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让心理障碍患者做抑郁自评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的评估

上周遇到一位中年女士来咨询，她的苦恼是跟就读初中的女儿关系问题。她在孩子初一时离异，目前母女关系很差，而孩子父亲为了博取孩子的好感，无条件的满足孩子的需求。孩子以前成绩不错，目前不想上学，动不动就以身体不适为理由不去上学，在家游戏玩的很多，而且要求看心理科。

该女士还谈到她孩子想看心理科的原因来自其同桌。该同桌告诉她自己的经历：“当时医生让我做了几份量表，然后跟我父母说我抑郁了，不要对我要求太高。从此后只要我不高兴，父母就不会吵我，而且还方便向老师请假了。我就诊时跟医生说想吃药，医生也开了，但我没吃。”所以，该孩子也想就诊，其就诊目的也只想要一个“抑郁”的诊断。

我听后哑然了，认真地告诉该女士说：“孩子愿意就诊，这是好的一面。但我这里一般是不会让她做抑郁自评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的，更可能让她做个性和处事方式的评估，我们一般也不会做休息/休学之类的建议的。对于青少年，我们这里以心理治疗为主的。”

这时，我想起了我在《走出绝望：心理医生教你摆脱抑郁的折磨》这本书中所写的两段话：

“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传统把道德行为的伦理选择既看作是一种情绪，也看作是一种政治表态；抑郁情感在当时是不被接受的，因为它意味着“被污名的精神病”和“社会的失调”。因此，许多人把抑郁症的医学问题道德化，普遍否认抑郁症的存在，导致大量的抑郁症病人得不到有效的诊治。

现在，另一种极端的现象正在悄悄地形成，那就是许多人把抑郁症的社会文化问题医学化了，人们普遍把抑郁症当成了某些现象（如自杀、社会适应困难）的罪魁祸首，导致抑郁症的滥诊断、滥治疗现象以及“谈抑郁色变”现象的出现。只要你在医生面前哭泣，他就有可能给你下“抑郁”的诊断，并开出抗抑郁药。有些人甚至在不高兴时，就以抑郁症为名到医院要求医生开具休假证明。”

今天早上，我收到一位学生的留言。她曾经因强迫在我这里做正念禅疗，不仅自己已经恢复的不错，还介绍妈妈朋友的孩子来就诊。她是这样说的：“包医生，我妈妈朋友的女儿她现在状态很不好有自杀动机您今天什么时候有空方便插个队帮她看一下吗？麻烦您了。”（附图）

读后我感到欣慰，这个孩子走在了成长的路上。

对比一下这两个孩子说的话，对我们精神心理卫生工作者来说，我们的行为模式和修为对来访者的人生影响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