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人脂质蓄积指数与高血压发病的相关性：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
慢性病具有起病隐匿、发展缓慢、病程迁延等特点，其中高血压是居民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血压控制不当会引起脑卒中等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研究表明，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主要的危险因素［1-2］，在我国居民慢性病死亡原因中，心脑血管疾病引起的死亡仍然是第一位的［3］。随着医疗卫生政策的不断完善，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的工作模式正在由“以治病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健康为中心”，高血压作为居民常见病，是可防可控的［4］。《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3］表明2018年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达27.5%，男性、女性分别为30.8%、24.2%，与2015年相比，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因此，高血压疾病的人群防控仍然是目前需面临的公共卫生问题。众多研究证实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家族史、缺乏身体活动及肥胖等，其中肥胖，特别是腹型肥胖，与高血压发病关系密切［5-6］。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腹型肥胖率为29.3%，男性腹型肥胖率为30.1%，女性为28.5%［7］。中国营养学会第十五届全国营养科学大会报告中指出1993—2018年我国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8~35岁成年人腰围及中心型肥胖率均呈上升趋势，男性腹型肥胖率从4.40%增至5.49%，女性从6.33%增至18.31%［8］，由此可见，我国成年人腹型肥胖问题突出。人体多余的脂肪以三酰甘油（TG）的形式游离在血液中或储存到全身组织中受基因调控［9-10］。传统衡量人体脂肪蓄积的指标有腰围、TG、腰高比等，腰围受身高影响，不能很好地区分皮下及内脏脂肪分布，而TG仅能反映空腹状态下血液中的脂质水平［11］。2005年KAHN［12］综合腰围及TG两个指标提出了新型评价腹型肥胖的指标脂质蓄积指数（lipid accumulation product，LAP），该指标综合了解剖学、生理学及人体脂肪分布的性别差异，能更好地预测心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等常见慢性病的发生［13-16］。既往LAP与高血压发病关系的研究结果各不相同，本研究拟通过前期建立的贵州省自然人群队列数据库，探讨自然人群中LAP与新发高血压的发生风险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建立贵州省自然人群队列研究数据库，该研究项目于2010年启动，对贵州省境内抽取的12个县（区）48个乡镇共9 280人开展基线调查。研究对象入选标准：（1）年龄≥18岁；（2）调查地区常住居民，居住时间≥6个月，且随访期间无搬迁计划；（3）能配合完成基线资料收集、随访调查问卷、体格检查及采血；（4）基线调查时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对象排除标准见图1。
本研究经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审批号：No.S2017-02）。2016—2020年对研究对象开展随访调查，完成队列研究中随访调查对象共7 881人，失访1 399人（15.08%），随访率为84.92%。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队列研究的设计，共排除5 506人，最终纳入3 774人，研究对象纳入流程见图1。
1.2.1 基线调查：调查人员均通过省级统一培训，研究对象通过统一标准化的问卷开展调查。基线调查内容包含个人基本信息（年龄、职业、性别等）、个人生活方式行为（吸烟、饮酒、膳食模式等）、慢性病相关家族史等。
1.2.2 随访调查：调查人员对调查对象分别于2016年和2020年开展随访，随访内容与基线调查内容保持一致。在随访调查期间，以新发高血压事件作为随访结局，随访期间未患高血压、中途失访或其他原因退出本研究的人群数据均作为统计学分析时的截尾数据处理。
1.2.3 体格检查及实验室检查：在2次随访调查的现场调查中，随访人群的体质量、血压、腰围等身体测量参数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采用统一的体测设备测量。每项身体测量指标均重复测量3次，并使用欧姆龙医用电子血压计统一测量研究对象的血压值，测量间隔为1 min，取差值≤10 mmHg（1 mmHg=0.133 kPa）的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随访对象的最终血压值；若连续3次测量的血压差值较大，则取2次相近的血压值的平均值作为最终血压值。每个随访对象测量前均需禁食至少8 h，通过采集随访对象的静脉血，测定血脂检测结果，检测项目包括总胆固醇（TC）、TG。
1.2.4 指标定义及标准：（1）高血压定义为收缩压（SBP）≥140 mmHg和／或舒张压（DBP）≥90 mmHg或随访期间使用降压药物或医生自我报告诊断过高血压，或两者同时存在。（2）油摄入过量定义为摄入量>25 g/d。（3）盐摄入过量定义为钠盐摄入量>5 g/d。（4）有害饮酒定义为男性≥61 g纯酒精，女性≥41 g纯酒精的饮酒行为。（5）现在吸烟定义为调查时存在吸烟行为。（6）根据职业劳动量分为体力劳动及脑力劳动。（7）LAP计算公式如下，LAP（男）=［腰围（cm）-65］×TG（mmol/L）；LAP（女）=［腰围（cm）-58］×TG（mmol/L）。（8）高血压家族史定义为随访对象的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患有高血压。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及R 4.0.3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P25，P75）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LAP与人群高血压发病的相关性，采用Schoenfeld residual法进行等比例风险假设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基线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3 774名成年人进行分析，其中新发高血压患者806例（21.36%），无高血压者2 968例（78.64%）。两组研究对象LAP、LAP分布、性别、年龄、居住地、职业类型、现在吸烟、有害饮酒、油摄入过量、腰围、TG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高血压家族史、盐摄入过量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LAP与人群新发高血压发病风险相关性分析
