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抗癌研究必须向微观方向发展才可能取得突破
园子里有对中医中药治疗恶性肿瘤感兴趣的同仁，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大家讨一下如何有效提高中医中药治疗恶性肿瘤的疗效。
中医药抗癌研究必须向微观方向发展才可能取得突破
著名中医专家邓铁涛曾经说过：“由于多种原因，中医的临床水平并未因国家重视中医、对中医事业大量投入资源而相应地提高，相反，不少中医院住院病人的中医治疗率、中医治愈率都大有江河日下之势！临床水平的下降，已成为中医药发展的最大障碍。”（《肿瘤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主编：刘伟胜、徐凯，邓序）。笔者分析，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二个，下文将对此进行详述。
一是表层原因。中医中药现在主要用于治疗西医定义的疾病，使用西医评价疗效的标准评价疾病治疗的疗效。但是中医中药治疗西医定义的疾病普遍疗效不佳。中医中药治疗恶性肿瘤的现状也是如此。这是造成中医临床水平下降的表面原因。实际上，不少西医定义的疾病中医很早就认识到了，当然，中医对相同疾病的定义没有西医那么精准。例如，《内经》记载的噎嗝（其中包括了食道癌）、《内经》记载的消瘅（其中包括了糖尿病）等等。其中乳腺癌最有说服力，在隋朝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中就已经意识到了乳腺癌这个病。公元1237年，宋朝陈自明在《妇人良方大全》中已经将乳腺癌与乳痈区分开来，并强调：“名曰乳岩，为难疗”。到了公元1617年，明朝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对乳腺癌的描述与现代医学基本上类同，但是在治疗上，他的结论是:”凡犯此者，百人必百死。清心静养，无罡无碍，服药调理，只可苟延岁月”。中医在隋朝就发现了乳腺癌，宋朝的中医对乳腺癌就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明朝的中医在宏观上对乳腺癌已经有了精准的认识，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医对乳腺癌的治疗并不优于西医。对于一种疾病，成百上千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这期间，中医名医辈出，却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还有近些年来，不少中成药（其中包括抗癌中成药）纷纷出国申请临床试验，至今未见成功通过国外临床试验的报道。对此情况，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中医对疾病和中药的认识方式和方法存在缺陷。
二是深层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中医药学属于宏观医学，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灵魂，所谓的司外揣内、见微知著、以常衡变是中医辨证的基本方法。虽然“有诸内者，必形诸外”，但是宏观证候（外）与微观病因（内）是一对多的关系，举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常用的补肺阴药有十几味，据此可以说，机体肺阴虚至少有十几个微观病因，甚至可能更多，当然也可能少一点，但是肯定不止1个。也就是说宏观症候同为肺阴虚的，其微观病因可能不同，此肺阴虚非彼肺阴虚。西医也存在类似情况，现在研究已经证明，组织学完全相同的肺腺癌涉及到十几个不同的突变基因，每个不同的突变基因都能导致组织学完全相同的肺腺癌。引入一个数学概念，中医的诊断就是平面诊断，病因就在某一范围内，不清楚具体在那一点或那几点。直白地说，由于不清楚证候的微观病因和病机，并且无法借助科学的方法和仪器检测微观病因和病机，中医的辨证诊断具有相当大的盲目性。这是中医治疗西医定义的疾病普遍疗效不佳的第一原因。
第二、中药药理学的发展缓慢，一是只有少数中药的微观作用机理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面对众多的西医疾病，这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在常用的中药和方剂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不高，时常出现中药药理学研究的结果与临床应用的疗效相冲突。不知道是不是笔者孤陋寡闻，笔者至今未见到单味中药或中药方剂作用于EGFR、ALK、ROS1、BRAF V600、RET、MET14、NTRK1/2/3等靶点的报道。二是系统研究的中药仅是少数，据肖培根教授统计，国内登记在册的中药材有12800多种，但是常用的中药仅有400种左右，《中国药典···临床用药须知·中药饮片卷》只收录了600多种中药。也就是说面对众多西医定义的疾病，微观作用机理比较清楚的治疗中药竟然不到零头，这是不可思意的事情。反观西医西药，每年都有大量药品上市。只要疾病的病因病机被搞清楚了，大多数情况下，药品研究都能及时跟进。大家可以去看看央视科学频道的一个节目—《顶尖科学·化学里的“灵丹妙药”》，你就会深有感触。
