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积生态风险对农村留守、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的纵向影响

健康生活方式是人们根据自身的生活所能提供的选项进行生活选择的一系列内化的健康行为模式[1]。人们的健康问题很大程度上与特定的健康生活方式有关[2]。在众多健康生活方式促进理论中，累积生态风险理论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累积生态风险理论是在社会生态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所谓累积生态风险是指对个体消极影响的多重、累加的社会生态环境[3]。累积生态风险理论不强调某一生态风险的作用，认为尽管多个生态风险因素对个体行为和心理有所影响，但每个生态风险因素均没有决定性作用，多重生态风险数目的累加对个体行为和心理的影响才更为重大。虽然已有较多研究基于社会生态理论验证了不同生态风险对个体体育锻炼、健康饮食等健康生活方式的负面影响[4,5,6,7,8,9]，但探讨多重生态风险的累积效应与健康生活方式之间联系的文献较少[5,6]，且缺乏纵向追踪研究。另外，在研究对象上，累积生态风险对多个研究对象影响的对比研究较少见。事实上，同时考察风险因素对多个研究对象发展结果的影响十分必要，有助于发现风险因素对不同研究对象发展结果影响的不一致[7]。因此，本文拟从累积生态风险理论入手，以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分析累积生态风险对其健康生活方式是否有纵向影响效应，以及二者有何不同。由此提出假设1：累积生态风险对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分别有纵向影响，影响效应有所不同。

以往研究发现，累积生态风险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种作用模式，一是线性模式，二是非线性模式。非线性模式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加速模式，另一种是负加速模式[8]。那么，累积生态风险对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影响的模式是怎样的？

累积生态风险影响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即哪些变量在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累积生态风险与健康生活方式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目前来看尚不明确。笔者团队尝试提出，未来时间洞察力可能是其中的中介变量。未来时间洞察力是一种对自我未来发展可能性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9]。累积生态风险与未来时间洞察力存在密切关联。如研究发现，个体会因为周围不佳的生活环境而影响其未来时间洞察力[10]。亲密性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不佳是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的风险因素之一[11,12]。同伴关系不佳与青少年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存在负相关[13]。总之，不良社会生活环境对个体未来时间洞察力确有重要影响[14]。另有较多研究发现，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健康生活方式关系密切。如ZIMBARDO等[15]（1999年）的研究发现，未来时间洞察力与药物滥用等不健康生活方式呈负相关。未来时间洞察力能够预测人们的吸烟、饮酒、药物滥用等不健康行为[16,17]。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多种积极健康行为有关[18]。一项Meta分析结果显示，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健康生活方式的预测效应较大，能够达到中等效应[19]。综上，不良生态环境、未来时间洞察力、健康生活方式三者之间存在两两相关的关系，可知未来时间洞察力可能在累积生态风险与健康生活方式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由此提出假设2：未来时间洞察力是累积生态风险预测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的中介变量。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3个县，每个县随机抽取4所初中，在每所学校初一、初二年级分层后，每个年级随机整群抽取1个班，共抽取24个班。采用班级团体施测，共进行3次测量。2020年10月进行第1次测量（T1），共有1 152例青少年参与调查，剔除空白问卷、漏选、高度重复及有规律作答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1 135份。2021年4月进行第2次测量（T2），即T1和T2间隔时间为0.5年。第2次测量时13例被试因请假、旷课、转专业等原因流失（流失率为1.15%），因此共收回1 122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 102份。2021年10月进行第3次测量（T3），即T1和T3间隔时间为1年。第3次测量时20例被试因请假、旷课、转专业等原因流失（流失率为1.82%），因此共收回1 082份问卷。对问卷进行核查，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剩余有效问卷1 053份。