计算LAP，将研究对象按照LAP四分位数分为Q1组（LAP≤8.08%，198例）、Q2组（LAP 8.09%~16.20%，238例）、Q3组（LAP 16.21%~32.12%，297例）、Q4组（LAP≥32.13%，394例）。在未调整因素的模型1中，以Q1组为参照，Q4组人群高血压发病风险为1.51倍（P<0.05）；模型2调整了年龄、性别、居住地、职业类型，Q4组人群高血压发病风险为Q1组的1.46倍（P<0.05）；模型3调整了性别、年龄、居住地、职业类型、现在吸烟、有害饮酒、盐摄入过量、油摄入过量，Q4组人群高血压发病风险为Q1组的1.43倍（P<0.05），见表2。
2.3 LAP水平与高血压发病风险剂量-反应关系
总人群LAP水平与高血压发病风险之间存在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非线性=0.004），见图2。
2.4 不同亚组人群中LAP水平与新发高血压发病风险的相关性
在男性人群中，Q1~Q4组高血压的发病人数分别为74、95、114和120例，在模型3中，以Q1组为参照，Q3、Q4组高血压的发病风险增加（P<0.05）。在女性人群中，LAP水平与高血压发病风险关系不明显（P>0.05）。
在18~45岁人群中，Q1~Q4组中高血压的发病人数分别为85、87、102和129例，在模型3中，以Q1组为参照，Q4组高血压的发病风险增加（P<0.05）。在46~60岁人群中，Q1、Q2、Q3和Q4组中高血压的发病人数分别为66、65、76和84例，在模型3中，以Q1组为参照，Q4组高血压的发病风险明显增加（P<0.05）。在≥61岁人群中，LAP水平与高血压发病风险关系不明显（P>0.05）。
在职业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人群中，Q1、Q2、Q3和Q4组高血压的发病人数分别为146、164、166和198例，在模型3中，以Q1组为参照，Q4高血压的发病风险增加（P<0.05）。在以脑力劳动为主的人群中，Q1、Q2、Q3和Q4组中高血压的发病人数分别为18、31、35和48例，在模型3中，以Q1组为参照，随着LAP水平的增高，高血压的发病风险逐渐增加（P<0.05），见表3。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人群LAP与高血压发病风险呈剂量-反应关系，随着LAP水平的增高，高血压的发病风险增加，结果与一项关于LAP横断面研究的结果相似［17］。国家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4］文件指出，疾病预防要立足医疗机构慢性病健康管理和诊疗服务，要求持续推进心脑血管疾病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工作，做好人群个体化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综合评估工作，拓展心脑血管疾病机会性筛查。目前大多数体检机构及健康管理中心在人群体检时基本能实现腰围、血压、血脂等体检项目，随着人们健康理念的提高，健康管理服务也需要不断加强，体检机构或基层医疗机构在提供健康管理时，可结合LAP评估高血压风险人群，做好高血压风险人群评估管理，无论是对个人或健康管理机构都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对不同性别、职业人群的亚组分析结果发现，男性、中青年人群及从事脑力劳动人群中，LAP水平增加与高血压发病风险相关。研究表明，LAP与高血压、代谢综合征等密切相关［18-19］。男性和女性脂肪储存分布存在差异，男性脂肪主要分布在腹部，而女性的主要分布在臀部等躯干部位［20］。一项评估中国健康体检人群腹部脂肪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男性内脏脂肪面积高于女性，而女性的皮下脂肪面积高于男性［21］。本研究中，男性人群的LAP高分位组人群高血压发病风险是低分位组人群的1.62倍，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2］，在女性人群中则表现不明显，这可能与女性患者内脏脂肪分布较少，LAP水平相对较低有关，此外，还可能与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更加注重健康生活方式行为有关［23］。本研究发现LAP与中青年人群高血压发病风险有关，而与老年人群发病风险无关，可能原因是二者高血压发病机制不同，研究发现中青年人群高血压发病机制主要是交感神经及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RAAS）系统的激活［24］，在腹型肥胖患者中，脂肪的体表分布主要以内脏脂肪增加为特征，内脏脂肪蓄积会引起RAAS系统的激活，从而引起血压升高［25］。本研究还发现，从事脑力活动人群中，高分位组LAP人群高血压发病风险是低分位组发病风险的2.60倍，原因可能是脑力活动人群身体活动少，腹型肥胖发病率高［26-27］。因此，对于从事脑力活动人群，日常生活中要增加主动性身体活动，进一步减轻内脏脂肪聚集，降低高血压患病风险。
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本研究中LAP虽然是被公认的评价腹部脂肪蓄积的指标，但计算依据来源于美国营养调查人群，能否更好地评价中国人群尚需更多的纵向研究验证；此外，本研究中研究对象来自西南地区，尚未考虑不同人群饮食结构模式对计算LAP的影响，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结合西南地区饮食模式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LAP作为一个评价腹型肥胖的简便指标，对高血压的发病风险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可作为基层医疗机构或体检机构在健康管理服务中做好高血压高危人群的筛查指标。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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