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清华才女中毒案十年未结 传言嫌疑人有特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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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5月，1997年5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发生了两起学生铊盐中毒案件。除涉嫌人为作案外，铊盐未按剧毒品管理是其重要原因。
—— 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教备厅[1997]13号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实习记者 陈 琛 发自北京
朱令是谁
1973年出生在北京，1992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曾为清华民乐队队员，曾获1994年全国高校艺术表演独奏组二等奖。北京市游泳二级运动员。
1994年冬(约12月份)和1995年春(约3月份)至少两次摄入致死剂量重金属铊盐；第二次中毒后昏迷多日，几近植物人。1995年5月经对症治疗后得救。但因为误诊时间过长、治疗中的失误，肌体受到严重损失，并因输血感染丙型肝炎。
至今生活不能自理，由她年迈的父母照顾。
朱令坐在轮椅上，安静地望着窗外。
12月的北京，阳光依然灿烂，静静地穿过玻璃窗，落在屋里的地板上。窗台上几朵红色的小花恬静地开着。
朱令一直望着那些光。其实她已经看不见那些花儿在冬天开放的样子了。
“10年前她常常吵着要看书，”站在身后的母亲朱明新把轮椅上的女儿推到屋里有阳光的地方，“后来她明白自己视力已经严重受损，就再没听她提过看书读报之事了。”
朱令清醒时，朱明新会给她读古诗，有次读到“黄云城边乌欲栖”(李白《乌夜啼》)，就调侃她：“令令，你给李白打个分吧！”她快活地说：“也就四分吧。”
母亲忍不住要笑了——她的令令，还是当年那个机灵鬼。
朱家10年来没有装修过，只有必需品。客厅里的沙发很旧，扶手上打了两块补丁，新旧不一。小小的木质茶几，上面的油漆斑驳陆离。
房间里朱令的照片早就被收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前几年去世的姥姥、姥爷的照片。同时被收起来的，还有考上北大的姐姐吴今的照片——1989年，她在野三坡郊游，失足坠崖身亡。
有时一睁眼，天亮了，朱明新微微有些恍惚。她曾经有两个聪慧、可爱的女儿，一个上了北大，一个上了清华。一个女儿早逝，未满20岁。一个女儿还活着，面目迟滞，已经不是过去她熟悉的那一个。
“换上别人，恐怕精神早崩溃了。没有她妈妈，朱令活不到今天。”朱父多年的老同学、老同事，国家地震局的耿庆国喟然说。
朱令左手无力地搭在古琴的琴弦上，因为呼吸困难，她费劲地往后仰着脖子。她已经不能辨认这10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蹊跷中毒
清华大学物化2班的朱令，从小踌躇满志，处处拔尖。她没料想到，上天只给她21年的幸福生活。
她的苦难是从1994年11月24日开始。她的21岁生日。为了赶清华 “一·二九”的演出排练，她只能与父亲在学校附近草草吃了晚饭。可是肚子疼得太厉害了，什么也吃不下。
12月8日，朱令开始大把大把掉头发。
12月11日夜，北京音乐厅，清华大学民乐队的专场演出，朱令表演了一曲古琴独奏《广陵散》。她父母也在观众席中，对于近两日腹痛加剧带病参演的女儿，母亲十分担心，“我知道她特别难受”。但为了和同学一起搬道具回学校，朱令只在后台与妈妈见了一面。
第二天，让朱明新意外的是，头天还不肯回家的女儿，自己一个人回来了，原来她已经 “疼得受不了了”。
1995年1月23日，朱令的头发彻底掉光了。在同仁医院住院观察一个月，疼痛越来越重，医院却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她担心学校落下的考试和功课，坚决要求出院。环境系女生张博，曾经和朱令一同上过“视听练耳”课，意外看到朱令“剃了个光头，戴着顶帽子”，心里嘀咕：“真是特别酷！”
同班同学，物理化学课代表陈忠周回忆说，“很多同学都觉得她脸色有点苍白，没想到她已经病得那么严重。”
1995年3月9日，朱令第二次出现中毒症状，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高度怀疑为“铊中毒”，但是没有进一步化验。
病情迅速恶化，朱令入住ICU(重点护理组)病房。由于呼吸不畅，22日被迫接受了气管切开手术，从手术室一出来，她就陷入了深度昏迷。
“肯定凶手两次投毒”
即便是10年之后，已经是一家软件公司老总的31岁的贝志城，依然对那一幕耿耿于怀：昔日活泼可爱、多才多艺的漂亮女同学已经面目全非，悄无声息地躺在病床之上，臃肿的身子上插满管子。死亡的图像何其令人震惊，那一瞬间，20岁的贝志城“魂飞魄散”。
朱令究竟得了什么怪病？95年4月10日，北京大学力学系92级学生贝志城利用实验室网络，与另一名同学一起，把朱令病症翻译成英文，发到互联网，紧急求救。
一周之内，世界各地的医生、专家的回邮多达1500封。贝志城等人还专门设计了一个读信软件，利用关键字对这些信件进行归类。
统计结果是，30%的回复认为病人是“铊”中毒。他发动北大学生翻译邮件，4月18日，他拿着诊断意见一大早赶到协和医院，希望大夫能够接纳。在ICU病区门口空等了一天，除了几个年轻大夫，没有人愿意看。
朱令家属多次得到院方通知，“铊”中毒的可能已经排除。
刚刚萌芽的中国互联网几乎成就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救人传奇，假如不是因为医学权威的傲慢。
4月28日，朱令父母设法收集了朱令的皮肤、指甲、和从1994年12月朱令第一次发病时穿的尼龙运动衫上收集到的第一次发病时脱落的长发，以及血、尿、脑脊髓等供化验样品，一起送往北京职业病防治所陈震阳的实验室。
陈震阳确定朱令是铊中毒，并且体内的铊超过致死量。陈震阳认为，如此大的剂量，不是自杀，就是他杀，而且凶手肯定是两次投毒。
当晚，朱令父母立即向清华大学保卫部报案。次日晨，朱令父母要求清华大学立即保护现场，查封朱令在学校的物品，进一步化验。
5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14处和清华大学派出所受命立案。在此期间，朱令宿舍神秘失窃，却无钱财损失。朱令喝水的杯子，滚落在某位女同学的床下。取证现场自此被破坏了。
铊盐从何处来？
“其实这件事很多地方都可以突破，比如铊是哪来的，谁可以接触到这个东西等等。” 在记者10年后的查访中，一位同班同学对此案久拖未结感到无法理解。
铊和铊盐是剧毒品，在1993年10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
极毒物品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57-93)、《剧毒物品品名表》(GA58-93)中，与氰化物同列A类。据公安局有关人士说北京市工作中需要使用铊和铊盐的单位只有二十多家，能接触到铊的只有二百多人。
朱令在神智清醒的时候，曾向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否认她有在实验室接触铊盐的传言。李舜伟对此不敢轻信，特询问清华大学化学系，请求出具书面证明。1995年3月，学校出示学生接触化学药品的清单，肯定朱令并无铊盐接触史。此事被记入病历。
