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医疗机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筛查方法研究现状

本文提示：本文归纳、总结了国内外基层医疗机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筛查常用工具及方式，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参考。由正文可见，有关中国基层医疗机构的慢阻肺筛查研究在数量及质量上均有待提高。本文附有各慢阻肺筛查问卷原始出处及中文简译，可便于更多的读者，特别是基层医生使用上述问卷，从而增加上述问卷在中国人群中的效果评价证据。另一方面，上述筛查工具及方法多用于医学研究，在真实世界中的使用效果缺乏后续报道，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潘子涵，迟春花，郑家强．基层医疗机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筛查方法研究现状［J］．中国全科医学，2020，23（3）：257-266．

世界卫生统计年鉴2017数据显示，全球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患者共3.84亿，每年高达317万患者死于慢阻肺［1］。中国慢阻肺死亡例数占全球的31.1%［2］，并已经跃居为城市第四位、农村第三位死亡原因［3］。此外，在中国，慢阻肺患病率较高，并且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2002—2004年我国40岁以上人群慢阻肺患病率为8.2%［4］，高于世界卫生组织（WHO）同期所估算的6.7%；而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40岁以上人群慢阻肺患病率已高达13.7%，估测中国慢阻肺总患病人数为9 900万［5］。慢阻肺已经成为与高血压、糖尿病“等量齐观”的最常见慢性疾病，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近年来，国家逐渐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以加大慢阻肺的管理力度。2014年慢阻肺首次被纳入国家慢性病监测体系［6］；2015年慢阻肺首次被写进国家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7］；2016年慢阻肺被纳入分级诊疗项目，与此同时，国家制定了慢阻肺分级诊疗技术方案［8］。作为慢阻肺管理的重要手段——肺功能检测，国家给予了极高的重视。《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9］指出，40岁以上居民肺功能检测率基线为7.1%，2020年将达15%，2025年将达25%；《“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10］中肺功能检测也首次被纳入常规体检项目，自此作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之一进行人群检测。上述政策的出台意味着慢阻肺在中国，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的管理中，将步入更为规范、全面、深入的新阶段。而在慢阻肺的管理中，早发现、早治疗是延缓慢阻肺进程及减轻疾病负担的有效手段，慢阻肺筛查则是早诊断、早治疗的基础。面对中国当前将近1亿的慢阻肺患者，采用何种具有一定准确性及成本-效益的方式发现慢阻肺患者则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回顾了近年来国内外有关慢阻肺筛查的文献，对国内外现有的适用于基层医疗机构的慢阻肺筛查方法进行归纳总结，概述我国慢阻肺筛查现状，剖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国后续相关研究的开展及筛查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

1 国内外慢阻肺筛查方法研究现状

1.1 以测量第1秒用力呼气末容积（FEV1）、第6秒用力呼气末容积（FEV6）以及FEV1/FEV6为主的微型肺量计 高质量的肺功能检查有赖于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可靠的仪器以及标准化的操作流程。传统的肺量计价格昂贵，操作复杂，在实践中不适用于慢阻肺的普遍筛查。研究表明，FEV1/FEV6和FEV1/用力肺活量（FVC）之间相关性良好［11-12］，在慢阻肺高危人群中，FEV1/FEV6甚至优于FEV1

