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老年人体力活动与全因死亡风险的关系：前瞻性队列研究

体力活动不足是21世纪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之一［1］，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第四位死亡危险因素［2］。世界卫生组织估测，全球每年有200多万人死亡是由于体力活动不足导致的［3］。2021年我国死亡人口1 014万人，比2020年增长16.4万人［4］，死亡人数的增长给我国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负担［5］，慢性病致死是我国人口死亡最主要的原因［6］，而体力活动不足是慢性病的重要诱因之一［7］，体力活动不足问题严重威胁着国民的身体健康。

体力活动是影响生存结局的独立因素［8］，可以预测15%的过早死亡［2］。有横断面研究结果显示，适量增加体力活动可以减少缺血性脑卒中、缺血性心脏病和糖尿病等疾病的归因死亡，并延长期望寿命［9-10］。也有纵向研究发现体力活动增加和死亡风险存在负相关关系［11］，完全不活动和活动不足个体的全因死亡率明显高于活动充分的个体［12］。

以往研究结果表明体力活动与死亡存在着关联，为本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但相关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1）大多是针对特定疾病死亡关系的研究，缺少对全死因风险的整体性研究；（2）缺少针对我国中老年人群的前瞻性研究；（3）体力活动水平的测量仅依据基线水平，未考虑后期可能发生的变化。此外，CARLSON等［13］研究表明，由于体力活动不足而增加的死亡风险在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中十分明显。基于此背景，本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2011—2018年数据，旨在对我国中老年人体力活动与全因死亡风险的关系进行探讨，为我国中老年人体力活动水平推荐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CHARLS是于2011年开展基线调查，具有代表性的全国随机抽样调查，其动态、系统地收集了我国≥45岁中老年居民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2022-09-10，提取CHARLS中自2011年基线调查到发生死亡或最后一次调查时，体力活动水平未发生改变者。排除标准：（1）体力活动信息缺失；（2）生存状态信息缺失。最终纳入2 779名研究对象。

1.2　基线资料收集　（1）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户口类型。（2）生活方式变量：包括吸烟情况、饮酒情况、生活满意度、BMI、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受限状况。BMI<18.5 kg/m2为偏瘦，18.5 kg/m2≤BMI<24.0 kg/m2为正常，BMI≥24.0 kg/m2为超重或肥胖；ADL包括进食、穿衣、床椅转移、如厕、洗澡和控制大小便6项活动，任何1项有执行困难定义为ADL受限［14］；吸烟情况和饮酒情况包括从不、曾经和现在3个选项；生活满意度包括满意、中等和不满意3个选项。（3）慢性病患病数量：包括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或高血糖、癌症或恶性肿瘤、慢性肺部疾病、肝病、心脏病、卒中、肾病、胃或其他消化系统疾病、情绪及神经或精神问题、记忆力相关疾病、关节炎或风湿病和哮喘。

1.3　体力活动判定标准　CHARLS收集了受访者过去1周内每天进行至少10 min活动的天数和每天活动的持续时间。参照乔玉成［15］对身体活动水平的评估方法，对低、中、高强度体力活动代谢当量（MET）进行赋值，将低强度活动MET赋值为3.3，中强度体力活动的MET赋值为4.0，高强度体力活动的MET赋值为8.0，计算公式为：一周身体活动能量消耗=MET×每天活动时间（min）×一周活动天数（d）。依据国际体力活动问卷（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IPAQ）评判标准划分为3种体力活动水平：低水平体力活动（<600 MET/周）、中水平体力活动（600~3 000 MET/周）、高水平体力活动（>3 000 MET/周）［16］。IPAQ是国际上使用较为广泛的成年人体力活动水平测量问卷之一，在我国实证研究检验具有较好的效度与信度［17］。

1.4　随访、结局事件与分组　本研究的随访起止日期为2011—2018年，选取2013年、2015年和2018年的数据进行追踪随访，随访终点事件为全因死亡。结局变量包括生存状态（全因死亡/存活）和生存时间（以月为时间单位）。根据研究对象的生存状态分为存活组和全因死亡组。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tata 16.0和SPSS 2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第一四分位数，第三四分位数）〔M（P25，P75）〕表示；分类变量采用相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χ2趋势检验。以月为时间单位，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计算风险比（HR）及95%可信区间（95%CI），分析体力活动水平与全因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为了调整混杂因素对体力活动与全因死亡关系的影响。本研究建立了3个模型：模型1调整人口学变量，模型2调整人口学变量和生活方式变量，模型3调整人口学变量、生活方式变量和慢性病患病数量。本研究进行2次敏感性分析，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采用相乘交互作用分析协变量与体力活动对全因死亡结局影响的交互作用，并对有交互作用的协变量分别进行分层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基线资料及随访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2 799名对象，其中男1 362名，女1 437名，男性中位年龄58.0（52.0，66.0）岁，女性中位年龄57.0（50.0，65.0）岁。累计随访18 280人年（平均每人6.53年），其中报告全因死亡375名，全因死亡发生率为13.40%。存活组与全因死亡组的体力活动水平、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ADL受限状况、BMI、吸烟情况、饮酒情况及患慢性病数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存活组与全因死亡组的户口类型和生活满意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体力活动对中老年人全因死亡影响的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　以是否发生全因死亡为因变量，以体力活动水平、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户口类型、ADL受限状况、BMI、吸烟情况、饮酒情况、生活满意度、患慢性病数量为自变量（赋值情况见表2），进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调节混杂因素后，相较于低水平体力活动的中老年人群，中水平体力活动中老年人群的全因死亡风险降低43%〔HR=0.57，95%CI（0.44，0.75），P<0.001〕，高水平体力活动中老年人群的全因死亡风险降低64%〔HR=0.36，95%CI（0.27，0.48），P<0.001〕，见表3。