这个证明有可能直接影响了医疗诊断，从而进一步引发朱明新和协和医院1996年12月对簿公堂一事。
据2001年《三联生活周刊》报道：1997年10月，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作出鉴定，认为协和医院在朱令案中没有过失，不属于医疗事故。1999年4月2日，朱明新败诉。
问题由此产生了：清华大学化学系有没有铊盐？朱令又是在哪里中毒的呢？
1995年起，清华校方一直声称，本科生不能接触铊盐。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清华学生提到，“查遍SCI(科学论文索引)数据库和美国化学文摘数据库，整个清华大学发表的文章中涉及到铊盐的，从1992年到2002年只有三篇。其中有一篇是1996年发表的，从化学类文章的周期来说，其中的工作应该是1994年到1995年之间完成的，这个时间正好是朱令被投毒的时间。”
直到1997年4月9日，当时还在化学系任教的薛方渝教授说：清华大学化学实验室有铊盐，多数本科生确实不接触铊盐，但朱令同一宿舍的女生因帮老师搞课题，能够接触并使用铊盐。
但1997年6月26日，当时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约见朱令家属，还重申了几点：朱令没有接触过铊盐；学校毒品管理是按照规定做的；事发后及时报案，凡是公安局要求的都做了；朱令宿舍被盗不能简单说谁有责任。
1998年8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约见朱令家属，以下事实才得到确认：经朝阳医院职业病研究所化验鉴定，确定朱令是铊中毒；查清清华大学铊盐的使用情况，确认清华大学实验室购买过铊盐，铊盐毒品的使用没有经过严格的管理和登记；朱令是在学校内中的毒；排除了朱令本人曾使用或接触过铊盐；排除其家属或亲朋接触过铊盐。
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教备厅[1997]13号对此事定性：1995年5月，1997年5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发生了两起学生铊盐中毒案件。除涉嫌人为作案外，铊盐未按剧毒品管理是其重要原因。
10年后，物化2班的一名同学回忆此事时说：“至少在朱令病因确诊后，化学系不应该隐瞒分析中心有铊的事实。”
谁是嫌疑人
朱令本人并无铊盐接触史；能接触铊盐，懂得毒品的毒性、毒理；熟人；有竞争关系；这些都是凶手投毒的作案背景。了解内情又有几十年破案经验的老公安王补推断：嫌疑人的范围是很小的。
铊是一种缓发性的剧毒物品，致死量在1克左右，进入人体后有3-7日的潜伏期。1995年2月20日，朱令返校后，除2次周末由家人接送回家住过两天外，其余时间一直在清华校园内。3月2日回家时她已明显感到身体不适，由此推断凶手的第二次投毒，应在2月27日至3月2日几天间。
在校的两周时间内，除每日去团委办公室用电炉热中药之外，朱令只去系里上了一次实验课、一次准备补考的答疑课以及一次物化课的补考，其他时间都是整日躺在宿舍床上，补习因住院缺考的几门课。
身体虚弱的朱令，每日早饭是母亲带给她的面包和壮骨粉冲剂，午饭和晚饭都是勉强撑起，买饭菜端回宿舍半躺着吃，口渴时喝的是同宿舍人帮忙打的水。清华大学宿舍管理严格，男生不能自由出入。王补因此进一步推断：“朱令身边就有凶手。”
“我也深信朱令案中的凶手，应该就在我同学当中。” 物化2班的一名男同学说。
各种对嫌疑人的猜测最终汇聚到一个人身上，她就是朱令当时的好朋友，同班同学，室友以及民乐队队友。她在实验室里和导师一起做实验，能够接触到铊盐。
这人回忆说，“1997年4月2日，在即将毕业的前夕，我突然被公安局14处从实验室带走讯问，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要求我在印有‘犯罪嫌疑人’字样的纸上签名。” 在审讯了她之后，公安机关于当年四五月间找她的舍友们了解情况。
有旁观者说，“她和朱令关系亲密，客观上来讲更具便利的作案条件和更多的作案时间。”
有些同学对这样的传言表示质疑：“为什么因为和教授做课题就判定她是唯一能接触到铊的人呢？如果她能接触到，那么我们班其他人同样也能接触到。”一位和她交往甚密的女同学不相信她是投毒人。
她承认自己能够接触到配制好的铊盐溶液，但不承认自己是“唯一能够接触铊盐的学生”。“而且学校说实验室的‘管理非常严格’。但这完全是谎言！”
据物化2班同学回忆，“当时在清华大学分析中心下的实验室，相互之间串门很容易，拿些别的实验室的药品也不难。但是多少人能轻易拿到实验室的铊盐，恐怕只有童爱军、李隆弟实验室的人才知道了。”
清华大学化学系的教授李隆弟说，“我和童爱军老师是同一个实验室的，那位同学当时是在童老师名下到实验室做毕业论文。朱令不在这个实验室里。同学们是可以随便进实验室进行实验的。”
班里同学普遍认为，“除了投毒人，可能所有的同学都是不知情的，如果凭着一些无端的猜测去指证一个人，这对她(他)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这位同学表示，自己不能够“替学校背这么大的黑锅”。
此案敏感？
10年前，化学系的一位教授透露：“公安局交代，关于谁接触等情况不能讲。”
10年后，物化2班的同学被骤然问起，笑容消失，言辞稀少：此案在当时非常敏感。
10年前，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对朱令父母说， “有对象。”“上面批准后，开始短兵相接。”
10年后，李慕成已经退休，对记者说，“这件事是市公安局十四处刑警队李树森主办的，我们只做协助工作。”
10年前，清华大学化学系老师传出消息，拟定的侦破行动，因为等待公安局领导批准再次被延期……
10年后，处理此事的化学系老师含糊应答，案子是学校出面处理的，已经说了到此为止。
曾主要负责这个案件的公安局十四处李树森，接到记者电话时态度很和善，“这件事在调查工作中已有一定结论，从个人来讲，我不愿意回答；从公安民警的纪律来说，我不宜发表意见。领导要求我怎么向媒体说一些事情，我只有照办。”由于公安纪律的要求，他表示只能说抱歉，没办法开口回答问题，“这件事情很敏感，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这个案子年年有人问，年年没结果。”一位已经远赴美国深造的98级清华化学系学生对他的学妹说。
坊间传言是，嫌疑人有着特殊的家庭背景。但此观点道理几何，尚无人能够考证。
10年来，嫌疑人家人从未试图对这件事的前后做任何辩解。
直到2005年12月30日，一个注册为“XX声明”的ID在天涯发表《XX的声明——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声称“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也是朱令案件的受害人”。她解释自己在10年内沉默的原因是，在案件告破之前，与朱令家人进行理智的沟通是根本不现实的。她认为自己没有“投毒动机”。
真相何时大白
10年来，朱令的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几次生命濒危，虽然都万幸被抢救过来，但长期的卧床不起，导致她腿部肌肉萎缩，肺也萎缩到了第四根肋骨，只能依靠腰部勉强支撑背部。
“她过去还比较清醒，最近几年也有些神智不清了。”朱明新经常半夜惊醒，习惯性转身看看小床上躺着的朱令。她发现女儿经常整夜睡不着，睁大着眼，呼吸沉重，仰躺着不能翻身。床边立着氧气瓶，床头是一个旧的布娃娃。
