但我的情况预计大约需要 6 周时间。

我很欣赏这种方法，因为我终于感到自己被理解了。

我早就意识到，我的疼痛已经影响到我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知道我已经找到了一位疼痛医生来帮助我解决慢性疼痛的医疗问题，但我也知道这还远远不够。

与疼痛的斗争让我身心俱疲。

在那天之前，我对疼痛管理中心一无所知；因此，我最初的印象是，像这样的项目确实侧重于采用多学科方法来恢复整体性。

我知道，要给我的生活带来任何痊愈，都需要这样一种全面的视角，因为我已经开始接受疼痛将终生伴随我的事实。

我并不指望疼痛会奇迹般地消失；因此，我知道我必须以某种方式与疼痛 "交朋友"。

我想控制疼痛，我不想继续让疼痛控制我。

在我看来，这就是疼痛和痛苦的区别。

我可能需要接受第一种疼痛（身体上的疼痛），但我不需要在第二种痛苦（心里、灵魂里的痛苦）中度过余生。

我记得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就向项目主任表达了这些问题。

我还告诉他，我有强烈的动机以某种对社会有用的身份重返工作岗位，但我已经精疲力竭，需要得到帮助来理清合理的选择。

我需要恢复自信和自尊。

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感觉，我觉得我的人生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再也不能为社会做出任何重要贡献了。

主任安排我在下周开始学习。

当时还有其他八个人也在参加这个项目。

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和职业领域。

我们在慢性疼痛的性质和持续时间上也有很大差异。

在座的有些人是由他们的工作单位指派来参加这个项目的，有些人是由他们的医生推荐来参加的，还有些人像我一样，已经尝试了所有的传统医疗体系方法，现在准备确定一种更多样化的方法是否会有所帮助。

在自己家中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度过了几年之后，再次与人相处的感觉非常好。

重新有了一些日程安排，感觉也非常好。

虽然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并不特别喜欢紧凑的日程安排，但我发现一个人绝对可以拥有太多的好东西。

我已经习惯了别人对我说，他们是多么羡慕我现在有时间读书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正告任何对慢性疼痛患者说这种话的人，如果让他们在这种生活模式下度过一年或更长时间，我相信，他们不会再把这种生活看作是令人羡慕的自由，而会把它看作是真正的人间地狱。

在采用各种理疗方案之前，他们对我的生物特征进行了测量和记录。

首要目标是加强身体未受影响部位的力量，这样受伤部位就不会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我学到了功能性改变和器质性改变之间的区别。

对于慢性疼痛患者来说，许多活动和动作都会增加疼痛感；但是，这些活动和动作并不一定会对关节、肌肉或组织造成器质性改变。

了解两者的区别至关重要。

了解两者的区别不仅能防止进一步受伤，还能消除对身体活动的，对“吃劲”、发力的恐惧。

恐惧感减少了，对运动的耐受力就会越来越强，从而增强力量和活动能力，减少疼痛感。

我很惊讶地看到，正确的呼吸和正确的姿势这些简单的事情是如何降低我的疼痛程度的。

在我一天的训练中，工作人员会不断提醒我注意呼吸和姿势，努力使其成为习惯行为。

工作人员还会不断提醒我注意自己表现出来的疼痛行为。

"疼痛行为 "是指那些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很疼的面部表情或肢体动作。

它们可能是从椅子上站起来时的龇牙咧嘴或呻吟，也可能是离开房间时的几步跛行。

这些类型的身体暗示没有任何有用的实际价值。

它们看似自然，但也毫无益处。

许多慢性疼痛患者把早期的疼痛行为变成了长期习惯。

也许它们一开始是为了从家人和朋友那里获得同情等二次收益。

无论如何，它们最终都会让慢性疼痛患者周围的其他人感到恼怒和沮丧，并使 "病人"的角色标签永久化。

观察到小组中不同成员在疼痛行为上表现出的差异是非常有趣的。

有的时候，提醒会变得近乎滑稽，因为小组成员意识到在其他慢性疼痛患者面前表现出疼痛行为是多么荒谬，成员之间“卖惨”，毫无意义。

对于我这样一个精力充沛的工作狂来说，疼痛管理计划中的体能部分最困难的地方在于不断提醒我注意节奏。

根据设计，锻炼计划应与拉伸和休息时间穿插进行。

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并不适合我的工作方式。

然而，这对我来说却是必须学习的关键要素，因为这将是我余生执行任务的必要组成部分。

一直以来，我的倾向是尽可能长时间地用力，同时试图压倒所经历的任何疼痛，直到为时已晚，我再也无法控制疼痛。

当我在 30 分钟内而不是指定的 3 小时内完成有氧运动和强化训练时，我就知道自己在掌握节奏方面会遇到困难。

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真正看到这方面的改善，这是我和工作人员感到沮丧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每天早上都会学习放松和冥想技巧，并进行全天练习。

