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儿科学发展简史

中医儿科学是以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为指导，以中医药防治方法为手段，研究小儿生长发育、预防保健和疾病诊治的一门临床医学学科。

中医儿科学渊源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中医学，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随着整个中医学发展而不断发展起来的。荟萃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养育小儿和防治疾病的丰富经验，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临床实践体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医儿科学的萌芽期（远古~南北朝）

中国儿科医学源远流长。远古时期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考古发掘出的“北京人”平均年龄只有14岁，所以说，中华民族早期的医学积累多数就属于儿科学的范围。在出土的4000年前商代殷墟甲骨文中记载了20余种病名，其中涉及儿科的有“龋”（龋齿）、“蛊”（寄生虫病），直接记载的小儿疾病有“贞子疾首”，是指商王武丁妹妃之子头部生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名医扁鹊为“小儿医”：“扁鹊名闻天下……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五十二病方》这部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专著里，有“婴儿病痫”“婴儿瘛”的记述。《黄帝内经》建立的中医学体系不仅有效地指导了中医儿科学，而且书中有不少关于小儿生理和儿科疾病的病因、病理、诊法、预后和针刺疗法等论述。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沦》，以六经辨证论治外感病、脏腑辨证论治杂病，对后世儿科学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医儿科学的形成期（隋代~宋代）

    隋唐时期，朝廷设立“太医署”，由“医博士”教授医学，其中专设少小科，培养儿科专科医生，学制5年。儿科专业人才的培养促进了儿科事业的发展。

    隋代巢元方主持编撰的《诸病源候论》(610)论小儿杂病诸候6卷255候。巢氏将小儿外感病分为伤寒、时气两大类，内伤病以脏腑辨证为主。提出了小儿夜啼、痫证、解颅、滞颐、遗尿、蛔虫、蛲虫、脱肛、胎疸、鹅口、口疮等诸多儿科病证的病名及其病因证候。该书倡导的“小儿……不可暖衣……宜时见风日……常当节适乳哺”等小儿养育观，至今对儿童保健有重要指导意义。

    唐代孙思邈所撰《备急千金要方》（约652）首列妇人方、少小婴孺方，提出“夫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若无于小，卒不成大”。对初生儿护养有专题论述，将小儿病证分为九门，列方325首，《千金翼方》（约682）又载方75首，共380首。该书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儿科诊疗经验，为儿科病治疗提供了大量有效方药。

    相传至今的我国最早儿科专著《颅囟经》，流行于唐末宋初。书中提出“凡孩子三岁以下，呼为纯阳，元气未散。”对后世认识小儿生理特点产生了重要影响；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小儿惊、痫、癫、疳、痢、火丹等疾病的证治。

    北宋钱乙是当时最享盛名的小儿医。他的弟子阎季忠整理其理论和实践经验，于1119年编成《小儿药证直诀》，比西方最早的儿科著作要早350年。该书概括小儿生理特点为“脏腑柔弱”“成而未全……全而未壮”，病理特点为“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在儿科四诊中尤重望诊，特别是“面上证”“目内证”，对痘疹类发疹性传染病进行了鉴别。钱乙创建了儿科五脏辨证体系，提出了“心主惊”“肝主风…“脾主困”“肺主喘”“肾主虚”的辨证纲领，各脏证有虚、实、寒、热之分，方有温、清、补、泻之别。论治法从五脏补虚泻实出发，又注意柔润清养，运补兼施。善于化裁古方、研制新方，创134方，许多方剂至今在临床各科广泛应用。阐明了急、慢惊风为阴阳异证，认为急惊风属阳、热、实，治合凉泻，慢惊风属阴、寒、虚，治合温补，成为后世治疗惊风的准则。钱乙强调小儿体禀纯阳，患病后易从阳化热，所见阳证、热证较多，擅用甘寒柔润养阴，如泻肺之泻白散、清心之导赤散、凉肝之泻青丸等，慎用苦寒之黄芩、黄连；创立了补肾主方地黄丸，以金匮肾气丸去桂附之温燥，存六味之润养。治疗小儿伤风用大青膏，热病神昏惊搐用凉惊丸、抱龙丸，《小儿药证直诀·附篇·阎氏小儿方论》中的至宝丹、紫雪更成为治疗热病神昏抽搐的常用方，由此发展形成了儿科寒凉学说。钱乙被誉为“儿科之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小儿经方，千古罕见，自乙始别为专门，而其书亦为幼科之鼻祖。”