2004年的一天，朱明新在家里突然摔倒，而后昏迷了一个星期。 “颅脑血管破了三根，只有开颅，把头盖骨拿掉，补一块巴掌大的钛合金。”大夫对她的老伴吴承之说，“不是半身不遂，就是痴呆。”
她竟然还是挺了过来，也许是朱令，还牵动着她的心。而她也终于意识到，他们已经到了扶不动女儿的年岁。
2005年的冬天不请自到。朱明新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市公安局信访局和刑侦总队之间来回奔走。但接着几次之后，所有人都开始装着不认识她。
“我只希望真相能大白于天下。不然我倒了，女儿无以为托，怎么活？”
(实习记者胡文峰对此文亦有贡献）
http://news.sina.com.cn/s/2006-01-11/14088836952.shtml
新闻晨报
100%伤残、全身瘫痪、双目近乎失明、大脑迟钝、100公斤的体重和基本语言能力丧失是她的真实状况
假使意识能有片刻清醒，朱令或许仍会选择那一幕作为此生记忆的最后落点：金色聚光灯下，一曲悲壮的《广陵散》呜咽着从她指间滑落，端坐古琴旁的她身着白衣长裙，静默的空间是她一个人的世界。
这之后11年的经历在她脑海中是个空白。100%伤残、全身瘫痪、双目近乎失明、大脑迟钝、100公斤的体重和基本语言能力丧失是她的真实状况。
她曾是中国首位利用互联网向全球寻求拯救的病人，一次离奇的“铊中毒”，11年前美丽的清华女生朱令被硬生生拖向深渊。
当初到底是不是有人“蓄意投毒”，警方至今都没有明确的说法。但外界对此的争论却从未停止，至今发展到网络热议，这其中，朱令同宿舍的一个女生一直被朱令父母认为是“最大嫌疑人”。而多年来一直为朱令筹款募捐的国内国外同学会也在近日再次发出呼吁，希望社会重新关注这个不幸的女生。
半个月前，一篇发布在网上的文字，被认为是“最大嫌疑人”终于打破了11年的沉默，首度公开为自己辩解。
最大嫌疑人首度打破沉默
悬疑：只因她太优秀，室友故意投毒？
11年来，吴承之夫妇除了在寻找让朱令康复的治疗方法外，他们还在试图探究一个真相---“这么大剂量的稀有金属铊，究竟是怎么进入我女儿体内的？一切都太匪夷所思了。”
在吴承之夫妇试图找出幕后真凶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始终在他们的怀疑范围之内，她就是与朱令同宿舍的女生苏荟（化名）。“因为清华大学校方告诉我们，苏荟一直在跟一位老师做课题，她是清华内唯一可以接触到铊的学生。”
因嫉妒，室友故意投毒？
据吴承之说，朱令病发后，协和医院也曾经怀疑过她患的是中毒性疾病。
虽然自己是化学系学生，但是朱令仔细回忆过后非常明确地否定了她曾经接触过重金属，“况且作为仅次于氰化物的剧毒物品，铊也不是随便谁都能接触到的，那么剩下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有人故意投毒！”
一位曾经在清华大学化学系工作过的老师也向记者证实，校方对于毒品柜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钥匙分别掌握在两个人手中，两人必须同时到场方能打开。”
“而且检验结果证明，朱令是先后两次铊中毒，第二次中毒时间是在第一次中毒康复后她回到学校时，也就是1995年2月20日至3月3日之间，在这个时间段内，因为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朱令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宿舍的床上，这就说明她不大可能在宿舍以外的地方第二次铊中毒，中毒的地点显然就在宿舍内。”
吴承之说，1995年4月28日朱令“铊中毒”的检验结果出来后，他们就通过校方向清华派出所报了案，但几天后朱令的宿舍就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盗窃案。
“据当时勘察现场的民警后来跟我们说，钱撒了一地，其他同学的东西都没丢，唯一不见的是朱令曾经用过的一些洗漱用品。”“朱令用过的不锈钢杯子也被扔到了床下，我们怀疑凶手在消灭投毒证据。”
“我后来回忆起在发病前朱令曾经跟我谈起过苏荟。”朱明新说，据她了解在宿舍里朱令和苏荟的关系比较好。“但有一天她心事重重地问我，为什么关系好的朋友有时候反而感觉也不好呢。”“还有一次朱令生气地跟我讲，校乐队开课，苏荟跑到老师面前说朱令的音乐水平已经很高了，不用再学了，老师因此把朱令安排在了靠后的位置。”
1997年4月2日警方将苏荟带走询问，但是在1998年8月警方宣布解除苏荟的嫌疑，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和朱令中毒有关。
尽管如此，11年中，关于苏荟是投毒凶手的说法却一直在流传着。
“嫌疑室友”11年来首度开口
面对外界的传言，作为当事人，苏荟却从来没有公开为自己辩白过。然而就在2005年12月20日，一篇署着她名字的声明出现在了网上。这份声明里解释了苏荟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并且就外界最关注的“苏荟是清华唯一可以接触到铊的学生”这一焦点问题进行了说明。
“许多人一直在想方设法帮助朱令，同时也愤怒地要求缉拿和惩罚凶手，其中关于我的流言很多，但多年来我一直保持沉默。因为我相信清者自清……但是最近网络上关于我的谣言愈演愈烈，不断有身边的朋友、熟人向我询问……使我不得已决定针对看到过的流言作一些必要的声明。”
“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也是朱令案件的受害人。”声明中说，1997年4月2日苏荟接受了警方的询问，询问8个小时后警方通知苏荟家人将其领走，之后再也没找过她。1998年8月警方宣布解除苏荟的嫌疑，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和朱令中毒有关。
“我4月2日被讯问时第一次从公安那里了解到的情况竟然是：我是唯一能接触到铊的学生，而且实验室的‘管理非常严格’。但这完全是谎言！”
声明中说，苏荟每次帮老师做实验使用的铊溶液是别人已经配好了放在桌上的。“最重要的是学校对于有毒试剂没有严格管理，铊溶液和其他有毒试剂在桌上一放就是好几年，实验室有时也不锁门。很多同学课余时间下实验室帮老师做实验，实验室也对外系学生开放。”声明中称，为了验证，1997年4月苏荟的哥哥在白天工作时间进了化学系实验楼，先后去了几个实验室，并从其中一个实验室里拿了一大瓶有骷髅标记的有毒试剂，把它带出实验楼，然后又送回原处，并拍摄下整个过程，但每次都无人过问。
11年后的今天，朱令铊中毒的真正原因仍旧扑朔迷离，也许确实存在着一个“幕后真凶”，也许没有。但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却是朱令的病情正在一天天恶化，她的家庭也因为巨额的医疗费陷入了窘境。“我们也没办法陪她一辈子，总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她，等到了那一天，瘫在床上的她该怎么办？”朱明新的声音哽咽了。
是什么将优秀的她推入地狱
如果不是“铊”，朱令的人生可能会和班上其他同学一样充满着玫瑰色：也许她正在海外求学，也许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或是早已为人妻母。
但1994年12月11日晚，朱令人生中的全部精彩随着她在北京音乐厅舞台上的完美谢幕戛然而止。
铊毒已向她的全身侵蚀