2.3　敏感性分析　本研究进行了2次敏感性分析。第1次剔除随访初始两年内死亡者，第2次剔除基线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的研究对象。两次敏感性分析均发现，与低水平体力活动比较，中、高水平体力活动中老年人群的全因死亡风险降低（P<0.001），表明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见表4。

2.4　分层分析　相乘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和BMI与体力活动水平对全因死亡结局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P交互分别为0.036、0.049），性别、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吸烟情况、饮酒情况、ADL受限状况、患慢性病数量与体力活动水平对全因死亡结局的影响不存在交互作用（P交互>0.05）。分别按年龄和BMI进行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在45~59岁的中老年人群中，高水平体力活动中老年人的全因死亡风险较低水平体力活动中老年人降低74%〔HR=0.26，95%CI（0.14，0.47），P<0.001〕；在60~74岁人群中，相较于低水平体力活动中老年人，中、高水平体力活动中老年人的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50%〔HR=0.50，95%CI（0.33，0.76）〕和65%〔HR=0.35，95%CI（0.24，0.51），P<0.001〕。

在BMI正常的中老年人群中，中、高水平体力活动中老年人的全因死亡风险分别是低水平体力活动中老年人的49%〔HR=0.49，95%CI（0.33，0.73），P<0.001〕和29%〔HR=0.29，95%CI（0.20，0.43），P<0.001〕；对于超重或肥胖中老年人群，高水平体力活动中老年人的全因死亡风险是低体力活动中老年人的36%〔HR=0.36，95%CI（0.22，0.59），P<0.001〕，见表5。

3　讨论

体力活动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形成了不同视角的类型划分，按照时间和空间划分为休闲类、职业类、交通类及家务类；按照能量代谢特征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按照活动的形式分为柔韧性活动、抗阻力运动及综合运动［15］。各类型的活动在适度的水平上都有益于人的健康。有研究发现，休闲时间体力活动的水平越高，全因死亡的风险越低［18］；家务体力活动的增加也会降低全因死亡率［19］。另有研究显示，在任何强度下，较高的体力活动水平都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有关［20］。IPAQ是基于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3个维度进行体力活动综合测量的问卷，在成年人体力活动评价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以IPAQ作为体力活动水平的测量工具和评价标准，用来总体反映个体体力活动。结果显示，与低水平体力活动比较，中、高水平体力活动是中老年人全因死亡的保护因素，可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中老年人群的全因死亡风险，这与BERNABE-ORTIZ等［21］的研究结果相似。

分层分析结果显示，高水平体力活动水平能明显降低45~59、60~74岁人群的全因死亡风险，中水平体力活动能明显降低60~74岁人群的全因死亡风险；在≥75岁人群中并没有发现体力活动水平与全因死亡风险有关联，可能与该群体样本数量偏少有关，更可能是增龄后肌肉及钙流失［22］、身体功能下降、患病增加等客观事实的反映。对于高龄老年人体力活动与死亡风险关系，目前的研究结果存在分歧。美国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在≥75岁的老年女性中，增加体力活动量并没有明显降低死亡风险［23］；而另一项研究显示，在≥80岁的老年人中，进行体力活动与降低死亡风险的关联性最强，每周参加≥5次以上体力活动的高龄老年人能获得更多的健康收益［24］。两项研究结果的差异一方面与高龄群体的健康状况更为复杂、其他风险因素的累积效应更明显等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各研究中体力活动的范畴和测量方式不同有关。

本研究还发现高水平体力活动能明显降低BMI正常、超重或肥胖中老年人群的全因死亡风险，这与TARP等［25］研究结果相似；此外，中水平体力活动也能明显降低BMI正常人群的全因死亡风险，但在偏瘦的中老年人群中未发现体力活动水平与全因死亡风险有关联，这可能与偏瘦人群更容易出现骨质疏松［26］、贫血等客观情况有关。

本研究有一定的创新性：基于CHARLS数据，在严格筛选研究对象的基础上，运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体力活动水平对中老年人全因死亡的影响，在筛选研究对象时，不仅考虑研究对象基线调查时的体力活动水平，还结合2013年、2015年和2018年3次跟踪随访数据，确保了在整体研究周期内每个研究对象的体力活动始终处于同一水平，避免体力活动水平变化对结果产生影响。但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尽管调整了多个重要混杂因素，但仍不能完全避免未知混杂因素的干扰。体力活动的测量也是影响研究结果的重要方面，本研究体力活动的信息由研究对象回忆填写，存在一定的回忆偏倚。目前，根据心率监测或运动传感器监测的信息更客观，但是需要将收集的数据转换为能量消耗，而能耗方程模型的质量可能会增加测量的误差风险；另外，心率监测仪器或运动传感器的使用，也使得该测量方法难以在人群中大规模使用［15］。未来可以探索多种测量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共同评价体力活动情况，从而使相关研究结论更具准确性。

综上，中、高水平体力活动均可降低中老年人的全因死亡风险，且高水平体力活动的效果更明显。从降低全因死亡风险的角度考虑，45~59岁、超重或肥胖人群适宜选择高水平体力活动；60~74岁和BMI正常人群选择中、高水平体力活动均可受益；≥75岁和偏瘦人群尚未形成有充分证据的明确推荐，需根据自身具体情况选择。

致谢：感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提供CHARLS数据。

本文无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源：陈希，章娟，李霖，等. 中国中老年人体力活动与全因死亡风险的关系：前瞻性队列研究［J］. 中国全科医学，2023，26（31）：3890-3895.DOI:10.12114/j.issn.1007-9572.2023.0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