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医生团队领导效能与任务互动的关系研究：团队凝聚力的中介作用和团队支持感的调节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实现“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战略要求的重要措施。实践证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可以引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变服务理念，提高居民健康素养，促进慢性病规范化管理［1］。加强家庭医生团队建设、促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质增效是我国医疗卫生供给侧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提高团队协作水平日益成为组织管理，尤其是卫生领域中提高健康服务水平和效率的一种重要方式［2］，其中团队领导者的作用备受关注。团队领导效能是领导者以任务为导向进行分配任务、执行规则等协调团队活动的过程［3］。已有研究认为，管理者的领导能力对于医生团队内在工作动机激发和成员之间互动自主性提升具有积极意义［4］，对团队成员主动行为［5］、成员工作情感［6］等均有影响，是稳定队伍的重要因素。但目前对于家庭医生团队领导者影响成员任务互动的机制研究并不充分。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领导效能对任务互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根据以往研究，团队凝聚力在领导行为和成员互动行为之间发挥重要中介作用［7］，领导者的风格影响团队氛围的塑造和团队凝聚力［8］，会体现为团队任务执行的效率，进而影响成员参与团队工作的表现能力［9］。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团队凝聚力对领导效能与任务互动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此外，团队支持感不但影响领导者在团队中效能的发挥［10］，还影响成员对团队互动的参与程度和情感［11］，其作为情景变量，可能在领导效能和团队凝聚力间起调节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团队凝聚力与领导效能的关系受到团队支持感的负向调节作用。现有研究多聚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开展模式［12-13］、绩效管理［14］、实施现况和实施效果［15］，以及对特定群体的影响［16-18］，而作为家庭医生团队人员配置到绩效产生的中间环节，家庭医生团队负责人以任务为导向进行分配任务、执行规则等协调团队互动工作的研究较为缺乏，且多以定性研究为主。本研究以家庭医生为研究对象，旨在构建领导效能、团队凝聚力、任务互动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并检验团队支持感的调节效应，以明确领导效能对任务互动的内在影响机制（理论模型见图1），为解释家庭医生团队领导者与团队成员关系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为提高家庭医生团队协作水平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2021年10—12月，采用随机抽样法在湖北省潜江市和湖南省长沙市各抽取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家，整群抽取12家机构的所有家庭医生团队成员进行问卷调查（n=593）。开展研究前，与12家样本机构协商沟通并取得许可，研究对象皆知情同意。
1.2 调查工具
本研究使用量表均参考现已成熟的量表或文献研究，翻译过程遵循Brislin翻译模型：由2名通过英语六级的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对英文版量表进行独立翻译；由研究者和翻译者对2个版本进行对比，形成中文调和版量表；由另一名未接触量表翻译人员将中文调和版量表回译成英文版量表；由研究者和翻译者对回译后的英文版量表与原英文版量表进行等价性评定，对2个版本中的不一致处进行反复比对、讨论，并修正翻译过程中出现的翻译偏差，最终形成中文预试版问卷；通过专家访谈和课题组内部讨论，结合我国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现状，对量表表达进行修改，量表均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其中，领导效能量表借鉴HUNZIKER等［3］编制的量表，共6个条目，题项包括“团队负责人是否会经常询问团队成员意见，鼓励团队所有成员表达自己的观察结果”等，得分越高表明领导效能越高；团队凝聚力量表借鉴CARLESS等［19］编制的量表，共5个条目，题项包括“为达成绩效目标，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团结在一起”等，得分越高表明团队凝聚力越高；任务互动量表借鉴ROSENMAN等［20］和FARLAND等［21］编制的量表，共5个条目，题项包括“接到承担慢性病防治工作任务后，团队会立即分析各阶段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等，得分越高表明任务互动越好；团队支持量表借鉴LANTZ等［22］编制的量表，共5个条目，题项包括“团队其他成员和我对于我的专长有共同的认知”等，得分越高表明团队支持越强。同时，收集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岗位、工作年限。
1.3 调查与质控方法