“你抵住她的腰，别让她往下沉。”吴承之边高声指挥着妻子朱明新，边躬着身子费力地从轮椅上架起女儿朱令的双臂，一点一点地把她挪到了客厅里一部简陋的用于训练站立的康复机上。
朱令站稳的一瞬间，吴承之顺势用康复机上的带子牢牢绑住了她的腰，就在此时，女儿发出了一声声低沉的呼喊声。“她这是感到疼了，以前住院时她的肚子上开过刀，每次上康复机都会碰到伤口。”“但是即便如此也得训练，否则她只能一辈子躺在床上。”
吴承之直起身子擦了擦前额白发下渗出的汗，“这样的训练每天要进行4次，过不了几年我们两个就没力气抬动她了。”说这话时，声音低得几乎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
站在康复机上的朱令咿咿呀呀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从歪斜的嘴角流出的口水打湿了胸前的衣襟。被绷带固定住的双腿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着，似乎随时都有瘫软下去的可能。她的头摇摇晃晃没办法摆正，始终向左歪着。她的眼睛睁得很大，听见声音便艰难地四处张望，然而事实上她却什么也看不见。由于卧床11年，她的身形已经完全变形，像怀了孕的中年妇女。
在给朱令海外同学的回信中，母亲朱明新这样描述女儿现在的情况：大脑开始萎缩，智力下降到幼童水平；体重已经达到100公斤，腰部肌肉能支撑背部，可不靠椅背独立坐着，但平衡控制功能差，重心稍有偏离就会倒；视力很糟，只可辨别不到一米远的手指数。
“现在的情况更糟，她已经查出患了糖尿病，而且肺里有一个皮球大小的囊肿，大小便不能自理。”“铊毒已经开始慢慢向她的全身器官侵蚀，走到哪里毁到哪里。”
她曾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人
朱令的班长张利这样回忆朱令：“她的优秀是自外及内的，是全方位的，迄今为止，我还未曾见过如此完美的人。
天生丽质的她有着明亮的双眸、白皙的面庞，加上高挑的身材、高雅的举止，举手投足间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辅导员甚至曾经建议她参加礼仪大赛。”
“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来自她优秀的压力，则是在有机实验课上。每次她都是来得最晚，而又走得最早。在匆匆瞟过实验步骤后，她便一气呵成地开始操作。其动作熟练、麻利。我曾经试图追赶她的速度，但总是徒劳无功，即使有时在速度上接近，可是在质量上又有悬殊的差别。在她身边，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我怀疑自己的能力，甚至怀疑是否选错了专业。”
朱令的同学童宇峰在2004年11月10日的文章中回忆了他第一次见到朱令的情景。“朱令第一次亮相时，带来了一架黑色的古琴。古琴由于难度高，会演奏的人很少……朱令的双手细长而灵活，她的手指在琴弦上自如而精确地滑动，让人叹为观止。乐队的指导老师都惊喜得合不拢嘴。后来听说朱令不仅会演奏古琴，还弹得一手好钢琴，学习也很好，还是游泳健将，在校级比赛中拿过名次。我对朱令的钦佩油然而生，甚至有了一些微妙的敬畏。”
然而现在看来，所有的描述似乎都像在说另外一个人。记者眼前的朱令，却是一个瘫在床上，五官扭曲、神情痴呆的中年妇女。
被疑铊中毒，生命精彩戛然而止
朱令人生中的全部精彩随着她在1994年12月11日晚上在北京音乐厅舞台上的完美谢幕戛然而止，那次她作为清华大学民乐队的成员参加演出，并进行了古琴独奏，可是就在第二天，铊毒开始在她体内全面发作。
“我当时在台下就觉得她弹古琴时是在强忍着疼痛。”朱明新说她几乎是含着泪看完了朱令的演出。
朱令的父亲吴承之是上海人，1959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退休前是国家地震局高级工程师。他有两个女儿，这对夫妇原本可能会比其他父母更幸福，因为两个女儿先后在1987年和1992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可是他们却遭遇了别的父母难以想象的苦难。大女儿吴今在考入大学后第二年的一个周末与同学春游时失踪，3天后在一个悬崖下找到了她的尸体。
大女儿意外身亡后，朱明新祈盼厄运到此为止了，然而她并不知道这仅仅是开始。
“其实在演出之前，朱令的身体已经出现了异常。她吃不下东西，直喊肚子疼。”朱明新对此并没有太放在心上：“我们估计可能是她忙于准备演出，过分紧张引起了肠胃不适。”直到4个月以后，朱令被正式确诊为“铊中毒”，他们才知道“肚子疼”是这种中毒的典型表现。
演出后的第二天，剧烈的腹痛让朱令不得不回了家，朱明新急忙带她到同仁医院就诊。“在北京同仁医院治疗近一个月，病因始终无法确诊，头发全部掉光后病情好转出院。2月20日回校上学，仅过了一周，她再次发病，双脚疼痛难忍、双手麻木，再次脱发。”
1995年3月9日，朱令前往北京市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专家门诊就医，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教授接诊后，初诊“高度怀疑铊中毒”，并请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与卫生职业病研究所的张寿林大夫会诊，张提出可能是“铊中毒”或“砷中毒”，但因为条件有限始终没能做相关化验。
因为没办法确诊，朱令的病情日益严重。1995年3月26日，朱令被收入ICU，靠呼吸机生存，1995年3月28日，朱令进入长达两个多月的深度昏迷。
SOS!有个中国女孩需要帮助
“她几乎全身赤裸地躺在ICU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
我的第一反应是拔腿想走，但是双腿已经不听使唤。”11年后，贝志诚向记者回忆起那一幕时语气依旧沉重。那是贝志诚中学毕业后第一次见到朱令，当时他正在北京大学力学系读大三。贝志诚决心为朱令做点什么。
“既然国内没办法确诊，那我就向全世界求救。”贝志诚想到了当时正在北大进行试验的互联网，他决定利用这个向海外发送求救邮件。
“这里是中国北京大学。一个年轻的女孩正在死去，医生没办法确定她的病因，我们需要得到你的帮助。”贝志诚在邮件的开头这样写道，他在信中详细描述了朱令的症状。1995年4月10日，贝志诚发出了第一封电子邮件。
“3个小时后我收到了第一封回信，紧接着第二封回信到了，来信人明确指出朱令是典型的铊中毒症状，解毒药是普鲁士蓝。”贝志诚说前后他总共收到了约3000封回信，“这其中有60％认为是铊中毒。”
贝志诚以最快速度将这些邮件送给了朱令的主治大夫和朱令的家属。“然而，大夫们根本不看这些资料，并且说我在给他们治疗施加压力。”
吴承之带着朱令的脑积液、血液、尿液、指甲和头发来到了北京职业病防治所做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专家很明确地告诉他，朱令体内的铊含量超标一千多倍，足以致人死亡，必须立刻服用普鲁士蓝解毒。
“我们发了疯似地四处寻找普鲁士蓝。”吴承之在协和医院的配合下，终于在中日友好医院库房里找到了仅存的20针普鲁士蓝化学剂，后来又在北京市劳动卫生所找到了十盒普鲁士蓝，“你知道吗？只要3毛钱一支！可是朱令发病50天以后我们才知道它能救朱令的命。”
一个月后朱令体内的铊含量降为零，中毒症状消失。“但是因为延误了治疗时间，毒物已经侵害到了她的大脑神经、视觉神经和四肢神经，给她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2000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协和医院)不作为的行为导致被鉴定人朱令病情被诊断延误”为由，终审判决协和医院补偿朱令医疗等损失10万元。