1.2　研究工具

1.2.1　累积生态风险量表

本研究采用李董平等[20]编制的累积生态风险量表，其包括温暖接纳、父母监控、亲子关系、婚姻冲突、学校联结、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越轨同伴交往、同伴侵害9种生态风险。基于以往常用的做法：在温暖接纳、父母监控、亲子关系、学校联结、师生关系、同学关系风险中，将每个风险变量得分的25百分位数作为临界值，<25百分位数编码为1（有风险），≥25百分位数编码为0（无风险）；在婚姻冲突、越轨同伴交往、同伴侵害风险中，将每个风险变量得分的75百分位数作为临界值，>75百分位数编码为1（有风险），≤75百分位数编码为0（无风险）[20]。本研究使用被普遍接受和广泛采用的建模方法来构建累积生态风险指数：将所有风险因素的分数相加，得到累积生态风险指数（数目），累积风险指数越高，累积生态风险越高[21]。在本研究中，累积生态风险量表9种生态风险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71~0.862。

1.2.2　未来时间洞察力量表

本研究采用的是宋其争[22]编制的未来时间洞察力量表，其含行为承诺、未来时间效能、远目标定向、目的意识和未来任务意象5个维度，共20个条目。采用4点计分（完全不符合=1分，符合=4分，部分条目反向计分），得分越高，未来时间洞察力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5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28~0.845。

1.2.3　健康生活方式量表

本研究采用马长会等[23]修订的农村中学生健康生活方式量表。量表共52个条目，6个维度，分别为身体运动、营养行为、压力处理、人际关系、自我实现、健康责任。按照Likert 5分评分标准（从不=1分，总是=5分），分数越高表明该学生健康生活方式越好。本次测量其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753~0.872。

1.3　研究方法

T1时间学生自我报告累积生态风险，T2时间学生自我报告未来时间洞察力，T3时间学生自我报告健康生活方式。答题前获得学生的知情同意，学生统一填写，调查员统一收回。问卷填写中，班主任或者任课老师在场。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SPSS 24.0统计软件。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数表示，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累积生态风险、未来时间洞察力、健康生活方式的相关性。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分析，利用Bootstrap抽样法对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中介作用进行进一步检验。以回归系数（B）是否显著和Bootstrap的95%CI是否包含0为依据判断是否具有中介效应，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1 053例青少年中，留守青少年335例（31.81%），非留守青少年718例（68.19%）；男573例（54.42%），女480例（45.58%）；年龄13~16岁，平均年龄（14.3±1.4）岁。

2.2　被调查青少年累积生态风险、未来时间洞察力、健康生活方式得分

留守青少年累积生态风险、未来时间洞察力、健康生活方式得分分别为（2.78±1.45）、（53.40±13.80）、（150.72±24.67）分，非留守青少年累积生态风险、未来时间洞察力、健康生活方式得分分别为（2.34±1.24）、（59.21±8.46）、（159.07±14.43）分。

2.3　累积生态风险、未来时间洞察力、健康生活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无论在留守青少年人群，还是在非留守青少年人群，累积生态风险均与健康生活方式呈负相关，未来时间洞察力均与健康生活方式呈正相关，累积生态风险均与未来时间洞察力呈负相关（P<0.05），见表1。

2.4　直接效应检验

以性别、年龄为控制变量，累积生态风险指数（数目）为自变量（赋值：以实测值纳入），健康生活方式总分为因变量（赋值：以实测值纳入）进行强迫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累积生态风险对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均有负向预测作用（β=-0.31，t=-12.48，P<0.01；β=-0.22，t=-8.21，P<0.01）。相比农村非留守青少年，累积生态风险对农村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的纵向负向预测作用更大。

按照统计学家的建议，在累积生态风险指数一次项（一次平方）基础上纳入相应的二次项，若累积生态风险指数二次项（二次平方）对结果变量显著，则呈现非线性模式；若累积生态风险指数二次项对结果变量不显著，累积生态风险指数一次项对结果变量显著，则呈现线性模式[24]。结果发现，对于农村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累积生态风险指数一次项和累积生态风险指数二次项均可发挥预测作用（β=-0.39，t=-16.75，P<0.01；β=0.13，t=-6.83，P<0.01），说明累积生态风险对农村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具有负向预测效应，且预测的作用模式为非线性模式。具体表现为：随着累积生态风险指数（累积生态风险数目）增加，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水平相对缓慢下降。但是当累积风险数目>5个（临界点）时，其健康生活方式水平随累积生态风险指数增多开始迅速下降，说明累积生态风险对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纵向预测的作用模式为正加速模式（图1）。

