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在列车上曾经历的事儿... ...

那些年，在列车上发生的事儿……

这几天，随手在丁香园里发了一篇文章《在航行器上，遇到广播找医生求救，要去》（ 在航行器上，遇到广播找医生求救，要去！ ），没想到引起了一个小小的讨论热度，参与的部分站友仍坚持讲，不要去，然而其中只有一位网友（@少年胡子拉碴 急诊科认证医师）回复到：

老师，能不能具体分享下您在航行器上遇到这种情况的处理过程，事件前中后怎么处理的，让我们学习感受一下。

我想，这才是向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这是正确的，积极的态度，值得认真回复，决定还是新开一贴，来讲讲，那些年，我在列车上遇到的事儿……

这也算是抛砖引玉，更期待广大站友，将自己遇到的事，也跟贴讲一讲。  

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事情的细节记不太清楚了，但大体情节不会差太多，所以大家就看一下就好，也不要再鸡蛋里挑骨头了，揪着细节不放，然后再怀疑事情的真实性，实在没有必要。

先交代一下我的乘车背景，零零散散的乘车经历就不讲了，比较频繁的乘坐列车，大概在这几个阶段，

1是大学期间，由于学校与老家相距较近，车程在2小时左右，因此大学期间，经常是每1~4周回家一次。

2是进修学习期间，我一共出去进修过4次，其中北京3次，累计时间2年半，天津1次，7个月，这段时间，每个月回家1次。

3是2003年北京“非典”期间，曾做为医务人员，随车行医，共1个月，出车5次（每次均是往返）。

4最长的1次旅程大概是2000年，从东北老家到广东，参加一个学习班，这次在车上的时间大概是3天2夜。

好了，那切入正题，讲讲我在列车上遇到了事儿，因为还想给大家讲讲非医疗的其他的有趣儿的事，所以标题没有加入“救人、医疗”这样的字眼儿。

一、第一次在列车上“行医”。

第一次在列车上被当成医生，还是在大学期间，应该是大一吧，或许是大二，记不太清楚了，和几个同学在车上说说笑笑，被坐对面的一个大姐听出来了，我们几个是大学生，而且还是医科大学的学生，

于是大姐立刻加入了我们，然后问了我一个比较经典，也一直难以忘怀的问题：医生，我刚从某医院（注：我们省内较著名的医院）回来，他们说我有窦性心律不齐，这个心律不齐我懂，可啥叫窦性啊？说着，就从包里把心电图拿出来了给我看，你再看看，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被人家一声医生叫着，顿时觉得这个问题我应该会，可是那个时候真没有学过心电图啊! 心电图完全不会看，那还是先解释啥是窦性心律吧，磕磕巴巴硬着头皮的把窦性心律讲解了一下，然后又装模作样的看着心电图……那时候的心电图，并不像现在这样十二导联平铺纸上，而是一长条的心电图记录纸，说实话，我都不确定自己的心电图拿的方向是不是对的…… 后背直流冷汗，好在看着各个波型大抵都相似，而且又有老师们说过没有啥大问题，那应该不会错的，也对大姐讲，没有啥问题。

大姐下车的时候，还反复地向我们表示感谢，事情过去了很久，这件事依然不能忘，而且印象深刻，所以后来再学心电图时，也格外认真，大学的老师也讲得很好，基本上学生时代，心电图算入门了，现在虽然不搞心内科，但心电图的水平，应该能达到心内主治的水平吧，我不记得这位大姐的样子了，但真心感谢这位大姐。

二、最长旅程上的两次“紧急救助”

我们国家的高铁发展很快，现在在主干道上，几乎没有绿皮车了，然而本世纪初，都还是绿皮车，这些绿皮车，一般有这样一些规律。

列车一般在15节车厢左右，这里不包括牵引机头，有时客流高峰时，会加到16，甚至17节，这时，可能还要再增加一台机头。

15节车厢的搭配，包括一节行李车，一节餐车，剩下的13节里，又分为普通硬座，和卧铺，行李车一般紧挨着车头，而餐车一般是在列车的中间位置，正好将硬座及卧铺分开，既便于列车管理，又便于旅客们用餐，卧铺又分软卧及硬卧，软卧也挨着餐车。列车广播室大多在8号车厢，也就是挨着餐车，硬座那边的一节，列车长办公桌一般也设在这节车厢。