作者：□晨报特派记者于任飞北京报道
—— 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教备厅[1997]13号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实习记者 陈 琛 发自北京
朱令是谁
1973年出生在北京，1992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曾为清华民乐队队员，曾获1994年全国高校艺术表演独奏组二等奖。北京市游泳二级运动员。
1994年冬(约12月份)和1995年春(约3月份)至少两次摄入致死剂量重金属铊盐；第二次中毒后昏迷多日，几近植物人。1995年5月经对症治疗后得救。但因为误诊时间过长、治疗中的失误，肌体受到严重损失，并因输血感染丙型肝炎。
至今生活不能自理，由她年迈的父母照顾。
朱令坐在轮椅上，安静地望着窗外。
12月的北京，阳光依然灿烂，静静地穿过玻璃窗，落在屋里的地板上。窗台上几朵红色的小花恬静地开着。
朱令一直望着那些光。其实她已经看不见那些花儿在冬天开放的样子了。
“10年前她常常吵着要看书，”站在身后的母亲朱明新把轮椅上的女儿推到屋里有阳光的地方，“后来她明白自己视力已经严重受损，就再没听她提过看书读报之事了。”
朱令清醒时，朱明新会给她读古诗，有次读到“黄云城边乌欲栖”(李白《乌夜啼》)，就调侃她：“令令，你给李白打个分吧！”她快活地说：“也就四分吧。”
母亲忍不住要笑了——她的令令，还是当年那个机灵鬼。
朱家10年来没有装修过，只有必需品。客厅里的沙发很旧，扶手上打了两块补丁，新旧不一。小小的木质茶几，上面的油漆斑驳陆离。
房间里朱令的照片早就被收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前几年去世的姥姥、姥爷的照片。同时被收起来的，还有考上北大的姐姐吴今的照片——1989年，她在野三坡郊游，失足坠崖身亡。
有时一睁眼，天亮了，朱明新微微有些恍惚。她曾经有两个聪慧、可爱的女儿，一个上了北大，一个上了清华。一个女儿早逝，未满20岁。一个女儿还活着，面目迟滞，已经不是过去她熟悉的那一个。
“换上别人，恐怕精神早崩溃了。没有她妈妈，朱令活不到今天。”朱父多年的老同学、老同事，国家地震局的耿庆国喟然说。
朱令左手无力地搭在古琴的琴弦上，因为呼吸困难，她费劲地往后仰着脖子。她已经不能辨认这10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蹊跷中毒
清华大学物化2班的朱令，从小踌躇满志，处处拔尖。她没料想到，上天只给她21年的幸福生活。
她的苦难是从1994年11月24日开始。她的21岁生日。为了赶清华 “一·二九”的演出排练，她只能与父亲在学校附近草草吃了晚饭。可是肚子疼得太厉害了，什么也吃不下。
12月8日，朱令开始大把大把掉头发。
12月11日夜，北京音乐厅，清华大学民乐队的专场演出，朱令表演了一曲古琴独奏《广陵散》。她父母也在观众席中，对于近两日腹痛加剧带病参演的女儿，母亲十分担心，“我知道她特别难受”。但为了和同学一起搬道具回学校，朱令只在后台与妈妈见了一面。
第二天，让朱明新意外的是，头天还不肯回家的女儿，自己一个人回来了，原来她已经 “疼得受不了了”。
1995年1月23日，朱令的头发彻底掉光了。在同仁医院住院观察一个月，疼痛越来越重，医院却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她担心学校落下的考试和功课，坚决要求出院。环境系女生张博，曾经和朱令一同上过“视听练耳”课，意外看到朱令“剃了个光头，戴着顶帽子”，心里嘀咕：“真是特别酷！”
同班同学，物理化学课代表陈忠周回忆说，“很多同学都觉得她脸色有点苍白，没想到她已经病得那么严重。”
1995年3月9日，朱令第二次出现中毒症状，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高度怀疑为“铊中毒”，但是没有进一步化验。
病情迅速恶化，朱令入住ICU(重点护理组)病房。由于呼吸不畅，22日被迫接受了气管切开手术，从手术室一出来，她就陷入了深度昏迷。
“肯定凶手两次投毒”
即便是10年之后，已经是一家软件公司老总的31岁的贝志城，依然对那一幕耿耿于怀：昔日活泼可爱、多才多艺的漂亮女同学已经面目全非，悄无声息地躺在病床之上，臃肿的身子上插满管子。死亡的图像何其令人震惊，那一瞬间，20岁的贝志城“魂飞魄散”。
朱令究竟得了什么怪病？95年4月10日，北京大学力学系92级学生贝志城利用实验室网络，与另一名同学一起，把朱令病症翻译成英文，发到互联网，紧急求救。
一周之内，世界各地的医生、专家的回邮多达1500封。贝志城等人还专门设计了一个读信软件，利用关键字对这些信件进行归类。
统计结果是，30%的回复认为病人是“铊”中毒。他发动北大学生翻译邮件，4月18日，他拿着诊断意见一大早赶到协和医院，希望大夫能够接纳。在ICU病区门口空等了一天，除了几个年轻大夫，没有人愿意看。
朱令家属多次得到院方通知，“铊”中毒的可能已经排除。
刚刚萌芽的中国互联网几乎成就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救人传奇，假如不是因为医学权威的傲慢。
4月28日，朱令父母设法收集了朱令的皮肤、指甲、和从1994年12月朱令第一次发病时穿的尼龙运动衫上收集到的第一次发病时脱落的长发，以及血、尿、脑脊髓等供化验样品，一起送往北京职业病防治所陈震阳的实验室。
陈震阳确定朱令是铊中毒，并且体内的铊超过致死量。陈震阳认为，如此大的剂量，不是自杀，就是他杀，而且凶手肯定是两次投毒。
当晚，朱令父母立即向清华大学保卫部报案。次日晨，朱令父母要求清华大学立即保护现场，查封朱令在学校的物品，进一步化验。
5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14处和清华大学派出所受命立案。在此期间，朱令宿舍神秘失窃，却无钱财损失。朱令喝水的杯子，滚落在某位女同学的床下。取证现场自此被破坏了。
铊盐从何处来？
“其实这件事很多地方都可以突破，比如铊是哪来的，谁可以接触到这个东西等等。” 在记者10年后的查访中，一位同班同学对此案久拖未结感到无法理解。
铊和铊盐是剧毒品，在1993年10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
极毒物品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57-93)、《剧毒物品品名表》(GA58-93)中，与氰化物同列A类。据公安局有关人士说北京市工作中需要使用铊和铊盐的单位只有二十多家，能接触到铊的只有二百多人。
朱令在神智清醒的时候，曾向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否认她有在实验室接触铊盐的传言。李舜伟对此不敢轻信，特询问清华大学化学系，请求出具书面证明。1995年3月，学校出示学生接触化学药品的清单，肯定朱令并无铊盐接触史。此事被记入病历。
这个证明有可能直接影响了医疗诊断，从而进一步引发朱明新和协和医院1996年12月对簿公堂一事。
据2001年《三联生活周刊》报道：1997年10月，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作出鉴定，认为协和医院在朱令案中没有过失，不属于医疗事故。1999年4月2日，朱明新败诉。