对于农村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仅累积生态风险指数一次项可发挥预测作用（β=-0.27，t=10.92，P<0.01），累积生态风险指数二次项未发挥预测作用（β=0.06，t=0.95，P>0.05），说明累积生态风险对农村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的负向预测的作用模式为线性模式（图2）。

2.5　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中介效应分析

（1）分析农村留守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中介效应。将农村留守青少年累积生态风险指数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分别作为预测变量，未来时间洞察力分别为中介变量，健康生活方式分别为结果变量，检验中介效应，得到模型1。模型1拟合结果为：χ2/df =2.72（<3.00），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45（<0.060），比较拟合指数（CFI）=0.977，Tucker-Lewis指数（TLI）=0.963，拟合优度指数（GFI）=0.982，增量拟合指数（IFI）=0.976，χ2/df、RMSEA、CFI、TLI、GFI、IFI指标达到要求，说明模型拟合较好。

图3结果显示，对于留守青少年而言，累积生态风险一次项对健康生活方式具有纵向负向预测作用（β=-0.07，t=4.11，P<0.01），累积生态风险二次项对健康生活方式不具有纵向负向预测作用（β=0.02，t=0.36，P>0.05）。另外，累积生态风险一次项对未来时间洞察力具有纵向负向预测作用（β=-0.42，t=-20.23，P<0.01），累积生态风险二次项对未来时间洞察力具有纵向预测作用（β=0.08，t=5.25，P<0.01），说明累积生态风险对农村非留守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具有负向预测效应，且预测的作用模式为线性模式。具体表现为：随着累积生态风险指数（累积生态风险数目）增加，留守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相对缓慢下降。当累积风险数目>4个（临界点）时，其未来时间洞察力随累积生态风险指数增多开始迅速下降。说明累积生态风险对留守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纵向预测的作用模式为正加速模式（图4）。同时，未来时间洞察力正向预测健康生活方式（β=0.13，t=6.65，P<0.01）。未来时间洞察力在累积生态风险（一次项）对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的纵向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累积生态风险（二次项）对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的纵向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2）检验农村非留守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中介效应，将农村非留守青少年累积生态风险指数的一次项和二次项作为预测变量，未来时间洞察力分别为中介变量，健康生活方式为结果变量，检验部分中介效应，得到模型2。模型2拟合结果为：χ2/df =2.39（<3.00），RMSEA=0.038（<0.060），CFI=0.983，TLI=0.965、GFI=0.988，IFI=0.976，χ2/df、RMSEA、CFI、TLI、GFI、IFI指标达到要求。

图5结果显示，对于非留守青少年而言，累积生态风险一次项对健康生活方式具有纵向负向预测作用（β=-0.09，t=5.76，P<0.01），累积生态风险二次项对健康生活方式具有纵向负向预测作用（β=0.01，t=0.33，P>0.05）。另外，累积生态风险一次项对未来时间洞察力具有纵向负向预测作用（β=-0.26，t=-12.67，P<0.01），累积生态风险二次项对未来时间洞察力不具有纵向预测作用（β=-0.04，t=-0.75，P>0.05），其作用模式呈现线性（图6）。同时，未来时间洞察力正向预测健康生活方式（β=0.24，P<0.01）。未来时间洞察力在累积生态风险（一次项）对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的纵向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2.6　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对图3、图5的各中介效应采用偏差校正的95%Bootstrap法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Bootstrap分析过程中的B值为1 000次，各中介路径95%CI均不包括0，说明各中介效应显著。