积极想象训练和渐进式放松让我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参加疼痛管理计划之前，我的主要疼痛控制技巧是分散注意力。

我会努力让自己的头脑保持理智，以覆盖疼痛信号。

这在一段时间内是有效的，但当我感到疲劳时，我就无法使用这种方法了。

在传统医疗体系中，充斥着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论。

我经常会把自己的身体想象成一匹马。

就好像我的心灵和身体只是勉强联系在一起，因为我采用的是一种 "心灵高于物质 "的方式来应对疼痛。

这种心灵与身体的极度脱节只会在疲劳来临时导致极度疼痛。

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我开始放松进入睡眠的最初阶段。

然后，我的睡眠模式就会被打乱，以至于我既无法入睡，也无法保持睡眠状态。

放松、冥想和生物反馈训练让我找回了我所缺乏的意识。

我不再压制疼痛信号，而是学会了解读它们。

我开始感觉到肩部、颈部和上背部的紧张。

起初，这并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体验。

我更加意识到脊髓神经根受损导致的肌肉持续痉挛。

生物反馈训练帮助我学会开始放松肌肉，打破从紧张到痉挛再到疼痛的重复循环。

这个疼痛管理项目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项目主任提供的个人认知疗法。

我们很快建立了治疗联盟，合作得很愉快。

我是在中度情景抑郁的情况下参加这个项目的。

失业以及与失业相关的所有生活问题让我特别沮丧。

如果我想恢复以前的自信和自尊，就必须扭转消极的想法。

虽然我绝不是专家，但由于我的职业和教育背景是牧师顾问，我并非不了解认知技术。

我担心我对这些技巧的了解会阻碍我的进步。

心理医生的技巧很快打消了我的顾虑。

在项目期间，我每周都要和他见两三次面。

在过去的三四年里，我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的一切，这对我的治疗非常有帮助。

我可以说出我的失望、愤怒以及对自己被毁掉的生活的沮丧。

我还可以分析我在项目中取得的成功，以及它们是如何为我的未来重建基础的。

我开始意识到，慢性疼痛及其诸多后果对我人生观的影响有多大。

我不想向疼痛屈服，也不想让它控制我。

我以前的应对方式对我不再有效。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新的应对方式，并重新审视疼痛在我生活中的影响力。

这些技巧帮助我重新获得了对生活的控制感。

我不再觉得自己像一艘空船，被海浪翻来覆去。

我获得了一些工具，可以帮助我驾驶这艘船穿过我知道仍会波涛汹涌的水域。

我们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还用来讨论我对职业可能性的担忧。

理疗师可以测量我在力量和调节方面取得的进步，但广泛脊柱融合造成的结构和机械问题限制了我的活动度，使我无法完成任何涉及上身抬举或伸展的动作。

我的手部感觉神经受到了永久性损伤，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损伤还会不断恶化。

尽管我已经选择离开兽医行业，以牧师为职业，但我始终知道，如果有必要，我还可以重操旧业，或者用它来补充可能收入微薄的牧师职位。

我不想接受这条路对我关闭的事实。

能够与一位经验丰富、善解人痛，致力于与慢性疼痛斗争的人谈论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是一种生命的改变。

我认为，任何没有为慢性疼痛或慢性病患者提供有效咨询所需的专业知识的心理医生都没资格参与这种治疗。

我担心不懂疼痛或未经充分训练和缺乏实战经验的医生会给我带来伤害。

当慢性疼痛患者接受了自己的生活已经改变到需要多学科疼痛管理计划提供专业帮助的事实时，他或她已经与传统的医疗体系进行了斗争。

许多医生可能不了解或不理解慢性疼痛及其影响，但他们可能已经给病人看诊了。

病人被转介绍去看心理咨询师的情况很常见。

而这个人可能很少或根本不具备治疗慢性疼痛的专业知识。

患者有可能得到的不是有效的治疗，而是更多的陈词滥调，而这些陈词滥调只不过是用复杂的心理学术语来表达而已。

更有甚者，还会被宣称是“装病”，是“心理问题”，其实疼痛根本不存在。

病人可能因此会变得更加绝望和气馁。

他或她甚至会开始觉得没有人相信他们。

疼痛体验是一种公认的主观体验。

只有病人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经历，但任何慢性疼痛都会因为怀疑或不相信的态度而变得更加严重。