第三、中药方剂作用极其复杂，每味中药都含有多种有效成份，而中药方剂少则几味中药，多则十几味甚至几十味中药，其作用是极其复杂的，甚至一味中药就能改变一个方剂的作用。中药的作用已经具有了系统的特点——整体涌现性，即当数个个体组成一个系统时，这个系统就有可能出现每个单独个体所不具有的作用。中药作用属于“积木组合”，不是“砖块组合”，搭错了关键的一块，全部垮塌。
这三个因素严重制约了中医对疾病和中药的认识水平，导致中医对许多疾病的病因病机缺乏完整准确的认识，对中药的微观作用机理认识不清，疾病的诊治研究进展缓慢。
中药方剂有效成分众多，对机体多个靶点同时施加影响，其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西药由于成分单一，作用靶点相对简单，只要把用药剂量和品种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其作用呈现线性特征。这就好比治疗同种疾病，西医只需要求解一个2~5个未知数的一次方程，而中医却需要求解一个由数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未知数组成的高次方程。中药方剂的这种非线性特征使得古代医家百思不得其解，只好给中医中药披上“博大精深”的外衣，以示问题不易解决。
西医总是能及时把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博大精深”的复杂问题降阶还原成简单的问题，将简单的问题降阶还原成单一的问题，结果把复杂的非线性问题变成了线性问题，使问题顺利得到解决。以肺癌为例，西医不仅已经明确了肺癌的病理组织学类型，而且还搞清了部分肺癌的突变基因。由于搞清了突变基因的空间结构，借助于计算机辅助设计，抗癌药物的研究也进入了快车道，靶向抗癌新药层出不穷，疗效越来越高，不良反应越来越低。反观中医把肺癌分成几个症型，如气虚型、阴虚型、气阴虚型、痰湿（热）型等后，就再也不能降阶还原下去了，其结果是，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几乎没有明显降低，仍然是“博大精深”，研究者依然是如入迷雾森林，不知路在何方。
症候的微观病因病机不明，中药的微观作用机理不清，中药方剂的作用机理太过复杂，所以中医治疗疾病只能通过“黑箱试错法”和排除法反复调整方剂，说的通俗点就是“猜猜看”，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老中医也很难一箭中的。这导致中医治疗西医定义的疾病普遍疗效不佳，临床治疗水平下降。
通过上述客观分析，我们就知道了中医临床治疗水平下降的原因。情况的严重性是这些问题短期内很难得到解决，西医的迅速发展正迫使中医逐渐退出对西医定义的疾病的诊治，例如大多数感染性疾病，更多疾病中医的诊治率也在下降中，从主角变成配角，甚至变成跑龙套的路人甲。
上述客观分析同时说明，依靠医者的大脑和五官从宏观上把握疾病的病因和中药的作用机理，从而有效地治疗西医定义的疾病，是一件极小概率事件。否则古代医家和先辈们早就把那些疑难杂症解决了，根本不需要我辈在此苦苦探寻。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破解中医临床水平下降的唯一正确选择就是，中医中药研究必须向微观方向发展，研究中医证候的微观病因病机和中药的微观作用机理。中医药目前面对的形势确实很严峻，但是笔者感觉尚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下文就以中医药抗癌研究为题展开讨论。
笔者长期参与中医药抗癌的诊治和研究追踪，发现除了上述三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外，中医药抗癌疗效普遍不佳还有自身的原因。
中医抗癌研究的思路存在问题，甚至说是南辕北辙。我们知道肿瘤治疗药物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能直接杀灭或抑制肿瘤细胞；二是能通过激发机体的免疫系统杀灭或抑制肿瘤细胞；或二者兼具。但是临床的实际情况却是，在抗癌中药方剂内普遍存在抗癌中药与促癌中药共存一处，免疫增强中药与免疫抑制中药共聚一堂。临床实践证明，抗癌中药和免疫增强中药不易建功，促癌中药和免疫抑制中药容易犯错。一、两个促癌中药或免疫抑制中药就能抵消一个有效的抗癌方剂的抗癌作用，甚至能抵消掉化疗药物、靶向药物的抗癌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不仅中医药抗癌研究进展缓慢，而且中西医结合抗癌研究也没有实质性突破的根本原因。
