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筛查严重不足,你是被漏掉的那一半吗?美国心理学会量表+《成人抑郁筛查》专题
抑郁不是“想不开”,也不是“不开心”,更不是“矫情”。在未筛查的情况下,估计只能发现50%的重性抑郁患者。
本文附医学研究平台Ovid®收录的美国心理学会(APA)抑郁相关量表2个,及循证医学知识库UpToDate临床顾问《成人抑郁筛查》专题全文免费开放。希望借由筛查的普及,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Part 1
美国心理学会(APA)抑郁筛查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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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id检索界面
在此,分享其中两个抑郁症相关心理学量表——
Universal Depression Screenings Survey

Death Depression Scale - Revised Version

Part 2
循证医学知识库UpToDate临床顾问《成人抑郁筛查》专题全文免费开放
下文来自威科集团旗下循证医学知识库UpToDate临床顾问《成人抑郁筛查》专题,将总结支持成人筛查有效的证据,以及初级保健中的抑郁筛查推荐。现在免费开放给广大通道,欢迎分享、转载。
引言
抑郁是一般人群中最常见的精神障碍[1],也是初级保健患者中最常见的精神卫生问题[2-5]。尽管抑郁症状在初级保健患者中常见,但很少有患者会与初级保健医生直接讨论这些症状。实际上,2/3的初级保健抑郁患者是因躯体症状就诊,例如头痛、背部不适或慢性疼痛,这使得抑郁更难被发现[6,7]。
未筛查的情况下,估计只能发现50%的重性抑郁患者[8]。除非直接询问患者的心境,否则患者会出于各种原因省略有关抑郁症状的信息,包括:
- 害怕污名化
- 认为抑郁不在初级保健的范围内
- 认为抑郁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而是一种个人缺陷
- 担心病历的保密性
- 担心医生开具抗抑郁药物或被转诊至精神科[9]
系统性筛查可能大有益处。抑郁合并慢性躯体疾病时,未经治疗的抑郁会引起生存质量下降[10]、自杀风险增加[11]以及不良生理结局[12]。相比非抑郁人群,抑郁患者的死亡风险增加(RR 1.52)[13]。经计算,患抑郁的每一年,相当于1个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 QALY)缩减了20%-40%[14-17]。此外,抑郁还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美国每年的相关花费达数十亿美元[18]。抑郁不只影响患者自身,还会对其雇主[19]、配偶[20,21]和孩子[22,23]造成负面影响。
1、定义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ition, DSM-5)定义了抑郁综合征[24]。本专题中“重性抑郁”一词是指单相抑郁。
重性抑郁综合征或重性抑郁发作至少表现为下列症状中的5项,这些症状几乎每天且在一天中大部分时间存在,持续至少2周(表 1)。其中至少有1项症状是心境抑郁或是丧失兴趣或愉悦感。
●心境抑郁
●对大多数或所有活动都丧失兴趣或愉悦感
●失眠或嗜睡
●食欲或体重改变
●精神运动性迟滞或激越
●精力不足
●注意力不集中
●无价值感或内疚感
●反复出现关于死亡或自杀的想法
这些症状使患者非常痛苦或损害其心理社会功能,并且不能直接归因于某种物质的生理作用或一般躯体疾病。此外,症状不能用重大丧失后的反应来解释,不过如果症状超出了丧失后的正常反应,医生仍应仔细考虑抑郁的可能性。(参见 “成人延长哀伤障碍的流行病学、临床特征、评估和诊断”)
持续性抑郁障碍(恶劣心境)是一种相关疾病,以持续至少2年的抑郁症状为特征,表现为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心境抑郁,并且心境抑郁的天数多于无心境抑郁的天数。心境抑郁还伴有2项或多项以下症状(参见 “成人单相抑郁的评估和诊断”,关于‘诊断标准及分类’一节):