本研究调查现场由经过调查培训、掌握注意事项的专业人员进行指导、协调，同一设备或账号只能提交1份回答全部问题的问卷。在调查结束后，研究人员对问卷进行核查以确保可靠性。共邀请593名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参与问卷调查。排除信息缺失的问卷后，最终共计回收有效问卷58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8%。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和AMOS 26.0软件分析问卷数据。计算领导效能、团队凝聚力、任务互动、团队支持感4个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以Cronbach's α系数>0.600为量表信度较好［23］；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效度，并在此基础上加入方法因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若模型拟合度变好，即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降幅超过0.050，拟合优度指数（GFI）、规范拟合指数（NFI）、相对拟合指数（RFI）、增值拟合指数（IFI）、非规范拟合指数（TLI）、比较拟合指数（CFI）提升达到0.100，表示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24］；对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容差≤0.100表明自变量之间共线性严重，方差扩大因子（VIF）<3.000表明不存在共线性问题、3.000~10.000表明存在中等程度的共线性，>10.000表明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描述性分析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基本情况和4个量表得分情况，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x±s）表示，4个量表得分的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 v3.3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和调节作用分析，采用Model 4对团队凝聚力在领导效能与任务互动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采用Model 7对有调节的中介变量进行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基本情况
580名家庭医生团队成员中，男202名（34.8%）、女378名（65.2%），平均年龄为（38.7±9.2）岁，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8名（1.4%）、高中/中专109名（18.8%）、大专226名（39.0%）、本科237名（40.9%），岗位为临床医生257名（44.3%）、公共卫生人员141名（24.3%）、护理人员120名（20.7%）、其他62名（10.7%）；平均工作年限为（16.8±9.8）年。
2.2 量表的信效度、共同方法偏差及共线性分析
（1）领导效能、团队凝聚力、任务互动、团队支持感4个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56、0.648、0.941、0.744，均>0.600，整体信度良好。（2）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4因子模型的χ2/df=2.595，RMSEA=0.077，GFI=0.915，NFI=0.953，RFI=0.946，IFI=0.971，TLI=0.966，CFI=0.971，拟合情况符合标准且优于其他模型。在4因子模型基础上加入方法因子模型，拟合指标无明显改善，RFI和TFI反而降低，认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见表1。（3）多重共线性分析显示，自变量容差均>0.100且VIF均<10.000，认为构建的模型比较稳定，变量适合做中介、调节分析，见表2。
2.3 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量表得分及相关性分析
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领导效能得分为（4.28±0.73）分，团队凝聚力得分为（4.21±0.64）分，任务互动得分为（4.37±0.65）分，团队支持感得分为（4.09±0.83）分。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领导效能得分与团队凝聚力、任务互动、团队支持感得分呈线性正相关（r值分别为0.45、0.75、0.21，P<0.05），团队凝聚力得分与任务互动、团队支持感得分呈线性正相关（r值分别为0.50、0.43，P<0.05），任务互动得分与团队支持感呈线性正相关（r=0.25，P<0.05）。
2.4 团队凝聚力的中介作用和团队支持感的调节效应分析