/FVC，可以使用FEV6替代FVC［12-13］，特别是在老年人或严重气流受限人群中，FEV6的诊断价值更为明显［11］。目前出现了一些以测量FEV1、FEV6以及FEV1/FEV6为主的微型肺量计，最为熟知的微型肺量计有COPD-6及Piko-6。虽然该类设备在慢阻肺诊断方面的准确性有所欠缺，但是其在慢阻肺筛查中却表现出了良好的有效性［14-18］。此外，COPD-6筛查慢阻肺的准确性在不同医疗机构、年龄、性别以及吸烟状态的人群中无差别，检测人员未经训练也能很好地操作该设备［14］，这为COPD-6在基层医疗机构的普及带来了极大优势。然而在使用该类设备进行慢阻肺筛查时，采用何种标准作为筛查界值，并无统一标准。在丹麦进行的一项关于使用COPD-6进行慢阻肺筛查的多中心研究中，共纳入了2 990名≥35岁、有呼吸道症状、吸烟或者有其他慢阻肺危险因素、就诊于基层医疗机构的研究对象，并设置了以FEV1/FEV6<0.7，FEV1<80%预计值等标准来进行慢阻肺的筛查；根据上述标准经COPD-6检测后，32%（949/2 990）进行了诊断性肺功能检查，该人群慢阻肺患病率为16%；在510名FEV1/FEV6<0.7的研究对象中，69%（352/510）为慢阻肺；382名FEV1<80%预计值的研究对象中，29%（110/382）为慢阻肺；经COPD-6初筛后，减少了诊断性肺量计的检测次数，以FEV1/FEV6<0.7为筛查界值时检出了更多的慢阻肺患者［15］。荷兰的一项研究中采用Piko-6对≥50岁的吸烟者进行慢阻肺筛查，该研究以FEV1/FEV6<0.73为气流阻塞标准，此时的阴性预测值为96.3%［16］，能够较好地排除非慢阻肺。一项韩国的研究显示，当使用COPD-6对就诊于全科诊所的≥40岁、吸烟史≥10包/年的人群进行慢阻肺筛查时，以FEV1/FEV6<0.77为筛查界值时，灵敏度和特异度最高，分别为72.7%及77.1%，阳性预测值为50%，阴性预测值为90%［17］。我国冉丕鑫［18］的研究团队以FEV1/FEV6<0.77为慢阻肺的筛查界值获得了最佳筛查效果。上述两项研究说明了COPD-6同样适用于亚洲社区人群的慢阻肺筛查，但筛查界值不同于欧美人群。

1.2 呼气峰流速仪 呼气峰流速（PEF）是指用力呼气时的最高流量，亦称最高（大）呼气流量、呼气峰流量等。PEF是检查肺通气功能的常用项目之一，能较好地反映气道通畅性，也可用于测定大气道功能和了解呼吸肌肌肉力量［19］。与肺功能检测相比，测量PEF的时间更短，对操作者要求不高，容易为患者执行，并且检测仪器在成本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20］，是一种成本-效益较为可观的慢阻肺筛查工具［21］。JACKSON等［22］回顾英国第三次健康和营养调查的数据发现，88.7%的慢阻肺患者PEF占预计值百分比<80%，而以PEF占预计值百分比<80%为标准检测慢阻肺的灵敏度为91%，特异度为82%；在中、重度慢阻肺患者中灵敏度则为100%。刘亚男等［23］研究显示，气流受限程度越严重，PEF筛查慢阻肺的灵敏度越高，其筛查中重度-极重度气流受限患者的灵敏度为98.5%。但有研究显示，尽管PEF占预计值百分比<80%已是筛查气流受限的最佳界值，其筛查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9%、68%［20］，该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差较大，可能与筛查人群、是否使用支气管扩张剂有关，但以PEF占预计值百分比<80%筛查慢阻肺似乎同样适用于中国人群。来自我国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以PEF占预计值百分比<80%为筛查慢阻肺界值的灵敏度为76.8%~85.3%，特异度为81.4%~83.8%［24］。此外，该研究团队还确定了其研究人群的PEF占预计值百分比公式及参考值，所得结果较符合样本人群的实际情况，但由于取样地点仅涉及广东地区，样本覆盖不够广泛，该PEF占预计值百分比公式及参考值在我国是否具有普遍性及适用性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采用PEF占预计值百分比作为筛查慢阻肺指标的有效性在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到验证，但需要注意的是，普通的呼气峰流速仪可能并不能直接获得该数据，仅能测得实际的PEF，然而目前有关实际PEF低于多少考虑为慢阻肺或气流阻塞的研究较少。

1.3 慢阻肺筛查问卷

1.3.1 CDQ问卷 CDQ问卷即COPD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完整的CDQ问卷由案例发现问卷及慢阻肺/哮喘鉴别问卷构成［25］，提及慢阻肺筛查时，人们常以案例发现问卷代指CDQ问卷［26］。英国学者DAVID于2005年研制了案例发现问卷，问卷研发人群为572名≥40岁、有吸烟史、在过去1年中未被诊断过任何呼吸系统疾病并未使用过任何呼吸系统疾病治疗药物的人群；问卷最终确定了8个与慢阻肺诊断相关的问题［25］（详见表1）。