●食欲下降或增加
●失眠或睡眠过多
●精力不足
●缺乏自尊心
●注意力不集中
●无望感

表 1
2、流行病学和危险因素
抑郁在世界范围内非常普遍,且患病率似乎在增加。对居住在10个国家(巴西、加拿大、智利、捷克共和国、德国、日本、墨西哥、荷兰、土耳其和美国)的成年人的社区调查发现,重性抑郁的终生患病率从3%(日本)到17%(美国)不等,大多数患病率介于8%-12%[25]。抑郁在某些国家患病率较低的原因也许反映了文化或遗传因素导致的抑郁决定因素的真实差异、样本选择偏倚以及诊断标准的跨文化移植问题[26,27]。在患者更可能因躯体症状而非情绪症状就诊的文化环境中,抑郁更难发现[28]。(参见 “成人单相抑郁:流行病学”,关于‘患病率’一节)
在美国,关于酒精和相关疾病的全国流行病学调查Ⅲ显示,重性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的年患病率为10%,终生患病率为21%[29]。合并慢性躯体疾病患者的MDD年患病率明显更高,约为25%[30]。抑郁患病率在合并某些疾病的患者中很高,例如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如脑卒中、创伤性脑损伤、帕金森病)[31-33]、心血管疾病[34-36]、癌症[37]、免疫性和炎症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38])。
抑郁的危险因素涉及遗传、躯体、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具体包括[29](参见 “成人单相抑郁:流行病学”,关于‘人口学危险因素’一节):
●年龄较小
●既往抑郁发作
●家族史
●女性
●分娩(即,产后抑郁)
●童年创伤
●应激性生活事件
●收入较低
●社会支持缺乏
●严重的躯体疾病
●痴呆
●物质使用障碍
尽管了解危险因素对临床有帮助,但还不足以指导临床实践或指导抑郁筛查决策。
3、抑郁的表现、自然病程和发作病程
抑郁综合征患者可能因心境、认知、植物神经系统或躯体症状而就诊。心境方面的表现包括悲伤、情感劣性应激、情感麻木或有时焦虑或易激惹。植物神经系统症状包括精力缺乏,以及睡眠、食欲或体重改变。某些患者人群更可能因躯体症状(头痛、腹部或盆腔痛、背痛或其他躯体主诉)而就诊,这会妨碍抑郁的诊断。常以躯体症状为主要表现的人群包括:妊娠女性、老年人、囚犯、一些文化族群、低收入患者、合并躯体疾病的患者[6]。
大多数抑郁综合征患者最终会缓解,约半数患者在1年后缓解[39],而3/4在2年后缓解[40]。然而,即使不再符合完整的抑郁诊断标准,亚综合征性抑郁症状常会继续存在。病情缓解后仍然持续存在的最常见症状是失眠,其次是悲伤心境和注意力减退[41]。这类症状的持续存在增加了完整的抑郁综合征的复发风险。(参见 “成人单相抑郁的疾病病程”)
有过1次抑郁发作的患者经常会复发,在有抑郁病史的患者中,72%报告有不止1次的发作[42]。在临床上,单相重性抑郁的平均发病年龄为30多岁,发病更早与一系列负面的生物心理社会结局相关[43]。
抑郁的有效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慢性抑郁的治疗效果较差[44],因此抑郁患者务必早发现、早治疗。(参见 “成人单相重性抑郁:初始治疗的选择”和 “成人单相抑郁:抵抗性抑郁的治疗选择”)
4、筛查的理论基础
部分抑郁相关因素似乎强烈支持人群筛查:
●由于患者通常因各种躯体症状就诊,而且可能不愿意承认抑郁症状,使得抑郁往往难以被发现。
●未经治疗的抑郁与生活质量下降、死亡率增加以及经济负担增加相关。
●抑郁可以得到成功的治疗,而且在病程早期开始治疗更有效。
然而,真正检验筛查是否有效的试验将患者随机分为筛查组和非筛查对照组,并在一段时间内比较了两组的被筛查疾病相关结局。只有2项相对短期的随机试验评估了单纯筛查而对抑郁治疗无其他支持的情况[45,46]。这些研究的结果存在冲突。因此,专家们对如何最好地解读现有证据存在争议。
5、筛查的有效性
筛查的有效性取决于多种因素[47,48]:
●疾病在一般人群中是否足够常见而值得筛查
●疾病有无能通过筛查发现的无症状或早期阶段,在此阶段进行治疗比在较晚期或症状更加明显的时候开始治疗更有效
●有无性能特点能让人接受的筛查试验(高敏感性和相对较高的特异性)
●筛查试验是否容易进行、价格便宜且能很好地被患者耐受
●筛查结果是否带来有临床意义的收益,且该收益超过可能对患者造成的危害
考虑在初级保健机构筛查抑郁时,有良好的证据表明抑郁是一种常见疾病,且在未进行筛查时常常漏诊。有证据表明如果在抑郁病程的早期开始治疗,则治疗的反应率更高。目前有相对容易应用的筛查工具,并且在初级保健机构的应用已经得到了验证。然而,还未充分确认的是,筛查是否能改善患者结局,并且该获益超过假阳性试验结果和不必要的治疗可能造成的伤害。
数项高质量系统评价研究了在初级保健机构进行抑郁筛查对多种临床相关结局的影响[49-53]。一篇为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 USPSTF)进行的评价发现,在成人中进行抑郁筛查但不采取其他改善抑郁治疗的实践加强措施,增加了抑郁的诊断率(绝对增加10%-47%)[49,54]。后续一篇meta分析纳入了16项研究、共7576例患者,发现在初级保健机构或其他非精神卫生机构应用抑郁筛查或病例发现工具,可稍微增加临床医生的抑郁识别率(RR 1.27,95%CI 1.02-1.59),而对任意治疗的启动并无显著影响(RR 1.30,CI 0.97-1.76),也不影响抗抑郁药的使用(RR 1.20,CI 0.87-1.66)[50]。然而,7项提供了临床结局数据的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这类做法对抑郁症状有作用[55]。这表明尽管筛查对于发现抑郁很重要,但它并不足以改善临床结局。
其他系统评价(包括2009年的USPSTF系统评价[51])也纳入了多项研究,这些研究评估了筛查结合额外的支持,例如症状监测、自我管理计划或促进转诊[56]。USPSTF的系统评价纳入了8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干预组患者比对照组患者更可能获得抑郁症状的显著改善(RR 1.78),这种改善持续长达5年[51,54]。尽管在这种复合的干预措施中筛查本身的作用不可能确定,但是这些数据还是支持这样一个结论:抑郁筛查结合初级保健医生加其他专业人员提供的适当随访和有效治疗是有益的。有效的治疗需要严密监测治疗依从性和临床疗效,并且在临床疗效欠佳时调整治疗方案[57]。这和治疗慢性躯体疾病患者的方法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如果血糖筛查试验发现糖尿病并开始治疗,患者将需要后续血糖监测、调整治疗方案以及医疗团队共同参与来优化临床结局。
2016年的USPSTF系统评价发现,一项关于一般成年人群的试验称,筛查没有导致不良事件[52]。目前尚无其他试验报道筛查的潜在危害。潜在的危害包括假阳性诊断以及随后的标签效应以及不必要的治疗,包括药物花费和药物的不良反应,也包括机会成本(患者进行抑郁筛查的时间可用于其他预防或治疗活动)。抑郁筛查被广为接受,很少有患者觉得筛查过程很繁琐或者令人苦恼[58-60]。
成本效果 — 关于抑郁筛查的成本-效果数据有限,有2个来源:模拟法和利用抑郁筛查来识别患者的强化治疗模式随机试验。有限的证据表明,在抑郁患病率高的一般医疗机构(例如,为慢性躯体疾病患者服务的机构)开展抑郁筛查结合强化医疗模式的介入,可能符合成本-效果。
建模方法采用了一个精细复杂的Markov模型来估计筛查成本,结果发现年度筛查的成本很高(192,444美元/QALY),但每5年筛查1次的成本较低(85,679美元/QALY)[61]。筛查只在高患病率(≥13%)、高治疗率和高缓解率的乐观情况下才符合成本-效果。在USPSTF抑郁筛查系统评价纳入的7项试验中,有2项报道了成本-效果分析结果。每QALY的成本为9478-36,467美元,未超出表明干预措施符合成本-效果的阈值(≤50,000美元/QALY) [62,63]。
一项证据合成研究评估了产后抑郁筛查的成本-效果,发现原始数据不足,而一个采用了传统阈值的模拟模型也没有显示其符合成本-效果[64,65]。
6、筛查选择