    北宋时期，天花、麻疹等传染病流行，山东名医董汲擅用寒凉法治疗，撰写了《小儿斑疹备急方论》，记录了用白虎汤及青黛、大黄等药物的治疗经验，是为天花、麻疹类专著之始。南宋刘昉等编著《幼幼新书》40卷，627门，整理汇集宋以前各种有关儿科学的成就，并有己见，内容详尽，取材广博，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儿科学专著。同时期还有不著撰人姓氏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问世，从初生到年长儿童，各类疾病广泛收录论述，其中明确指出初生儿脐风的病因是断脐不慎所致，和成人破伤风为同一病源，提出了烧炙脐带的预防方法。

南宋陈文中著《小儿痘疹方论》(1241)、《小儿病源方论》(1254)，注重固护小儿元阳，以擅用温补扶正见长。陈氏提出：“盖真气者，元阳也。”小儿饮食“吃热、吃软、吃少则不病，吃冷、吃硬、吃多则生病”，养子十法中包括“要背暖”“要肚暖”“要足暖”“脾胃要温”等养育观念，这些都是固护脾肾，防止阳气受戕的具体措施。陈氏注重小儿生理上阳气不足和病理上易虚易寒的特点，在小儿时病和杂病的治疗中，时时顾护阳气，认为“药性既温则固养元阳”。他将温补法广泛用于多种病证及疾病的不同阶段，只要有阳气不足见证，辄即取之。指出小儿冷证的证候特点有“面白，粪青色，腹虚胀，呕乳奶，眼珠青，脉微沉，足胫冷”。包括了五脏虚寒之象，而以元阳虚衰为本。在治法上除八味地黄丸温壮元阳之外，又有多种变法，如脾肾并治之补脾益真汤，融温阳、益气、助运、涤痰、祛风于一炉；十一、十二味异功散，均取肉桂、诃子、肉豆蔻、附子之类益火之源以消阴翳。陈氏治疗小儿痘疹等时行热病，对于邪盛正衰，病毒内陷之证，擅用温托培元，明确应用指征为：不光泽，不红活，不起发，不充满，不结靥，不成痂，而痒塌烦躁喘渴；及宣解太过，误食生冷，中寒泄泻，倦怠少食，足指逆冷等症者。陈文中的学术思想开创了儿科温补学说。明代刘凤在《幼幼新书·序》中说：“宋以来吴之专家者，曰陈曰钱二氏，陈以热、钱以凉，故有火与水喻者。”可见儿科温、凉两大学派始于宋，陈文中与钱乙的学术观点对儿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中医儿科学的发展期（元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金元四大家在儿科学方面各有特长，其中刘完素主张用辛苦寒凉法治疗小儿热性病，张从正治热性病善用攻下，李杲重视调理脾胃。朱丹溪对于儿科尤有建树，著《幼科全书》，治疗痘疹时，折衷了钱乙善用抱龙丸、百祥丸、生犀散等之寒凉与陈文中喜用桂枝、附子、丁香等之温燥，取解毒、发表、和中三者兼用，影响后世医家，形成了儿科折衷学说。

    元代名医曾世荣编著《活幼心书》《活幼口议》，详论初生诸疾，是中医新生儿学早期的集中论述。曾氏以调元散、补肾地黄丸治疗胎怯；归纳急惊风为“四证八候”，提出镇惊、截风、退热、化痰治法，立琥珀抱龙丸、镇惊丸等疗惊方；提出了“惊风三发便成痫”“瘀血成痫”等论点，对现今临床仍有指导意义。

    明代儿科医家鲁伯嗣著《婴童百问》，将儿科病证设为百问，每问一证，究其受病之源，详其治疗之法。薛铠、薛己父子著《保婴撮要》，论儿科病证221种，列医案1540则。其中论及小儿外科，皮肤、骨伤、眼、耳鼻咽喉、口齿、肛肠科病证70多种，脏腑、经络辨证用药，内治、外治、手术兼备，对中医小儿外科学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明代世医万全，字密斋，儿科著作有《万氏家藏育婴秘诀》《幼科发挥》《痘疹心法》《片玉心书》等。他倡导“育婴四法”，即“预养以培其元，胎养以保其真，蓐养以防其变，鞠养以慎其疾”，形成了中医儿童保健学的系统观点。他在朱丹溪学术思想基础上，系统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心常有余，肺常不足，肾常不足，即“三有余，四不足”的小儿生理病理学说。《小儿药证直诀·五脏证治》曾提出：“脾主困……脾胃虚衰，四肢不举，诸邪遂生。”万全发展了钱乙的脾胃学说，进一步强调小儿“脾常不足”，指出：“胃者主纳受，脾者主运化，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万病蜂起。故调理脾胃者，医中之王道也；节戒饮食者，却病之良方也。”（《幼科发挥·原病论》）特别重视饮食调节对脾胃的重要性，在治疗方面“首重保护胃气”。万氏处方用药精炼而切合病情，认为：“大抵小儿易虚易实，调理但取其平，补泻无过其剂。”（《幼科发挥·小儿正诀指南赋》）用药平和折衷。这些学术观点和临床经验，丰富了中医儿科学的学术内容。