尽管刘嘉湘教授70年代就提出了“扶正抗癌“的理念，差不多同时期于尔辛教授在研究中医药治疗肝癌的过程中发现，在健脾益气、活血化瘀、清热解毒这三种治疗肝癌的中医药疗法中，使用健脾益气疗法的肝癌患者生存期明显长于使用活血化瘀、清热解毒疗法的肝癌患者。
中医所说的“扶正”主要指的是补气、补血和补肾。但是补气药中的甘草就是以免疫抑制为主的免疫调节剂，肿瘤患者不宜使用。补血药中当归是促癌药，白芍是以免疫抑制为主的免疫调节剂，肿瘤患者不宜使用。不少补肾阳中药肿瘤患者都不能使用。
开始时有人试图通过联合用药，抵消当归等中药的促癌作用，保留当归等药物的补血作用，但是后来未见相关研究成功的报道。
显然按照中医传统理论，笼统的“扶正”是不可取的。在中医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就通过调整证型来规避这些中药。2000年以前，中医肿瘤专业的书刊关于肺癌的证型还有气滞血瘀和气血双亏，但是以后的书刊这两个证型都没有了。这不是临床上没有这个两个证型的患者，而是不能按照这两个证型治疗。更有意思的是，徐振晔教授发现气血双亏型肺癌患者按照补气益精疗法治疗疗效更好。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人发现，活血化瘀治疗恶性肿瘤，绝大多数情况下疗效不佳。
现在仍然使用补气养血、活血化瘀治疗肺癌的医师不是小白就是菜鸟。说实话让中医专业的毕业生去治疗西医定义的疾病实在是为难他们了。他们学的一部分中医专业知识与临床的实际情况完全冲突，不经过脱胎换骨，很难适应这种角色转换——应用中医中药治疗西医定义的疾病。
现在肺癌的中医证型只有气虚、阴虚、气阴虚、痰湿和痰热。问题又来了，因为每个证型都有很多证状，比如咳嗽、咳痰（包括痰白、痰黄）、心包积液、胸腔积液、骨转移等，还有恶心呕吐、纳差、腹痛、腹胀、腹泻、便秘等等。这些证状都需要药物治疗，而在这些药物中也存在促癌中药和免疫抑制中药，所以中医药抗癌是处处有陷阱，路路有地雷，稍有不慎不是掉进坑里就是引爆地雷。
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无解了呢？不是的。前文说过肿瘤的药物治疗要求药物能直接杀灭或抑制肿瘤细胞，或能通过激发机体的免疫系统杀灭或抑制肿瘤细胞；或二者兼具。所以笔者当年就提出了“中医药抗癌的四项原则“，即有针对性的抗癌，不使用免疫抑制中药，不使用损伤脾胃功能的中药，方剂整体上符合中医辨证的要求。后来感到还要增加不使用促癌中药和致癌中药这一条，那就是“中医药抗癌五项原则“了 。临床实践证明，按照“中医药抗癌五项原则“的要求，谨慎地挑选中药组方，能够避免大多数的陷阱和地雷。但是对于同样的中药或方剂，不同的人研究的药理学结果有时不同，确实很难判断谁是谁非。这时只能祈求上天眷顾，希望选中的药物不出现药理学结果与临床疗效发生冲突。如果这一条也通过了，那么组方就成功了。根据笔者临床观察，抗癌有效的中药方剂大多数能达到SD，能达到CR、PR极为少见。笔者有的患者不能耐受中药汤剂之苦，时常自行停药，有的患者停药两周亦未出现肿瘤反跳，甚至有一个肺癌脑转移的患者，自行放弃治疗，停药13月后才去世。笔者临证发现有的抗癌方剂由于免疫增强功能过强，已经导致了免疫性疾病，如神经性皮炎，但是肿瘤仍然稳定。
目前在短时间内搞清楚中医证候的微观病因病机、大多数中药的微观作用机理、以及中药方剂的非线性特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当前让中医中药精准地治疗西医定义的疾病无法实现。但是通过前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医药治疗西医定义的疾病中，只要不出现方向性错误，就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方剂，实现“模糊精准治疗”。进一步地研究获得的有效方剂，搞清方剂的微观作用机理和配伍规律，就有可能在相关疾病的研究中找到突破口，使中医中药治疗西医定义的疾病从“模糊精准治疗”走向“精准治疗”。
西医学原来也是宏观医学，西医学正是借助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和方法，从宏观走到了微观，才有了今天的辉煌成就。中医很早就一直参与诊治西医定义的疾病，但是时至今日未见比肩西医疗效的系统报道。所以中医学必须从宏观走向微观才能生存发展，否则中医中药几乎不可能整体摆脱目前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