(1)目标人群筛查 vs 一般人群筛查
USPSTF推荐的一种方法是筛查常规就诊的所有患者,然后进一步评估那些得分超出特定阈值的患者[52]。一种更可选的方法被称为病例发现,是只评估那些临床表现让人怀疑有抑郁的患者。抑郁的临床危险信号包括[66]:
●失眠
●疲劳
●慢性疼痛
●最近有生活变化或应激源
●健康自评结果一般或较差
●不明原因的身体症状
尽管如果患者报告有上述任何症状,其存在抑郁障碍的可能性会增至1.5-3.5倍,但是这种定向的筛查方法只比常规筛查适度更有效,而且会遗漏更多有抑郁障碍的患者[67,68]。与筛查所有成人相比,病例发现法可增加特异性,但会降低敏感性(如,假阳性结果减少,但临床抑郁患者的识别也减少)。在慢性疾病患者中,例如慢性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糖尿病患者,抑郁患病率增加,因此专科医疗机构的筛查假阳性率低于初级保健机构。
无论采用何种方法,为了确诊抑郁,筛查之后的进一步评估都是必不可少的。试验显示,筛查结合细致的诊断性评估和治疗可改善临床结局[51,54,56,57]。(参见 “成人单相抑郁的评估和诊断”,关于‘评估’一节和 “成人单相重性抑郁:初始治疗的选择”,关于‘治疗概述’一节)
(2)筛查工具
在选择一种问卷调查来进行抑郁筛查时应当考虑到多种属性,包括其对于被筛查人群的诊断准确性和操作的可行性。影响操作可行性的因素包括问题的数量、评分、解读的简易性,以及所需的阅读水平。这些特征总结在有关推荐问卷的附表中(表 2)[69,70]。
通过与使用共识标准(如,DSM-5)的结构性诊断访谈作对比,抑郁筛查问题的诊断准确性得到了验证。评估筛查问卷在初级保健机构中表现的系统评价发现,如果只设置1个关于抑郁的问题,则问卷的敏感性会非常低(32%)[71]。而设有2-10个问题的简短问卷的使用效果较好(表 2)[69,71]。在一项针对初级保健机构筛查工具的meta分析中,这些工具敏感性和特异性的中位数分别为85%和74%,各筛查工具间的效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0]。
简短的筛查工具包括:9条目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2条目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2, PHQ-2)、用于初级保健的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for Primary Care, BDI-PC)和5项WHO健康指数(5-Ite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ell-Being Index, WHO-5)。这些量表可让患者在与医生会面前或在候诊区域时进行自评。

表 2
• PHQ-9
PHQ-9(表 3)比其他筛查工具略微更准确(敏感性88%,特异性85%[72]),有助于监测患者的治疗反应[73-76]。PHQ-9的分值从0分到27分,得分≥10则提示可能为抑郁障碍。其中也包含了一个问题评估抑郁症状是否影响功能,这对确立DSM诊断很关键[24]。与其他筛查问卷相似,PHQ-9的准确性也不足以确诊抑郁[72]。对于得分超出阳性筛查阈值者,应进行细致的诊断评估。PHQ-9可用于监测治疗效果。(参见 “成人单相抑郁的评估和诊断”,关于‘单相重性抑郁’一节和 “使用量表监测症状和治疗抑郁(量化治疗)”)
以MDD或恶劣心境的患病率为10%来计算,PHQ-9得分≥10分得出的阳性预测值为45%。一些假阳性的筛查结果可能会导向其他与MDD有共同症状的诊断,比如焦虑障碍、有风险的酒精使用或亚综合征性抑郁(subsyndromal depression,定义为会增加MDD风险的较低水平抑郁症状)。PHQ-9得分<10分得出的阴性预测值为99%。
西班牙语版PHQ-9可在美国全国移民女性倡导计划的网站上查阅(National Immigrant Women’s Advocacy Project)[77]。

表 3
• PHQ-2
PHQ-2也称“两问筛查”,由PHQ-9的前2个问题组成(表 4):
●在过去两周,您是否经常因情绪低落、沮丧或绝望感而受困扰?
