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农药看医生、在大庭广众下自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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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上午，一对夫妻来复诊。他们已经跟我打交道有十余年了。病人是这位妻子。她是一位文盲，最早的诊断考虑是癔症，后来被诊断双相障碍，服用碳酸锂、喹硫平和氯硝西泮治疗，病情有几年是非常稳定的。近3年因为跟丈夫关系差，觉得丈夫有外遇、不关心她，还发现血糖偏高并伴周围神经病变，她自己私自停了几次药，出现偷偷喝酒、半夜出去偷别人家的东西现象，有过几次被人报警的经历，诊断考虑冲动控制障碍。

这次，他们夫妻进了诊室的门，病人坐下之后就拿出两个瓶子说：“包医生，我把农药买好了，不想活了。”这位丈夫显得有些好奇。我于是从她的手中把农药瓶拿走，给她心理安慰，并调整了药量，并一再嘱咐该丈夫做好安全管理、必要时住院治疗。

其实，这位女士曾经多次是自己一个人来就诊的，她希望我跟丈夫说说能关心一下她。所以，这位女士这次带农药瓶一起与丈夫来就诊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从医疗的角度，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行为的背后是渴望被关注。这就应了一种观点：自杀和自残的人并不是真正地想死，而是在运用自杀和自残的行为在求救。遗憾的是，这种方式很容易酿成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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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遇到一位小学三年级的男孩，只要家长不帮他向老师请假、不让他玩游戏，他就喝农药，每次也不喝多，喝上1口之后再告诉父母。就这样，这孩子在2个月内只上了5天的学，搞得父母焦头烂额。父母希望有什么药能治好孩子的“病”。

此外，我还遇到一位初中女生。她曾经因为情绪不好在服用抗抑郁药舍曲林治疗，也处于间断请假状态。有一次上课时，班主任说：“现在的心理医生都是扯蛋，不要相信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抑郁症，都是不想上学而已。”这位女生觉得老师在嘲讽自己，就拿出口袋里的药物，当着全班的同学和老师的面，把一板药物（14颗）全部吃下去。事后，她又觉得很没面子。她在父亲的陪同下，在我的诊室里问：“包医生，你觉得我有心理疾病吗？”我告诉她：“这得决定于我们看问题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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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在《走出绝望：心理医生教你摆脱抑郁的折磨》这本书中所概括，自杀有四种主要类型：1、抑郁性自杀，2、躁狂性/分裂性自杀，3、强迫性自杀，4、冲动性/不由自主的自杀。

从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角度说，与自残本身有关的自残行为与许多成瘾的背后机制类似，是当事人通过自残来寻找存在感、摆脱存在性困境的自我“疗愈”行为。这种行为之所以能减轻内心的痛苦是因流淌而出的鲜血代替了泪水。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自残行为类似于“神判行为”，都是主体为了寻找存在的权利而强加给自己的考验，并且由来已久。例如，在玛丽•居雅尔（1599-1672）的告解中就有所体现：“以前我就开始了苦修，这一切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在东方某些宗教的文化中，苦修的目的是为了“脱苦”。中国古代的女人裹小脚现象或许也是存着着“通过自残来寻找存在感”的成分。

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自杀和自残，都需要高度重视，以免引起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