问题由此产生了：清华大学化学系有没有铊盐？朱令又是在哪里中毒的呢？
1995年起，清华校方一直声称，本科生不能接触铊盐。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清华学生提到，“查遍SCI(科学论文索引)数据库和美国化学文摘数据库，整个清华大学发表的文章中涉及到铊盐的，从1992年到2002年只有三篇。其中有一篇是1996年发表的，从化学类文章的周期来说，其中的工作应该是1994年到1995年之间完成的，这个时间正好是朱令被投毒的时间。”
直到1997年4月9日，当时还在化学系任教的薛方渝教授说：清华大学化学实验室有铊盐，多数本科生确实不接触铊盐，但朱令同一宿舍的女生因帮老师搞课题，能够接触并使用铊盐。
但1997年6月26日，当时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约见朱令家属，还重申了几点：朱令没有接触过铊盐；学校毒品管理是按照规定做的；事发后及时报案，凡是公安局要求的都做了；朱令宿舍被盗不能简单说谁有责任。
1998年8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约见朱令家属，以下事实才得到确认：经朝阳医院职业病研究所化验鉴定，确定朱令是铊中毒；查清清华大学铊盐的使用情况，确认清华大学实验室购买过铊盐，铊盐毒品的使用没有经过严格的管理和登记；朱令是在学校内中的毒；排除了朱令本人曾使用或接触过铊盐；排除其家属或亲朋接触过铊盐。
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教备厅[1997]13号对此事定性：1995年5月，1997年5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发生了两起学生铊盐中毒案件。除涉嫌人为作案外，铊盐未按剧毒品管理是其重要原因。
10年后，物化2班的一名同学回忆此事时说：“至少在朱令病因确诊后，化学系不应该隐瞒分析中心有铊的事实。”
谁是嫌疑人
朱令本人并无铊盐接触史；能接触铊盐，懂得毒品的毒性、毒理；熟人；有竞争关系；这些都是凶手投毒的作案背景。了解内情又有几十年破案经验的老公安王补推断：嫌疑人的范围是很小的。
铊是一种缓发性的剧毒物品，致死量在1克左右，进入人体后有3-7日的潜伏期。1995年2月20日，朱令返校后，除2次周末由家人接送回家住过两天外，其余时间一直在清华校园内。3月2日回家时她已明显感到身体不适，由此推断凶手的第二次投毒，应在2月27日至3月2日几天间。
在校的两周时间内，除每日去团委办公室用电炉热中药之外，朱令只去系里上了一次实验课、一次准备补考的答疑课以及一次物化课的补考，其他时间都是整日躺在宿舍床上，补习因住院缺考的几门课。
身体虚弱的朱令，每日早饭是母亲带给她的面包和壮骨粉冲剂，午饭和晚饭都是勉强撑起，买饭菜端回宿舍半躺着吃，口渴时喝的是同宿舍人帮忙打的水。清华大学宿舍管理严格，男生不能自由出入。王补因此进一步推断：“朱令身边就有凶手。”
“我也深信朱令案中的凶手，应该就在我同学当中。” 物化2班的一名男同学说。
各种对嫌疑人的猜测最终汇聚到一个人身上，她就是朱令当时的好朋友，同班同学，室友以及民乐队队友。她在实验室里和导师一起做实验，能够接触到铊盐。
这人回忆说，“1997年4月2日，在即将毕业的前夕，我突然被公安局14处从实验室带走讯问，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要求我在印有‘犯罪嫌疑人’字样的纸上签名。” 在审讯了她之后，公安机关于当年四五月间找她的舍友们了解情况。
有旁观者说，“她和朱令关系亲密，客观上来讲更具便利的作案条件和更多的作案时间。”
有些同学对这样的传言表示质疑：“为什么因为和教授做课题就判定她是唯一能接触到铊的人呢？如果她能接触到，那么我们班其他人同样也能接触到。”一位和她交往甚密的女同学不相信她是投毒人。
她承认自己能够接触到配制好的铊盐溶液，但不承认自己是“唯一能够接触铊盐的学生”。“而且学校说实验室的‘管理非常严格’。但这完全是谎言！”
据物化2班同学回忆，“当时在清华大学分析中心下的实验室，相互之间串门很容易，拿些别的实验室的药品也不难。但是多少人能轻易拿到实验室的铊盐，恐怕只有童爱军、李隆弟实验室的人才知道了。”
清华大学化学系的教授李隆弟说，“我和童爱军老师是同一个实验室的，那位同学当时是在童老师名下到实验室做毕业论文。朱令不在这个实验室里。同学们是可以随便进实验室进行实验的。”
班里同学普遍认为，“除了投毒人，可能所有的同学都是不知情的，如果凭着一些无端的猜测去指证一个人，这对她(他)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这位同学表示，自己不能够“替学校背这么大的黑锅”。
此案敏感？
10年前，化学系的一位教授透露：“公安局交代，关于谁接触等情况不能讲。”
10年后，物化2班的同学被骤然问起，笑容消失，言辞稀少：此案在当时非常敏感。
10年前，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对朱令父母说， “有对象。”“上面批准后，开始短兵相接。”
10年后，李慕成已经退休，对记者说，“这件事是市公安局十四处刑警队李树森主办的，我们只做协助工作。”
10年前，清华大学化学系老师传出消息，拟定的侦破行动，因为等待公安局领导批准再次被延期……
10年后，处理此事的化学系老师含糊应答，案子是学校出面处理的，已经说了到此为止。
曾主要负责这个案件的公安局十四处李树森，接到记者电话时态度很和善，“这件事在调查工作中已有一定结论，从个人来讲，我不愿意回答；从公安民警的纪律来说，我不宜发表意见。领导要求我怎么向媒体说一些事情，我只有照办。”由于公安纪律的要求，他表示只能说抱歉，没办法开口回答问题，“这件事情很敏感，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这个案子年年有人问，年年没结果。”一位已经远赴美国深造的98级清华化学系学生对他的学妹说。
坊间传言是，嫌疑人有着特殊的家庭背景。但此观点道理几何，尚无人能够考证。
10年来，嫌疑人家人从未试图对这件事的前后做任何辩解。
直到2005年12月30日，一个注册为“XX声明”的ID在天涯发表《XX的声明——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声称“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也是朱令案件的受害人”。她解释自己在10年内沉默的原因是，在案件告破之前，与朱令家人进行理智的沟通是根本不现实的。她认为自己没有“投毒动机”。
真相何时大白
10年来，朱令的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几次生命濒危，虽然都万幸被抢救过来，但长期的卧床不起，导致她腿部肌肉萎缩，肺也萎缩到了第四根肋骨，只能依靠腰部勉强支撑背部。
“她过去还比较清醒，最近几年也有些神智不清了。”朱明新经常半夜惊醒，习惯性转身看看小床上躺着的朱令。她发现女儿经常整夜睡不着，睁大着眼，呼吸沉重，仰躺着不能翻身。床边立着氧气瓶，床头是一个旧的布娃娃。
2004年的一天，朱明新在家里突然摔倒，而后昏迷了一个星期。 “颅脑血管破了三根，只有开颅，把头盖骨拿掉，补一块巴掌大的钛合金。”大夫对她的老伴吴承之说，“不是半身不遂，就是痴呆。”
她竟然还是挺了过来，也许是朱令，还牵动着她的心。而她也终于意识到，他们已经到了扶不动女儿的年岁。