3　讨论

3.1　累积生态风险对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

研究显示，累积生态风险对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说明累积生态风险纵向负向影响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二者存在因果关系，这与假设1一致。所谓农村留守青少年，是指父亲和/或母亲外出打工后，将其18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留在家乡6个月以上，由父母一方教养教育或（外）祖父母、亲戚、邻居、同辈代为抚养的青少年。相比农村非留守青少年，农村留守青少年是相对弱势的青少年群体。研究结果说明，由不良家庭结构、较低同伴支持、较低学校联结等多种生态风险构建了一个覆盖时间和空间的全方位不良的消极生态网络[25]，累积、协同减少了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相比农村非留守青少年，累积生态风险对农村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的纵向负向预测作用更高。累积生态风险对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纵向预测的作用模式有所不同，对于留守青少年而言，当累积风险数目>5个（临界点）时，其健康生活方式水平随累积生态风险指数增多开始迅速下降，说明累积生态风险以急剧下降的正加速模式影响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对于非留守青少年，累积生态风险以相对平缓的线性模式影响健康生活方式。分析其原因，从家庭结构特点看，由于长期和父母一方或双方分离，留守青少年往往具有较高的过敏、恐怖、冲动倾向[26]；同时，在近几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反复的背景下，包括留守青少年在内的人群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心理，而留守青少年由于和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分离，较大程度失去来自父母一方或双方这一最强家庭关系的支持，上述负面心理难以纾解。总之，留守青少年的累积生态风险主要是由家庭结构不足而导致。由于家庭结构（父母缺位）不足，留守青少年有较高的过敏心理倾向和更严重的焦虑、抑郁等负面心理，使得其可能会感知更多的累积生态风险，累积生态风险对其影响的作用模式也更为剧烈。

3.2　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结果显示，未来时间洞察力在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累积生态风险对健康生活方式纵向预测中具有中介作用，即累积生态风险通过降低未来时间洞察力，进而减少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的健康生活方式水平。该研究结果与假设2一致，也与BANDURA[27]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一致。该理论认为个体健康发展所处生态系统包括宏观系统、微观系统、中介系统等生态系统。对于青少年而言，来自学校、课堂、同伴等的生态系统是其典型的微观系统，个体内在的时间系统、时间维度是其中的中介系统。累积生态风险使得农村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这一内在的时间维度水平下降，进而降低了其健康生活方式水平。

具体而言，累积生态风险会导致留守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降低，其影响的作用符合正加速模式。该结果较好解释了累积生态风险与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间的正加速模式。当累积风险数目>4个（临界点）时，其健康生活方式水平随累积生态风险指数增多开始迅速下降。累积生态风险会导致非留守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降低，其影响的作用符合线性模式。该结果较好解释了累积生态风险与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间的线性模式。随着累积风险数目的增加，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水平随累积生态风险指数增多相对匀速下降。研究结果提示，无论对于留守青少年还是非留守青少年，累积生态风险对其未来时间洞察力均有纵向负向预测作用。（1）生命历程机制化理论认为，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的发展，与其置身其中的结构化、分层次组织社会机构有关，其中对青少年的发展起重要作用的社会机构包括家庭、学校、同伴群体和教会。在这些机构中，青少年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了有关自我未来发展的期望和标准[28]。累积生态风险表现为学校、家庭、同伴生态系统的非结构化和无序化，使得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和家庭、学校、同伴系统的成员间社会互动大幅减少，导致其对未来目标感到迷茫、对实现未来目标的信心不足，进而导致其未来时间洞察力降低。（2）自我系统理论认为，风险因素会损害个体自我系统积极的信念[29]。未来时间洞察力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积极信念，有助于个体利用未来目标来调节当前的心理和行为状态[30]。累积生态风险体现了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当前支持性生态资源环境的严重匮乏，其感知的累积生态风险水平越高，越会认为当前社会支持性资源严重缺乏，越会对未来目标的实现有较低的期望。另外，来自家庭、同伴等的不良生态系统损害了青少年自我同一性，使其难以适应当前社会，对未来发展失去信心，进而使得未来时间洞察力这一面向未来的积极信念降低[23]。