列车上的广播，也是有固定要求的，发车时放什么，中间放什么，到站前放什么，都有要求，不能随意播放，而最为特殊的广播，的确就属于在列车上找医生了。

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事情呢？一般只有两种。

一种是，旅客突发情况，列车长主动要找，另一种是旅客自己要求要找的，这种情况是少数。

当旅客突发疾病时，一般是列车员先发现问题，并给予处置，同时上报列车长，如果病人自己知道病情，有相关的药物，列车员会给予帮助，这种情况下，一般不会动用广播的，如果处置后，还有其他情况，列车员会再次上报，列车长决定是否要广播找人，决定后，通知广播员发出广播寻医……

所以，当广播开始寻医前，全列车的工作人员就已经知道了，这些人不仅包括列车长、列车员，甚至还有乘警及机务人员，而广播一旦播出，全列车的人就都知道了。

2000年的时候，我去广州，当时我的位置是在最末一节卧铺上，列车广播是在4号车厢有一位病人，需要帮助，大家可以从上面的介绍中知道，我几乎要走过全部车厢，卧铺车厢还好些，人相对少，硬座车厢上，是人挤人，每迈出一步都很难，这时，只能和前面的人讲，我是医生，我要过去，所有的听到的人，都会立刻向两边挤挤，让出道来，而且每个人眼里，都是敬佩的目光。

这个病人具体的情况记不得了，可能是拉肚子什么的，情况不重，我记得当时询问了列车上是否有药？所以当时只给了一些建议，就回来了，又是走了好远。

我去的时候，要和大家讲，可是我回来的时候，车上的乘客就都记得了我，纷纷主动给我让路，甚至还有人热情的给我打招呼。

回到我位置时，邻座的乘客也会好奇的询问经过。

一切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一切似乎又都变了。

中午的时候，卖盒饭的乘务员特地又走到我这里来，送了我一个盒饭，这个原先的确没有想到。

第二天的时候，车厢的乘务员直接走到我这里来，告诉我又有一名乘客出了一些问题，列车长请我过去看一下，这次没有广播。

又是在硬座车厢，又是走过长长的过道。

这次的病人，是一个中途上车，而且也是中途下车的旅客，病情很明确，肝癌、肝硬化，大量的腹水，恶心、呕吐。找我的原因是因为病人突然的呕吐了一地，把周围的旅客吓得不轻，不敢坐在那里，于是找来列车员，列车员汇报了以后，列车长找到了我。

肝硬化的病人很容易从外表看出来，所以找家属询问时，很快就证实了，可是在询问的时候，家属表现的极不配合，全程不回答，而且态度也不是很好。

我明明是来帮助你的，怎么能是这种态度呢？当时，我的心情也是不好的，可是后来就明白了，一是病人及家属还是不愿意把自己的病情告诉其他人的，怕被歧视，二是病人病情很重，又刚刚吐了一地，的确身体上很难受，而且他们也是刚从医院出院，要回老家，对自己的病情很清楚，也知道我们帮不上什么忙，所以他们选择了拒绝帮助。

我也的确是帮不上病人什么忙，所以，我把情况和列车长、列车员做了汇报，也讲了我所能做得几乎没有。

列车长得到汇报后，很快做出了布署，将这两名乘客调到了另外一个座位，利于患者休息及乘务员照顾，好在患者旅途不长，坚持一下就到站了，然后又问了患者到站后是否需要去医院，是否要安排救护车？

这件事就结束了。我又回到了我的铺位，感觉自己没有什么成就感。可我又希望自己有什么样的成就感呢？

三、在列车上抗击“非典”遇到的事儿

大家知道，2003年的非典，非典期间，我正在北京学习，由于疫情爆发，中间中止了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国家要求所有进京列车，车上配医务人员，随车工作，所以，我申请报了名。

我跟随的是固定的一个车组，每6天1次往返，所以，一个月内我只上了5个班，就结束了。

当时我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是监测所有工作人员的体温身体状况，另一个是监测往返列车上所有乘客的体温及身体状况。

要求简单，体温超过37.5度，不许上车。

出车前二小时，到列车段班组报到，首先进行体温测量，所有人合格后，签字，然后列车员们做发车前准备工作。

第一天报到时，有一名列车员体温37.9度，再次测量，37.8度，按要求，不能跟车了。列车员和列车长向我解释，他不是非典，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还是签字同意吧。

这是不可能的，没有通融的余地，他不留下，我不能签字，最后把这个人留下后，我们所有人出发了。

因为是长途车，所以我是需要住在卧铺车箱的，上车后，列车长给我安排在了靠近软卧最近的那一节硬卧车厢，这个车厢在全列车上，是比较靠在中间的，我找到最靠边的下铺安顿了下来。