2005年的冬天不请自到。朱明新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市公安局信访局和刑侦总队之间来回奔走。但接着几次之后，所有人都开始装着不认识她。
“我只希望真相能大白于天下。不然我倒了，女儿无以为托，怎么活？”
(实习记者胡文峰对此文亦有贡献）
http://news.sina.com.cn/s/2006-01-11/14088836952.shtml
新闻晨报
100%伤残、全身瘫痪、双目近乎失明、大脑迟钝、100公斤的体重和基本语言能力丧失是她的真实状况
假使意识能有片刻清醒，朱令或许仍会选择那一幕作为此生记忆的最后落点：金色聚光灯下，一曲悲壮的《广陵散》呜咽着从她指间滑落，端坐古琴旁的她身着白衣长裙，静默的空间是她一个人的世界。
这之后11年的经历在她脑海中是个空白。100%伤残、全身瘫痪、双目近乎失明、大脑迟钝、100公斤的体重和基本语言能力丧失是她的真实状况。
她曾是中国首位利用互联网向全球寻求拯救的病人，一次离奇的“铊中毒”，11年前美丽的清华女生朱令被硬生生拖向深渊。
当初到底是不是有人“蓄意投毒”，警方至今都没有明确的说法。但外界对此的争论却从未停止，至今发展到网络热议，这其中，朱令同宿舍的一个女生一直被朱令父母认为是“最大嫌疑人”。而多年来一直为朱令筹款募捐的国内国外同学会也在近日再次发出呼吁，希望社会重新关注这个不幸的女生。
半个月前，一篇发布在网上的文字，被认为是“最大嫌疑人”终于打破了11年的沉默，首度公开为自己辩解。
最大嫌疑人首度打破沉默
悬疑：只因她太优秀，室友故意投毒？
11年来，吴承之夫妇除了在寻找让朱令康复的治疗方法外，他们还在试图探究一个真相---“这么大剂量的稀有金属铊，究竟是怎么进入我女儿体内的？一切都太匪夷所思了。”
在吴承之夫妇试图找出幕后真凶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始终在他们的怀疑范围之内，她就是与朱令同宿舍的女生苏荟（化名）。“因为清华大学校方告诉我们，苏荟一直在跟一位老师做课题，她是清华内唯一可以接触到铊的学生。”
因嫉妒，室友故意投毒？
据吴承之说，朱令病发后，协和医院也曾经怀疑过她患的是中毒性疾病。
虽然自己是化学系学生，但是朱令仔细回忆过后非常明确地否定了她曾经接触过重金属，“况且作为仅次于氰化物的剧毒物品，铊也不是随便谁都能接触到的，那么剩下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有人故意投毒！”
一位曾经在清华大学化学系工作过的老师也向记者证实，校方对于毒品柜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钥匙分别掌握在两个人手中，两人必须同时到场方能打开。”
“而且检验结果证明，朱令是先后两次铊中毒，第二次中毒时间是在第一次中毒康复后她回到学校时，也就是1995年2月20日至3月3日之间，在这个时间段内，因为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朱令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宿舍的床上，这就说明她不大可能在宿舍以外的地方第二次铊中毒，中毒的地点显然就在宿舍内。”
吴承之说，1995年4月28日朱令“铊中毒”的检验结果出来后，他们就通过校方向清华派出所报了案，但几天后朱令的宿舍就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盗窃案。
“据当时勘察现场的民警后来跟我们说，钱撒了一地，其他同学的东西都没丢，唯一不见的是朱令曾经用过的一些洗漱用品。”“朱令用过的不锈钢杯子也被扔到了床下，我们怀疑凶手在消灭投毒证据。”
“我后来回忆起在发病前朱令曾经跟我谈起过苏荟。”朱明新说，据她了解在宿舍里朱令和苏荟的关系比较好。“但有一天她心事重重地问我，为什么关系好的朋友有时候反而感觉也不好呢。”“还有一次朱令生气地跟我讲，校乐队开课，苏荟跑到老师面前说朱令的音乐水平已经很高了，不用再学了，老师因此把朱令安排在了靠后的位置。”
1997年4月2日警方将苏荟带走询问，但是在1998年8月警方宣布解除苏荟的嫌疑，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和朱令中毒有关。
尽管如此，11年中，关于苏荟是投毒凶手的说法却一直在流传着。
“嫌疑室友”11年来首度开口
面对外界的传言，作为当事人，苏荟却从来没有公开为自己辩白过。然而就在2005年12月20日，一篇署着她名字的声明出现在了网上。这份声明里解释了苏荟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并且就外界最关注的“苏荟是清华唯一可以接触到铊的学生”这一焦点问题进行了说明。
“许多人一直在想方设法帮助朱令，同时也愤怒地要求缉拿和惩罚凶手，其中关于我的流言很多，但多年来我一直保持沉默。因为我相信清者自清……但是最近网络上关于我的谣言愈演愈烈，不断有身边的朋友、熟人向我询问……使我不得已决定针对看到过的流言作一些必要的声明。”
“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也是朱令案件的受害人。”声明中说，1997年4月2日苏荟接受了警方的询问，询问8个小时后警方通知苏荟家人将其领走，之后再也没找过她。1998年8月警方宣布解除苏荟的嫌疑，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和朱令中毒有关。
“我4月2日被讯问时第一次从公安那里了解到的情况竟然是：我是唯一能接触到铊的学生，而且实验室的‘管理非常严格’。但这完全是谎言！”
声明中说，苏荟每次帮老师做实验使用的铊溶液是别人已经配好了放在桌上的。“最重要的是学校对于有毒试剂没有严格管理，铊溶液和其他有毒试剂在桌上一放就是好几年，实验室有时也不锁门。很多同学课余时间下实验室帮老师做实验，实验室也对外系学生开放。”声明中称，为了验证，1997年4月苏荟的哥哥在白天工作时间进了化学系实验楼，先后去了几个实验室，并从其中一个实验室里拿了一大瓶有骷髅标记的有毒试剂，把它带出实验楼，然后又送回原处，并拍摄下整个过程，但每次都无人过问。
11年后的今天，朱令铊中毒的真正原因仍旧扑朔迷离，也许确实存在着一个“幕后真凶”，也许没有。但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却是朱令的病情正在一天天恶化，她的家庭也因为巨额的医疗费陷入了窘境。“我们也没办法陪她一辈子，总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她，等到了那一天，瘫在床上的她该怎么办？”朱明新的声音哽咽了。
是什么将优秀的她推入地狱
如果不是“铊”，朱令的人生可能会和班上其他同学一样充满着玫瑰色：也许她正在海外求学，也许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或是早已为人妻母。
但1994年12月11日晚，朱令人生中的全部精彩随着她在北京音乐厅舞台上的完美谢幕戛然而止。
铊毒已向她的全身侵蚀
“你抵住她的腰，别让她往下沉。”吴承之边高声指挥着妻子朱明新，边躬着身子费力地从轮椅上架起女儿朱令的双臂，一点一点地把她挪到了客厅里一部简陋的用于训练站立的康复机上。
朱令站稳的一瞬间，吴承之顺势用康复机上的带子牢牢绑住了她的腰，就在此时，女儿发出了一声声低沉的呼喊声。“她这是感到疼了，以前住院时她的肚子上开过刀，每次上康复机都会碰到伤口。”“但是即便如此也得训练，否则她只能一辈子躺在床上。”