以领导效能得分为自变量（赋值：以实际值纳入），以任务互动得分为因变量（赋值：以实际值纳入），以团队凝聚力得分为中介变量（赋值：以实际值纳入），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岗位、工作年限为控制变量（赋值：性别，男=1，女=2；年龄，以实际值纳入；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1，高中/中专=2，大专=3，本科=4；岗位，临床医生=1，公共卫生人员=2，护理人员=3，其他=4；工作年限，以实际值纳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领导效能得分对团队凝聚力得分有正向影响（P<0.05），领导效能得分对任务互动得分有正向影响（P<0.05），纳入团队凝聚力得分后，领导效能得分对任务互动得分的正向影响依然明显（P<0.05），团队凝聚力得分对任务互动得分有正向影响（P<0.05），见表3。此外，领导效能得分对任务互动得分的直接效应及团队支持感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CI上限、下限符号一致，均不包括0，表明家庭医生团队的领导效能不仅能直接影响任务互动，还能通过团队凝聚力的中介作用影响任务互动，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12%和88%，见表4。
将团队支持感得分放入模型（赋值：以实际值纳入），对有调节的中介变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领导效能得分与团队支持感得分的交互项对团队凝聚力得分有预测作用（P<0.05），即团队支持感得分能够调节领导效能得分对团队凝聚力得分的预测作用，见表5。将团队支持感得分按±1个标准差分为高、低两组，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图2）。结果表示，领导效能得分对团队凝聚力具有明显正向预测作用（P<0.05）。相对于高团队支持感，领导效能在低团队支持感的团队中作用更明显，即随着团队支持感的增加，领导效能通过增加团队凝聚力促进任务互动的作用呈逐渐降低趋势，见表6。
3 讨论
3.1 领导效能对任务互动的正向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家庭医生团队中，团队负责人的领导效能对团队内部的任务互动有正向影响，验证了以往研究结果中领导行为可促进员工工作动力和行为的结论［4］。提供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等综合性服务的家庭医生团队中，团队负责人不仅要规范团队成员的行动计划，对团队目标负责，还要维持团队成员之间的信心和合作。较高的领导效能影响下，团队成员会表现出较高的团队认同，通过激发团队成员自主能力提升在团队工作中的行为表现。领导者对自身定位和责任的认知越清晰，领导效能越高［25］，越能够更好地发挥出团队成员个人优势。不同类型的团队成员对团队任务参与程度和主动性也有所差异［26］，其态度、行为、绩效方面的表现可以被认为是对团队负责人领导效能的反馈［27］。因此，应当重视团队负责人领导能力的培训，通过明确职位责任、开展领导力培训等措施提高团队负责人领导效能，为团队内部成员之间围绕家庭医生签约工作的一系列任务互动行为提供有力支持。
3.2 团队凝聚力在领导效能与任务互动间的中介作用
团队凝聚力在家庭医生团队领导效能对任务互动的预测作用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团队负责人的领导效能可以通过提高团队凝聚力增强团队任务互动的表现。领导效能可以促进团队成员间的积极沟通，提高团队凝聚力［28］。团队凝聚力可以提高团队成员间及成员对团队的认同程度，影响其对团队的信任，在与其他成员的交流上更有效率［29］，加强了团队成员间的合作意识和工作表现，可有效进行任务互动，执行团队任务。团队凝聚力不仅来自团队成员相处所形成的人际吸引，还受到团队实现共同目标这一过程的驱动［30］。卫生服务机构及团队负责人应当有意识地重视构建团队成员间的联系和协作，增强团队凝聚力。
3.3 团队支持感在领导效能和团队凝聚力间的负向调节作用
团队凝聚力的中介作用受到团队支持感的调节。团队支持感可以增强领导效能对团队凝聚力的正向作用，且这种作用在低团队支持感的情况下更明显。进一步说明较高的领导效能可以更有效地向团队成员传递出对个人工作投入的承认和重视，使团队成员呈现积极的工作情绪［31］，更愿意参与团队工作和以更友好的姿态参与团队交流，从而塑造强大的团队凝聚力。此外，在不同团队支持感的团队中领导者的作用存在差异。在领导效能高的团队，因领导者与成员之间直接关系的建立，团队成员对团队支持感的依赖更弱［32］。随着组织支持感的降低，领导效能对团队凝聚力的正向影响增强。当组织支持感很低时，领导效能的提高更容易激发团队成员对团队目标和团队成员的认同，对团队凝聚力的影响变大。因此，团队应为成员争取更多的支持条件和发展空间，引导团队成员对工作产生信心。
4 小结
本研究以团队凝聚力为中介变量、团队支持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变量，检验了家庭医生团队中负责人领导效能对团队任务互动的影响，对探讨家庭医生团队建设中选拔培养团队负责人的重要意义提供了实证支持，为研究家庭医生团队效能提供了新视角。研究结论对家庭医生团队建设启示如下：充分发挥团队领导者的自我认知和积极负责是提高团队任务互动的重要切入点；通过领导效能提升团队凝聚力是改善家庭医生团队互动的重要手段；应尽量避免团队领导者和团队支持感的作用冲突带来的不利影响。本研究也存在不足：首先，本研究设计采用横断面研究，使得无法在实证上推导各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本研究问卷均由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填写，不可避免受到主观评价和认知的影响，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最后，家庭医生团队围绕签约服务所进行的从人员组成到服务提供的中间过程仍为“黑箱状态”，团队成员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在时间动态上的变化仍需进一步考量和验证。未来研究可以通过纵向设计或试验探讨家庭医生团队中团队负责人的领导效能与团队任务互动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