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幼科》综述诸家论说，结合阐明己见，内容广博，是明代集幼科大成的学术著作。张介宾的《景岳全书·小儿则》重视母乳与婴儿之间的关系，“大抵保婴之法……既病则审治婴儿，亦必兼治其母为善”；辨证重在表里寒热虚实；倡导小儿“阳非有余”，“阴常不足”；治疗上认为“脏气清灵，随拨随应”，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中，搜集了防治儿科411种病证的方药，具有临床实用价值。

    清代儿科医家秦昌遇是儿科折衷学说具有代表性的医家，因虑“幼科渚书，非偏寒偏热之误，便喜补喜泻之殊，予故僭而折衷之”（《幼科折衷·前言》），撰《幼科折衷》专著以详述。夏禹铸著《幼科铁镜》，认为“小儿病于内，必形于外，外者内之著也”。《幼科铁镜·望形色审苗窍从外知内》首重望诊，主张望形色，审苗窍，从外知内，辨别脏腑的寒热虚实。《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立论精当，条理分明，既适用于临床，又适用于教学。谢玉琼的《麻科活人全书》是一部麻疹专著，详细阐述了麻疹各期及合并症的辨证和治疗。王清任《医林改错》记载了小儿尸体解剖学资料，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的观点，阐发了活血化瘀法在儿科紫癜风、疳证、小儿痞块等病证中的应用。

    陈复正，字飞霞，于1750年著《幼幼集成》。他对于儿科诊法及内治诸法叙述皆详，搜集了不少单方验方和外治法。将指纹辨证方法概括为“浮沉分表里、红紫辨寒热、淡滞定虚实”，“风轻、气重、命危”，至今为临床所采用。吴瑭撰《温病条辨·解儿难》，提出了“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者也”的生理特点，“易于感触，易于传变”的病理特点，稍呆则滞、稍重则伤的用药特点，六气为病、三焦分证、治病求本等观点。论述精当，方药切用，对儿科外感、内伤疾病辨证论治具有指导意义。

    明清时期，我国应用人痘接种预防天花已广泛传播。《博集稀痘方论》(1577)载有稀痘方，《三冈识略》(1653)载有痘衣法。《痘疹金镜赋集解》(1727)记载，明隆庆年间(1567-1572)，宁国府太平县的人痘接种法已盛行各地。后来，我国的人痘接种法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土耳其及欧非各国，较英国琴纳氏发明牛痘接种(1796)早200多年，是世界免疫学发展的先驱。

    清代后期，随着西医学传人我国，儿科界也开始有人提出宜中西医合参。何炳元的《新纂儿科诊断学》中除传统中医内容外，引入检诊一项，用于检查口腔、温度、阴器等的变化。

民国时期儿科疾病流行，许多医家勤求古训，融会新知，如徐小圃擅用温阳药回阳救逆、奚泳裳善取寒凉药清解热毒，分别传承了温补学说、寒凉学说，救治了许多时行病危重病症患儿，至今被广泛学习应用。

中医儿科学发展的新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十分重视儿童健康，努力发展我国传统医学，促进中医学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下繁荣发展，中医儿科学与其他医学学科一样，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现代中医中等及高等教育，70年代开始中医儿科学硕士生教育，年代开始中医儿科学博士生教育，21世纪初有了中医儿科学博士后，各级政府又按照中医学术特点，通过师徒传承的传统方法培养中医人才。大批人才的培养，使中医儿科队伍素质不断提高，成为学科发展的有力保证。