吴承之直起身子擦了擦前额白发下渗出的汗，“这样的训练每天要进行4次，过不了几年我们两个就没力气抬动她了。”说这话时，声音低得几乎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
站在康复机上的朱令咿咿呀呀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从歪斜的嘴角流出的口水打湿了胸前的衣襟。被绷带固定住的双腿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着，似乎随时都有瘫软下去的可能。她的头摇摇晃晃没办法摆正，始终向左歪着。她的眼睛睁得很大，听见声音便艰难地四处张望，然而事实上她却什么也看不见。由于卧床11年，她的身形已经完全变形，像怀了孕的中年妇女。
在给朱令海外同学的回信中，母亲朱明新这样描述女儿现在的情况：大脑开始萎缩，智力下降到幼童水平；体重已经达到100公斤，腰部肌肉能支撑背部，可不靠椅背独立坐着，但平衡控制功能差，重心稍有偏离就会倒；视力很糟，只可辨别不到一米远的手指数。
“现在的情况更糟，她已经查出患了糖尿病，而且肺里有一个皮球大小的囊肿，大小便不能自理。”“铊毒已经开始慢慢向她的全身器官侵蚀，走到哪里毁到哪里。”
她曾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人
朱令的班长张利这样回忆朱令：“她的优秀是自外及内的，是全方位的，迄今为止，我还未曾见过如此完美的人。
天生丽质的她有着明亮的双眸、白皙的面庞，加上高挑的身材、高雅的举止，举手投足间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辅导员甚至曾经建议她参加礼仪大赛。”
“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来自她优秀的压力，则是在有机实验课上。每次她都是来得最晚，而又走得最早。在匆匆瞟过实验步骤后，她便一气呵成地开始操作。其动作熟练、麻利。我曾经试图追赶她的速度，但总是徒劳无功，即使有时在速度上接近，可是在质量上又有悬殊的差别。在她身边，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我怀疑自己的能力，甚至怀疑是否选错了专业。”
朱令的同学童宇峰在2004年11月10日的文章中回忆了他第一次见到朱令的情景。“朱令第一次亮相时，带来了一架黑色的古琴。古琴由于难度高，会演奏的人很少……朱令的双手细长而灵活，她的手指在琴弦上自如而精确地滑动，让人叹为观止。乐队的指导老师都惊喜得合不拢嘴。后来听说朱令不仅会演奏古琴，还弹得一手好钢琴，学习也很好，还是游泳健将，在校级比赛中拿过名次。我对朱令的钦佩油然而生，甚至有了一些微妙的敬畏。”
然而现在看来，所有的描述似乎都像在说另外一个人。记者眼前的朱令，却是一个瘫在床上，五官扭曲、神情痴呆的中年妇女。
被疑铊中毒，生命精彩戛然而止
朱令人生中的全部精彩随着她在1994年12月11日晚上在北京音乐厅舞台上的完美谢幕戛然而止，那次她作为清华大学民乐队的成员参加演出，并进行了古琴独奏，可是就在第二天，铊毒开始在她体内全面发作。
“我当时在台下就觉得她弹古琴时是在强忍着疼痛。”朱明新说她几乎是含着泪看完了朱令的演出。
朱令的父亲吴承之是上海人，1959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退休前是国家地震局高级工程师。他有两个女儿，这对夫妇原本可能会比其他父母更幸福，因为两个女儿先后在1987年和1992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可是他们却遭遇了别的父母难以想象的苦难。大女儿吴今在考入大学后第二年的一个周末与同学春游时失踪，3天后在一个悬崖下找到了她的尸体。
大女儿意外身亡后，朱明新祈盼厄运到此为止了，然而她并不知道这仅仅是开始。
“其实在演出之前，朱令的身体已经出现了异常。她吃不下东西，直喊肚子疼。”朱明新对此并没有太放在心上：“我们估计可能是她忙于准备演出，过分紧张引起了肠胃不适。”直到4个月以后，朱令被正式确诊为“铊中毒”，他们才知道“肚子疼”是这种中毒的典型表现。
演出后的第二天，剧烈的腹痛让朱令不得不回了家，朱明新急忙带她到同仁医院就诊。“在北京同仁医院治疗近一个月，病因始终无法确诊，头发全部掉光后病情好转出院。2月20日回校上学，仅过了一周，她再次发病，双脚疼痛难忍、双手麻木，再次脱发。”
1995年3月9日，朱令前往北京市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专家门诊就医，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教授接诊后，初诊“高度怀疑铊中毒”，并请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与卫生职业病研究所的张寿林大夫会诊，张提出可能是“铊中毒”或“砷中毒”，但因为条件有限始终没能做相关化验。
因为没办法确诊，朱令的病情日益严重。1995年3月26日，朱令被收入ICU，靠呼吸机生存，1995年3月28日，朱令进入长达两个多月的深度昏迷。
SOS!有个中国女孩需要帮助
“她几乎全身赤裸地躺在ICU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
我的第一反应是拔腿想走，但是双腿已经不听使唤。”11年后，贝志诚向记者回忆起那一幕时语气依旧沉重。那是贝志诚中学毕业后第一次见到朱令，当时他正在北京大学力学系读大三。贝志诚决心为朱令做点什么。
“既然国内没办法确诊，那我就向全世界求救。”贝志诚想到了当时正在北大进行试验的互联网，他决定利用这个向海外发送求救邮件。
“这里是中国北京大学。一个年轻的女孩正在死去，医生没办法确定她的病因，我们需要得到你的帮助。”贝志诚在邮件的开头这样写道，他在信中详细描述了朱令的症状。1995年4月10日，贝志诚发出了第一封电子邮件。
“3个小时后我收到了第一封回信，紧接着第二封回信到了，来信人明确指出朱令是典型的铊中毒症状，解毒药是普鲁士蓝。”贝志诚说前后他总共收到了约3000封回信，“这其中有60％认为是铊中毒。”
贝志诚以最快速度将这些邮件送给了朱令的主治大夫和朱令的家属。“然而，大夫们根本不看这些资料，并且说我在给他们治疗施加压力。”
吴承之带着朱令的脑积液、血液、尿液、指甲和头发来到了北京职业病防治所做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专家很明确地告诉他，朱令体内的铊含量超标一千多倍，足以致人死亡，必须立刻服用普鲁士蓝解毒。
“我们发了疯似地四处寻找普鲁士蓝。”吴承之在协和医院的配合下，终于在中日友好医院库房里找到了仅存的20针普鲁士蓝化学剂，后来又在北京市劳动卫生所找到了十盒普鲁士蓝，“你知道吗？只要3毛钱一支！可是朱令发病50天以后我们才知道它能救朱令的命。”
一个月后朱令体内的铊含量降为零，中毒症状消失。“但是因为延误了治疗时间，毒物已经侵害到了她的大脑神经、视觉神经和四肢神经，给她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2000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协和医院)不作为的行为导致被鉴定人朱令病情被诊断延误”为由，终审判决协和医院补偿朱令医疗等损失10万元。
作者：□晨报特派记者于任飞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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