同时本研究发现，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间均具有纵向正向预测作用。（1）未来时间洞察力理论认为，未来时间洞察力是连接未来和现在的桥梁，对个体目标行为起到目标指引和动力作用[31]。通过坚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护自我长远健康是人们实现未来目标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未来时间洞察力通过未来目标的指引和动力作用推动人们健康生活方式这一内化的多种目标行为。（2）未来时间洞察力较高者，对未来更加积极乐观，具有更多追求延迟满足特征行为的心理倾向（如体育锻炼、生活规律等具有延迟满足特征的健康行为）。反之，未来时间洞察力较低者，对未来更加消极和悲观，更热衷于即时享乐，具有更多追求即时满足特征的心理倾向（如吸烟、饮酒、不健康饮食等具有即时满足特征的非健康行为）。（3）健康生活方式的自我效能理论认为，无论何种健康生活方式，自我效能普遍被认为是健康生活方式的促进因素[2]。高未来时间洞察力者往往具有较高的自尊，而高自尊的个体对自己的价值和能力持积极态度，对自我行为的坚持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和自我控制感[32]，进而对其健康生活方式的坚持具有促进作用。未来时间洞察力较高者普遍自尊水平较高，在遇到挫折或困难时更善于运用自我同情进行调节，这种心理策略的调节有利于缓解个体在健康生活方式坚持中产生负面情绪和认知、巩固健康行为的自主动机，进而有利于个体健康生活方式的主动践行[33]。

本研究结果显示，相比非留守青少年，留守青少年累积生态风险对其未来时间洞察力的纵向负向预测效应更高。分析原因：一方面，相比非留守青少年，留守青少年过敏、冲动等负面心理症状更为严重，进而感知累积生态风险威胁的程度更高。另一方面，依恋理论认为，良好的亲子关系所形成的安全内部工作模型能影响个体对未来其他关系的期望，为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师生关系等其他社会关系提供基础[34]。由于与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不在一起，农村留守儿童处于高情感忽视情境，难以得到充分的父母情感支持并与之建立情感联结，使得其亲子关系相对疏远，导致其对同学、老师之间的关系有较低的期望，更少主动和同学、老师进行人际交往，人际关系较差，进而使其感知来自学校、同伴系统累积的生态风险水平较高。另外，相比非留守青少年，留守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其健康生活方式的纵向正向预测效应更低。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家庭结构的缺陷，留守青少年具有较高的孤独、自我怀疑、自卑等心理症状[26]，加之缺乏和父母的交流和来自父母的激励，其相较非留守青少年更少对未来有积极向上的期望，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相对较低。而且，留守青少年常被社会标签为"问题青少年"，即便其具有较高未来时间洞察力，也可能会被他人怀疑、嘲弄、否定，从而产生压力和消极情绪。而较高压力和消极情绪者为了缓解压力和消极情绪，通常会采取若干不良健康生活方式，导致健康生活方式水平下降。上述原因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留守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健康生活方式的正向关联效应。

本研究不仅以农村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为研究对象，而且区别于传统的横断面研究，基于纵向设计的角度调查了累积生态风险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结果显示，累积生态风险对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的纵向影响均呈现显著作用，揭示了累积生态风险作为因素变量影响农村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跨时间的稳定性效应。同时，研究验证了未来时间洞察力在累积生态风险与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提示：（1）无论对于留守还是非留守青少年，累积生态风险均对其有纵向影响，由于累积生态风险对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的预测效应更高，影响作用模式呈现急剧下降的正加速模式，因此应重点加强对留守青少年累积生态风险数目减少的干预。（2）未来时间洞察力是农村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的保护因素，这一积极信念能够补偿累积生态风险的不利影响，应努力增强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这种应对和战胜多重风险、面向未来积极期望的自我系统信念，对于非留守青少年而言尤其应如此。在对农村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不仅要对农村青少年"经济扶贫"，而且要对农村青少年"心理扶贫""健康扶贫"，精准扶贫的"精准"性也要求基于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的心理特性不同，扶贫重点有所差异。同时也应意识到，尽管未来时间洞察力能够保护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但累积生态风险下多重资源的匮乏确实限制和减弱了未来时间洞察力这种自我系统信念的建立。提示未来应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等多种途径减少累积生态风险数目，虽然这一任务烦琐、艰巨，但有利于从源头减少和去除影响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的风险因素，能够更好、更有效地促进青少年坚持健康生活方式，这一点，对于留守青少年而言尤为重要。

本文无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源：靳明,及化娟,李亚辰,等. 累积生态风险对农村留守、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的纵向影响：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中介作用[J]. 中国全科医学, 2022, 25(31): 3891-3898,3913.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2.0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