在我来这节车之前，我们单位是有先派出过一名医生来随车的。由于当时的疫情较重，且人们的恐惧心理，因此入京的车辆车上人相对较少，仅有一些短途旅客，而从北京发往各地的旅客则是爆满的，我们这列也是一样，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我们这个车是晚上发车，第二天清晨到北京，所以第一晚没有发生什么事。早晨到了北京后，所有旅客下车后，乘务人员做好后续的工作，白天休息，晚上再发车回来，我对这工作的理解是，既然不能让体温超过37.5度的人上车，那所有的旅客都需要测量体温，所以每一个从检票口出来的旅客，我都会用激光测温仪测量一下，好在够快，这趟车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列车启动后，还是发生了问题，一名旅客在复测体温时，体温达到了38.2度，按要求，这个旅客要求在最近的车站（山海关）下车，由当地防疫部门接诊，而这名旅客的目的站是秦皇岛。

怎么办？情况汇报给列车长后，列车长逐级上报，最后的决定是，在秦皇岛站交付下车，在列车上相对隔离。

当时争论的焦点，并不是如何治疗，而是这名乘客到底应该在哪里下车，是提前下车，还是在目的站下车？因为治疗上我们没有什么手段，我的工作主要是评估这个病人的情况，那我也想问大家，这样的病人，凭借列车上的条件，怎么可能确诊是不是非典呢？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只是评估而已，我们只有建议，没有决定权。一切都是听列车长的。最后为什么放到目标站呢？因为，这样对旅客、站台都是有利的，接下来，就是我们医生在这段路途中还能做点啥呢？也是啥也做不了，是不是？！

回来后，听说在其它很多车次，还发生了车上的医务人员因旅客体温高拒绝旅客上车的情况发生，各地都有，所以，当我第二次出车的时候，国家就发了一个通知，不能因为体温升高而拒绝旅客上车了。

第二次出车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好玩儿”事，在车上，“我们”抓住了一名网上逃犯。这里的我们，其实不包括我，但我也想沾沾英雄们的光，所以用了我们这个词。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已经不用测量体温了，所以，在等旅客上车的这段时间，我还是要求自己在站台上做一些准备的，观察一下有哪些旅客有什么特殊情况。这里也要给大家额外讲一下，一列火车，大概一千多人，那些乘警和列车长，几乎都能记住的，虽然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名字，但是特殊的人物，只要一描述，大家都知道说得是谁，这是因为每次列车启动，列车长和乘警都是要巡视一次全列车的，而每位旅客的位置都相对固定，所以，还是比较好记的。

那天晚上，我也照例在站台上，列车长和乘警在离我不远处交谈着什么，旅客拖着大包小裹匆匆地走着，这时候，有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站在站台上大声的讲着电话，把所有人的眼光都吸引了过去，穿一件花色衬衫，外套一件西服，手里拿着当时最流行的折叠彩色屏手机，听话的内容大概是在谈生意，大家听了一下，也就没在理他，可是他像是在有意炫耀似的，把弄着手机，因为那手机的确是太炸眼了，背景还是一个大美女，所以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

由于当时的情况，所有上车的人，要填写姓名和身份证号才能检票上车，所以车上的乘警增加了一项工作，就是收集这些资料，当时有一个乘警拿到这些资料后，就会在他们的专用设备上对这些人的身份证号进行登记，这个工作其实很枯燥，也很累人，因为车很晃，而手持式的设备，输身份证号也不方便，但他还是一直在做着。这天输到一半时，突然就站起来了，对其他两个乘警说，我找到一个网上逃犯，你们帮我确认一下。设备上没有照片，只有文字资料，经过反复确认，身份证号是一致的，确定无疑了。

然后大家根据登记的座位号，开始回想是哪一个人，因为这时候，已经不能再去现场核对了，怕打草惊蛇，很快大家就确定了，就是那个在站台上打电话的，同行的一共是3个人，另外两个人是什么特点，很快就清楚了。

所以，我在这里，也想和大家说，如果你真得不想那么引人注意，做事一定要低调一点才好。

接下来，就开始制订抓捕方案，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我想到的不是危险，而是很兴奋，这是真的，我说，要不，我先过去，对他说体温高，要过来配合我们检查一下，行不行？几个乘警看了我一下，没理我，可能是我的想法比较简单吧。

最后他们决定三个乘警同时出动，前后夹击，能和平带走就带，如果不能，尽可能不打扰其他旅客。

抓捕的过程很顺利，没有插曲，人就被带回来了，他本人甚至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儿，从后来的询问知道，他是被告为诈骗罪而通缉的。社会危害性小一些，所以相对容易。所以我想，如果真是什么罪大恶极的通缉犯，危险性还是很大的，这不是我的工作，我可以选择不去，但是如果需要到我帮忙了，我会不会去呢？我想我会去的！