    这一时期，编写了不同层次的中医儿科学教材，整理出版了历代儿科名著，挖掘了一大批对临床具有理论指导和实践应用价值的可贵资料，出版了大批中医儿科学术著作。张奇文主编的《儿科医籍辑要丛书》1套6册，全面整理了历代中医著作，选辑其中对现代儿科临床有指导意义的内容作了归类点注。20世纪80年代，王伯岳、江育仁主编的《中医儿科学》，精选古代儿科学术精华、疏理现代儿科临床经验，是现代首部大型中医儿科学术著作。随后，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江育仁、张奇文主编的《实用中医儿科学》，分基础篇、临床篇、治法篇，紧密结合临床，总结名家经验，是一部实用价值较高的学术著作。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汪受传主编的中医药学高级丛书《中医儿科学》，系统总结了中医儿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全面反映了现代中医儿科临床和科研发展，提供了中医儿科学科研思路与方法。汪受传、俞景茂主编的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医儿科临床研究》是第一部供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儿科学研究生教学的规划教材。2l世纪初，《中医儿科学》网络课程的开设，以及一批视听教材、CAI课件的出版，促进了由纸质教材向多媒体教材的转变，改进和丰富了中医儿科学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推动了中医儿科学的学术进步。

    在中医儿科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关于小儿生长发育、生理病理等方面的若干理论问题，如“纯阳”“稚阴稚阳”“少阳”“变蒸”、五脏“不足”“有余”等的学术研讨，促进了认识的趋同。关于小儿体质特点，现代在总结传统认识的基础上，明确了小儿体质形成与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环境因素有关，提出了从阴阳、五脏、气血等不同角度划分小儿体质类型的方法，探讨了体质与亚健康、体质与疾病之间的关系，为做好儿科疾病防治提供了新思路。现代中医儿科专家还在继承传统理论的基础上，面向现代临床，通过科学研究提供证据，提出了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观点。江育仁教授提出了“脾健不在补贵在运”的观点，认为现代小儿脾胃病以脾运失健者居多，应以运脾法为主进行治疗，还提出了“流行性乙型脑炎从热、痰、风论治”“疳证从疳气、疳积、干疳论治”等新观点，都有着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王烈教授提出哮喘分发作期、缓解期、稳定期三期证治，根、苗之治并重。刘弼臣教授尊崇钱乙“五脏证治”，突出从肺论治，提出了多发性抽动症、病毒性心肌炎等疾病“从肺论治”的学术观点。张奇文教授提出“肺胃肠相关论”“宣肺勿忘解表、清肺勿忘清肠、止咳勿忘化痰、化痰勿忘运脾、润肺勿忘养胃、标去勿忘培本”的治则。汪受传教授提出“小儿肺炎从热、郁、痰、瘀论治”“胎怯从补肾健脾论治”的观点。时毓民教授提出“性早熟从滋阴降火论治”。俞景茂教授提出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分感染期、迁延期、恢复期三期辨证论治，和法是防治该病的基本方法。丁樱教授提出过敏性紫癜肾炎病因病机为热、瘀、虚，治疗采用清热凉血活血止血、养阴清热活血化瘀、益气养阴摄血止血三步疗法。马融教授提出癫痫的病因病机概括为“风、痰、瘀、虚”，治疗遵循“豁痰息风以抗痫，益肾填精以增智，健脾顺气调体质，病证结合治童痫”的癫痫治则。这些学术观点的提出及其相应的研究成果，充实了中医儿科的学术内容，酝酿着中医儿科创新性理论的产生。

    科学研究方面，在突出传统四诊的基础上，利用血液生化检测、超声影像等技术，搜集儿童体内疾病变化信息，并将其纳入中医儿科辨证体系，即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使中医中医儿科学儿科辨证学的认识层次得到深化，发展了儿科辨证诊断学。制订了儿科常见疾病的诊疗指南，有利于中医儿科向标准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开展了肺炎、哮喘、反复呼吸道感染、感冒、泄泻、紫癜、癫痫等疾病的重大课题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重大科研成果，促进了中医儿科的学术发展。在剂型改革方面，除了进一步研究的丸散膏丹外，同时又研制出了一批新剂型，如颗粒剂、口服液、滴鼻剂、栓剂、膜剂、注射液、纳米乳剂等，以便于儿科临床使用。

    1983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成立，使全国中医儿科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学术团体。2009年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儿科专业委员会成立，建立了世界性中医儿科学术交流的平台。

综上所述，中医儿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现在正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在前进的征途上，培养人才是关键，继承学习是基础，科技创新是动力，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医儿科学一定能够实现现代化，为儿童健康成长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