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评估。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抑郁症的治疗流程就会开始，而慢性疼痛-抑郁共病才是根本原因。

需要专业人士认识并了解根本原因，才能阻止这种错误流程。

不幸的是，我曾遇到过太多的慢性疼痛患者，他们被困在传统的精神心理医疗体系中，而没有被转介到多学科疼痛管理项目中。

当我在疼痛治疗项目中达到了能够考虑可能的职业选择的阶段时，我开始与治疗小组的职业顾问会面。

作为一名经过认证的职业顾问，他可以回答我许多有关就业的问题。

经评估，我可以有限度地兼职重返工作岗位。

我对这一计划相当焦虑，因为我知道我需要一个包含医疗福利的职位。

在与职业顾问讨论了一段时间后，我的情绪跌入了低谷。

我觉得自己被社会保障体系和美国医疗保健体系打败了。

即使我拥有不同寻常的专业和教育背景，我的选择似乎也非常有限。

在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障局提供的医疗福利的同时，我的收入上限非常低。

因此，为了买得起个人医疗保险，我似乎需要无视体检合格证明来从事有限的兼职工作。

职业顾问帮助我试图找到一份提供团体医疗保险的兼职工作，但没有取得多大成功。

我唯一的选择是重新回到兽医行业，从事兼职工作，赚取足够的收入来购买个人医疗保健服务。

但由于我的病情，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人同意这个方案。

我决定继续与职业顾问合作，直到项目结束，看看是否会出现其他可能性，但我为自己未来的经济和医疗保障焦虑不安，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

令人惊讶的是，情绪压力的增加竟然如此迅速地影响了我的疼痛程度。

在压力和疲劳的作用下，肌肉会收紧，痉挛会变得更广泛、更剧烈。

我不再需要说服自己相信身心之间的联系，但我体验到了这种额外的强化。

在压力和疲劳状态下工作时，能量消耗也会增加。

由于慢性疼痛会产生自身的能量消耗，我变得更容易疲倦。

我继续强迫自己完成计划中的调理环节，但没过多久，我也遭遇了身体上的挫折。

我在治疗池中做轻微的伸展运动时，拉伤了一些紧绷的肌肉。

这种额外的疼痛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得以克服。

我更加努力地通过放松和生物反馈来控制身体对情绪压力和新增疼痛的反应。

我吸取了一个艰难但宝贵的教训，今后不能让情绪压力支配我的思维。

尽管这项疼痛治疗计划是多维的，但我相信有一个重要的自我方面被忽视了，而这应该是每项疼痛治疗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传统医疗体系相比，这项计划成功地消除了身体与心灵之间错误的二分法。

然而，作为一个有灵性的人，我相信完整和健康还与灵魂息息相关。

卡尔-荣格认为，40 岁以上的人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实际上都是一个灵魂问题。

我想补充的是，与慢性疼痛抗争的人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实际上都是一个灵魂问题。