人抓到后，三个乘警打趣到，行了，这次弄个二等功回去。后来他们有没有得到这个二等功，我没有问。

列车上，还有一个“规矩”是，当列车停靠站时，车上的卫生间是关闭的，卫生间内的人要出来，停止使用。

有一次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车到站后，某节车厢内的乘客没有出来，而且列车员呼叫后，里面的人没有反应，于是立刻上报列车长，列车长过来，用钥匙开门，发现门被从里面反锁了。也就是说，里面的人一定是有目的在做什么事。所以，乘警、列车长、列车员还有我，全部到位了，大家开始分析情况。

我哪有什么经验啊，和医疗相关的情况，只有意识障碍、晕厥、自杀等这些极端情况了。但如果是疾病突发情况，不应该自行反锁门啊，所以我想会不会是自杀啊、割腕、上吊什么的？

我跑下车，看列车下方的排水孔，有没有血，仔细看了看，没有，从列车外看窗户里面没有什么特殊影像，所以列车长和乘警决定再观察一会儿。

列车启动后没有一会儿，门开了，那名乘客出来了，列车员和乘警进去检查了一下，确认没有问题后，乘警口头教育了一下，这件事就过去了。自己锁门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停车期间不让用，怕列车员进来，所以就把门给锁住了。我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让列车员的钥匙失灵的。

大概是第4次出车吧，列车长就和我讲，让我去住到软卧车厢里，其实和大家几次的相处，感情多少还是有一些的，我的想法是可能是车长给我提高待遇吧。

我不太愿意住软卧，因为那个床，我的确是睡不惯，我更喜欢硬卧。但后来，随车的列车员给我讲了我的上一任同事的一些行为，让列车长很是气愤，所以对我们后来的人，就全都给降“待遇”了，而且是真得不怎么待见，当然后来的我的确是扭转了他们对医生的看法。

上一任同事是怎么做的呢？上车就睡觉，根本不管乘车的体温和车的防疫情况，到北京后，因为要在北京休整整个白天，因此就去北京各种采购，晚上随车回来时，还是睡觉。所以列车长意见很大。

那我是如何做的呢？始发站，给每个乘客测一次体温，争取不漏任何一人，启车后，随列车长巡视全列车，每到一站，下车迎乘客，观察所有新上车乘客情况，上车后，再给每个乘客测一次体温，再全车巡视一次，直到终点。穿上白大衣，做医生，脱下白大衣，做乘客，偶尔还会帮列车员做点事，解决别人的困难，不给人填麻烦。

人心换人心，所以列车长对我，也是一次一个变化。

有些站友讲，要在列车上设医务人员，我说了这个想法很幼稚，为什么？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国家做过，大家可以去了解，铁路系统发展史，别说配一个医生，当时全因各地，各铁路局、分局都有自己的医院、法院、检察院、院校，国家费了多大的力气才将这些机构从铁路系统内剥离出去，才迎来了我们国家高铁的发展。

现在又想走回头路，怎么可能？！

还有，就像是我的上一任同事，如果做得不好， 是会被人看不起的，自我感觉挺好的，其实没有社会地位。

四、列车上的孕妇

在列车上有没有遇到过孕妇，是有的。

在列车上有没有遇到过紧急临产的孕妇，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从上面的经历，我们其实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结论，列车运行的时间越长，发生事情的概率会越大，现在我们国家高铁这么发达，在列车上发生紧急事件的数量会一下子降低很多。

再有，大家一定要知道，列车上的列车长和列车员，他们不是吃干饭的，他们掌握着每一个旅客的情况，你可以说他们没有理过你，但是最基本的情况，他们是知道的。

就比如说——孕妇。

一个人，挺着大肚子，上车，任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孕妇。  

那回头说，一个孕妇在列车上，紧急生产的情况到底有没有？

话不能说绝对，应该是有的，但是有的概率有多少？我告诉你，低到可以接近为0。

为什么这样讲？

一是，很少有孕妇会选择在临产期，长距离的行动。换位思考，你会吗？

二是，国家这些年对孕产妇的保护和管理手段，细到你无法想像，从孕后建档开始，至产后42天，都在国家的掌控内，如果到期没有定时产检，会有专人打电话询问，如果从一地到另一地，两地资料要交换。