●在过去两周,您是否经常因做事情缺乏兴趣和愉悦感而受困扰?
PHQ-2的优势在于简短,便于口头完成。回答可能是二选一的(是/否),或分程度的(0-3分)。回答一个“是”或得分≥3(总分为0-6分)都提示可能存在有临床意义的抑郁。PHQ-2的敏感性为76%,特异性为87%[78]。
PHQ-2常作为“筛查前”检查,如果呈阳性则安排更详细的筛查(如,PHQ-9)。在一项对44,000多例参与者的meta分析中,相比单用PHQ-9筛查所有个体,先进行PHQ-2(临界值为≥2分)、再对筛查阳性者进行PHQ-9使后续PHQ-9的需求降低了57%[79]。这种更高效的两步式策略与采用PHQ-9筛查所有个体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相近。(参见下文‘筛查的实施’)

表 4
• 贝克抑郁量表用于初级保健
BDI-PC是一个含7项条目的量表[80],是由经广泛验证、含21项条目的贝克抑郁量表(BDI-II)改编而来[81,82]。21项条目的BDI-II对于监测治疗效果十分有用。在初级保健门诊患者中,使用临界值为4分时BDI-PC识别重性抑郁的敏感性为97%,特异性为99%[83]。然而,BDI只能付费使用,因此限制了其在筛查中的应用,而其他工具可在公共领域获得。
• WHO-5
WHO-5(表格 1)的敏感性很高,但特异性比其他工具稍差[84]。

表格 1
• 用于特定人群的筛查工具
某些患者人群可用专门的抑郁调查问卷。
●妊娠女性(参见 “妊娠女性单相重性抑郁:临床特征、后果、评估与诊断”)
●产后女性(参见 “产后单相重性抑郁的流行病学、临床特征、评估与诊断”,关于‘筛查’一节和 “产后女性双相障碍:流行病学、临床特征、评估和诊断”,关于‘筛查’一节)
●已在近期成为父母的伴侣(参见 “产后父亲抑郁”,关于‘筛查’一节)
7、筛查的实施
基于我们对现有证据的解读,当有条件确保诊断准确、治疗有效且随访适当时,我们建议对一般人群进行抑郁筛查。尚无证据支持抑郁筛查的最佳频率。为了便于操作,我们支持在常规的保健就诊时进行筛查。
如果有人员或系统确保恰当的随访和治疗筛查阳性的患者,在常规就诊时对所有成年人进行抑郁筛查或许是最简单的方法,尤其是使用有临床提醒功能的电子病历(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EMR)时。医疗机构也许希望在患者签到登记时发放问卷让患者完成,或者由专人在评估生命体征的同时发放问卷或者口头进行问卷调查。当采用后一种方法时,许多机构发现最有效率的是先口头进行PHQ-2问卷调查,结果呈阳性时再发放更长的问卷(如,PHQ-9)让患者在检查室候诊时完成。
研究还探索了就诊前采用视频或交互式计算机程序让患者参与抑郁症状的识别。在一项随机试验中,那些就诊前在候诊区使用过个体化交互式计算机程序的抑郁症状患者比对照组患者更有可能接受抑郁治疗(使用抗抑郁药物和/或转诊);而观看非交互式视频并没有增加患者的治疗率[85]。然而,两组在第12周时的精神卫生结局上并没有差异。
无论选择何种筛查方法,改变实践中的常规操作都会很困难[86]。为了促进抑郁筛查的实施,每位在职人员都应当了解以下信息:
●为什么抑郁筛查很重要
●如何处理患者对于保密性的担忧
●如何向患者介绍抑郁筛查
●逐字询问筛查问题的重要性
实施抑郁治疗的适当系统是指,由相关人员向抑郁患者提供直接临床治疗或协作治疗。他们可为症状监测、自我管理计划、药物依从性、患者教育、患者意愿与目标的评估和/或转诊提供支持。Medicare和其他许多医疗保险会报销整合的行为健康服务项目[87],从而降低提供此类服务的经济压力[88]。抑郁治疗的系统性支持实例包括[52,57,89]:
●护士,其负责筛查患者有无抑郁,告知临床医生阳性筛查结果,并协助患者转诊接受循证行为治疗。
●专门经过培训的个案管理员,其负责在基线和随访时采用标准化工具评估患者的症状,并评估治疗依从性。
●涉及精神卫生专家与初级保健医生直接合作的协作治疗。
进行积极的自我管理支持和确保至少持续16周的积极随访也可促进治疗[57]。
指导抑郁常规筛查最佳频率的证据有限。尽管每5年筛查一次也许比更频繁的筛查更具成本-效果[61],但每年1次的筛查或在保健检查时进行筛查或许更容易纳入到常规实践。
需要提及的是,抑郁最大的影响源于对已知有抑郁的患者治疗不充分,而非对症状较少的患者缺乏筛查识别抑郁[51]。医疗机构应该优先考虑高质量的治疗,包括这些支持措施,其优于抑郁筛查。
8、指南推荐
许多国家的抑郁指南在推荐意见方面有所差异。部分国家及地区的学会指南和政府指南的链接参见其他专题。(参见下文‘学会指南链接’)
美国
USPSTF推荐对一般成年人群(包括妊娠和产后女性)实施抑郁筛查[52]。USPSTF还声明,应备有适当的系统来实施筛查,以确保诊断、治疗和随访适当。USPSTF指出,尚不清楚筛查的最佳时间间隔。他们建议采取一种实用的方法对所有未曾筛查过的成人进行筛查,并根据临床判断来确定是否需要额外的筛查。(参见 “产后单相重性抑郁的流行病学、临床特征、评估与诊断”,关于‘筛查’一节和 “妊娠女性单相重性抑郁:临床特征、后果、评估与诊断”)
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推荐,采用PHQ-2对所有当前没有接受抑郁治疗的患者进行筛查[90]。美国医师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ACP)未就抑郁筛查做出具体推荐。然而,ACP支持将行为医疗保健(包括筛查、诊断、简单治疗和转诊)整合到初级保健中,并鼓励在现有资源范围内解决行为健康问题[91]。
加拿大
加拿大预防保健工作组(Canadian Task Force on Preventive Health Care, CTFPHC)推荐,不要在初级保健机构对没有抑郁史和明显抑郁症状的成人进行常规抑郁筛查,包括不要筛查抑郁风险处在平均水平或可能增加的个体[92,93]。他们建议,医生仍应警惕抑郁症状(如,失眠、心境低落、快感缺失和自杀想法),尤其是当患者存在可能增加抑郁风险的特征时。CTFPHC给出这些推荐的依据在于,没有高质量证据表明抑郁筛查具有效果,而且担心假阳性诊断会导致不必要的治疗。这否定了其之前的推荐,即在具备以下条件的初级保健机构对成人进行抑郁筛查:临床医生能获得有关抑郁状态的综合性反馈,治疗管理系统,以及有条件安排个案管理和/或心理健康治疗[49,94]。
英国
英国国家卫生与保健评价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NICE)建议警惕可能的抑郁,尤其是当有抑郁病史或有慢性躯体健康问题伴功能受损时[95]。他们推荐向抑郁疑似患者询问PHQ-2中的两个问题:
●在过去两周,您是否经常因情绪低落、沮丧或绝望感而受困扰?
●在过去两周,您是否经常因做事情缺乏兴趣和愉悦感而受困扰?
9、学会指南链接
部分国家及地区的学会指南和政府指南的链接参见其他专题。(参见 “Society guideline links: Screening for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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