慢性疼痛攻击人的核心。

它不分学历、社会地位或宗教信仰。

无论是否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述，每个慢性疼痛患者最终都需要面对自己的内心。

不这样做的人永远无法达到与这样做的人相同的治愈水平。

疼痛强烈地提醒我们，人类的脆弱和死亡不容忽视。

它让我们回到日常生存的原始状态。

慢性疼痛人群中自杀意念高发并非巧合。

是什么驱使了这种想法？

我相信这因人而异。

但是，如果一个人每天都不得不面对他或她自己内在的提醒，即这种生活可能带来的痛苦，那么他或她就有一个选择留在这种生活中的理由。

这个理由既不是来自身体，也不是来自头脑，而是来自灵魂。

如果一个人从未踏进过教堂、大教堂、犹太教堂或清真寺，那也没有关系。

每个人都对永恒或无常有一定的理解。

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发展自己的精神现实感。

即使是对精神领域的否定（唯物主义），也是个人设计的一种信仰体系。

5

自从我开始参加多学科慢性疼痛管理项目以来，已经快 3 年了。

此时此刻，我在那里的经历大约是我慢性疼痛旅程的一半。

我的生活仍在继续变化和发展，但现在我的慢性疼痛已经不再是我的主宰，而是我的伙伴。

我夺回了生活的主导权。

这并不是说我的身体已经痊愈。

事实上，由于脊柱持续退化，我现在所承受的疼痛可能比参加项目时更加剧烈。

但我从疼痛管理项目中获得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应对慢性疼痛的工具。

事实证明，我所获得的工具和资源是我开始积极重建生活的基础。

我将每天的生活节奏扩展为我的生活哲学。

当我选择在某件事情上花费精力时，它就是一个优先事项。

我们每天做的事情中有很多都是不必要的精力浪费。

我将继续努力发掘我生活中的这些方面，试图将它们最小化或干脆丢弃，这样我就能专注于我所选择的道路。

随着生活变得越来越忙碌，我有时必须停下来提醒自己保持良好的呼吸和姿势等基本要素。

我试图将这些技巧融入自己的潜意识，使之成为习惯，但并不总是成功。

在有压力的时候，我必须集中精力学习许多冥想、生物反馈和放松技巧，这些技巧是我在课程中开始学习的，我还在学习过程中加入了其他技巧。

我的个性和家庭影响是我进行适当自我保健的两个最大障碍。

我是一个典型的任务目标导向型的人。

我常常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来照顾自己，但我仍然倾向于先逼迫自己，然后再放松。

当这种情况开始成为一种模式时，我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仍然希望，有一天我会有智慧去做那些我知道是正确的事情。

回想起来，我意识到在那段时间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而这些并不一定是学习慢性疼痛管理的初衷。

例如，那 6 周时间教会了我如何重新建立人际关系。

每当我回忆起在参加这个项目之前我是多么的孤立无援，我仍然会不寒而栗。

由于该计划要求我投入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我不得不摆脱待在家里的困境，对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绝望。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找回了在手术康复期间失去的一些活力。

我还找到了自信，这是我迈出人生下一步所需要的，这样我就能再次为帮助他人做出贡献，这对我来说一直都非常重要。

有了这种改变，我对自己健康的内在关注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对他人的外在关注扩大了。

对我来说，这是重新变得更加完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承认，现在我在选择朋友时要比在面对慢性疼痛之前更加谨慎。

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不再有精力去培养大量的新关系。

取而代之的是，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对我最重要的积极的人和关系上。

我所从事的职业每天都要与许多人打交道好几个小时。

工作结束后，我独处的时间是选择性独处，而不是被迫独处。

由于我的精神信仰否认运气的存在，所以我永远感谢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我有机会成为那个慢性疼痛治疗项目的病人。

我接触到了一些人，他们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甚至可能拯救了我的生活。

我对这些人充满了敬意、爱戴和钦佩，其中包括我的疼痛医生和在我参加训练期间担任疼痛治疗项目主任的人。

在我人生旅途的关键时刻，我非常需要希望、人文关怀和勇气。

一个每天与慢性疼痛打交道的人如何知道有效的治疗是何时开始的？

我只能为自己回答这个问题。

这又回到了疼痛和痛苦之间的区别。

这两个词经常被用作同义词，如果定义得当，它们将成为治愈的标志。

如果定义仅局限于身体上的疼痛和痛苦，那么疼痛是身体受到伤害后引发神经系统疼痛通路的生理反应，而痛苦则是对如何看待这种疼痛的情绪反应。

因此，一个人可以有身体上的疼痛，但不会因疼痛而痛苦。

如果能从疼痛体验中去除一些负面内涵，就会出现这种愈合。

当一个人学会在没有不切实际的预期的情况下承受慢性疼痛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为了做到这一点，慢性疼痛患者必须在希望和恐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希望疼痛会消失，又害怕自己没有力量忍受疼痛。

自相矛盾的是，只要慢性疼痛患者坚持希望自己的生活不再疼痛，那么他就永远不会获得自由。

自由只来自于内心的平静，知道接下来的一切都是可控的。

慢性疼痛并不需要被视为一扇紧闭的门。

当人们把慢性疼痛看作是通往更深层次、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的入口时，有效治疗就开始了。

6

这名美国慢性疼痛患者心路历程至此就告一段落了。

疼痛，是人类共通的语言。

他的故事让我回想起我自己诊治过的一位手术后慢性神经病理性疼痛患者，虽然是发生在地球的不同两端的故事，他们的经历却非常相似。

和美国患者所叙述的类似，他在术后由于长时间的疼痛折磨，精神几度崩溃。

工作、生活、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都变得一团糟。

也同样遭遇了糟糕的，不懂疼痛的心理干预。

被声称“你的疼痛就是心理问题”。

而我，是后来他“病急乱投医”过程中遇到的。

耿医生在线下线上不断鼓励他，想要帮助他重拾信心。

然而，事与愿违。

由于过去的就医经历，使他的治疗风险偏好变得极度保守，无法再承受任何可能再次击穿希望与预期的治疗，最终不了了之。

每当想起他的事情，我都感到无比遗憾。

所以，在未来的工作中，我的目标是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找到一群专业可靠，互相信任，亲密协作的医护团队伙伴，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疼痛管理中心。

希望医生和患者，都不再留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