三是，产科医生在接诊孕妇体检时，如果发现有异常 ，都会提前警示，孕期、临产期要注意什么。

四是，管理孕妇的，不仅仅是医生，还包括居委员、当地派出所，各级孕产保健机构，如果孕妇出现了问题，当地主政一把手是要被问责的。

象是广东这边流动人员多，很多孕妇在外打工，往往希望回老家生孩子，也会提前告诉他们，路上要注意什么，评估风险。如果真得是临产期了，一般是走不出去的，居委会、社区都会派人保护、劝说，如果实在要走，拦不住，相关的资料沿途早就过去了。  

所以说，在列车上紧急分娩的事，在我们国家现阶段，只会出现在影视剧里。还有网友说，前段时间妇产医生在车上接生，事后被告赔钱的事，这个已经被证明为谣言了，就不要再传了。

还有网友总是讲万一、万一的，其实无非是一个概率问题，本身孕妇在车的分娩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一个医生每年乘做列车的概率又会有多大，在这种情况下，家属还要起诉你，我想问，你每做一件事，别人都要起诉你吗？不是吧，想起诉的，能起诉的还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三者相乘后的结果，是一件事情的总概率。

敢说，这比连中两次彩票的概率还要小。

把这样一件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做为自己不去的理由，其实是不恰当的，这只是给那些觉得自己应该去，但没有实际去的人找一些心理安慰罢了。但我还是要讲，去或不去，是自己的决定，无可厚非，值得尊重。

但是，把这样一件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做为劝说别人不去的理由，真是有些可气、可笑了，如果还一再的执迷不悟，那可真是让人一声叹息了，说什么好呢。

五、后续的一些事情

还是就着网友的提问，上面讲了事情中的处理，其实大家也都看出来了，我们其实真得做不了什么太多的。那后续的事情要做啥呢？

一句话，按规章制度来。需要记录的做记录，需要签字的签字。

别有什么负担。

最后的一点是，保持好心态。既不要因为成功了沾沾自喜，也不要因为失败了而垂头丧气。

六、再回复一些网友的想法吧

其实翻过来，看过去，所有不去的人的观点其核心只有一条，就是我去救了，他要告我怎么办？

那我也想问一下，他为什么告你啊？

第一，你不是主动去看的，你是被列车广播叫去的，

第二，你是去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的，不是去真正意义上的治病的，这种行为，普通人都是理解的，国家也是大力提倡的。

第三，如果要成功起诉你，核心只有一条，你的救治导致了病人的损害，且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你到底做了什么？导致直接损害了病人的身体，并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你真得是医生吗？你下手没有轻重吗？

第四，如果病人起诉成功，说明病人大概率已经找过律师了，而且可基本判断你十有八九当时的所作所为，是存在重大问题的，因为一般的小问题，连起诉这一关，都通不过律师。

所以，真发生这种情况，我劝你还是自我反思吧，另外，如果你真得不确定你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也劝你不要去了，下手没轻没重的，又不能随机应变，去了做甚！捣乱吗？！

还有人讲，即使病人起诉不成功，那到你家找你怎么办？这话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哦，可是他连你的家庭地址都不知道，咋去的呢？或许你会说，我的资料都留给列车了，也起诉我了，当然会知道。

我再告诉你，如果这个人能够拿到资料并成功起诉你，那他的智商、情商绝对够高，不会做出上门寻衅滋事这种过激的事情来的，胜诉后得到的赔偿就足够了，为什么要上门找你？而且这种智商高、情商高的人做事最大的可能是，当他们发现你的行为有可能损伤到病人的时候，会直接拒绝你的帮助，也就是说，你想做事，人家都不会让你做的，你连犯错的机会都没有！

如果你还是认为自己还是可能会倒霉，真得要去做了，会发生这种情况，那我严重怀疑您日常的工作能力，真得能胜任吗？

最后，再回复一位网友，他说，让我去找总理解决一下，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找总理，我是找不到的，没有那个本事，不过我可以引用总理的一句话，来回复您：

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下去调研看到的全是办法，高手在民间。

2023年3月13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李强总理说：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下去调研看到的全是办法，高手在民间。我们一定会推动各级干部，多到基层去调查研究，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向群众学习，拜群众为师，帮助基层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

各级政府各部门各位公务人员一定要牢固树立发展意识、服务意识。有关部门在履行审批、监管等职责的时候，不能只踩刹车、不踩油门，不能只设路障、不设路标，凡事要更多作应不应该给他办的价值判断，不能简单作可不可以办的技术判断。

其实总理说的这部分人里，难道就没有我们吗？大家想一想吧。

最后，祝大家工作、生活、旅途都充满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