经验证，使用该问卷筛查慢阻肺的灵敏度为80.4%，特异度为72.0%，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为0.82［25］。在问卷的使用中，PRICE等［26］使用CDQ问卷得分16.5分及19.5分将人群分为3个慢阻肺危险度级别，即CDQ问卷得分<16.5分为低危人群，CDQ问卷得分16.5~19.5分为中危人群，CDQ问卷得分>19.5分为高危人群。国际基层气道组织（IPAG）和国际基层呼吸疾病联盟（IPCRG）推荐基层医疗机构使用该问卷对40岁以上吸烟人群进行慢阻肺筛查，CDQ问卷得分≥17分提示为慢阻肺并建议行进一步的检查确诊［27-28］。

然而该问卷在研发人群之外的验证结果并不一致。来自荷兰［29］、澳大利亚［30］的研究显示，全科诊所中使用CDQ问卷，并以16.5分为界值时，其筛查慢阻肺的灵敏度为80.0%~89.2%，特异度为24.4%~47.0%；以19.5分为界值时，灵敏度为63.0%~65.8%，特异度为54.0%~70.0%，ROC曲线下面积为0.65，与研发人群差异较大。来自我国学者的研究显示，CDQ问卷在中国40岁以上吸烟人群中进行慢阻肺筛查时，以17分为界值时的灵敏度为87.9%~97.3%，特异度为66.8%~71.3%［31-33］。然而，上述结果来自大型医院的就医人群，并非社区人群，该问卷在我国社区人群中的有效性如何尚缺乏相关证据。此外，对于我国≥40岁的吸烟者，什么是CDQ问卷的最佳筛查界值并不确定。王娟等［31］研究结果显示，当CDQ问卷界值为17分时，其筛查慢阻肺的灵敏度为87.9%，特异度为66.8%，正确诊断指数为0.547；当界值为18.5分时，其筛查慢阻肺的灵敏度为85.1%，特异度为82.7%，正确诊断指数为0.678，筛查准确性虽略有提升，但仍不理想。同样为≥40岁具有吸烟史的人群，刘妍等［33］研究则显示CDQ问卷筛查慢阻肺的界值为19.5分更为适合，与日本的研究结果相似［34］。综合上述研究可以看出，虽然适用于我国人群的CDQ问卷筛查界值还有待确定，但高界值可能更适合亚洲有吸烟史的人群。

我国一项纳入≥30岁人群的研究显示，以CDQ问卷得分17分为筛查界值时，其在目标人群中筛查慢阻肺的灵敏度为67.8%，特异度为76.8%，ROC曲线下面积为0.8，筛查准确性良好［35］。随后该团队对CDQ问卷进行了改良，并增加了二手烟和化工颗粒的暴露、儿童期呼吸系统疾病等内容，形成了具有11个问题的筛查问卷，改良后的问卷灵敏度为82.5%，特异度为72.9%，ROC曲线下面积为0.85，整体效果优于传统的问卷［35］。但该研究人群来自三级医院，年龄小于原始问卷研发人群，若要在社区推广该问卷，还有待在社区人群中进一步验证。

不论是传统CDQ问卷，还是改良后的CDQ问卷，如果要广泛推广，均需进行后续研究，以确定CDQ问卷在中国社区人群中筛查慢阻肺的最佳界值，虽然改良后的CDQ问卷更符合中国慢阻肺的流行病学特点，但是其筛查慢阻肺的准确性仍有待更多的真实世界的研究来验证。

1.3.2 COPD-PS问卷 COPD-PS问卷即the Self-Scored COPD Population Screener Questionnaire，该问卷由美国学者FERNANDO研制；其研发人群为697名≥35岁于全科诊所就诊的患者，问卷得分越高表示存在气流阻塞的可能性越大，其诊断慢阻肺的灵敏度为59.6%，特异度为83.2%，ROC曲线下面积为0.81，信度为0.91；COPD-PS问卷得分为5~6分时该问卷的综合表现优于其他界值，阳性预测值为56.8%，阴性预测值为86.4%［36］。该问卷在亚洲人群中也较为适用，能够较好地排除非慢阻肺患者。日本的HISAYAMA研究对2 357名40~79岁体检人群使用该问卷进行慢阻肺筛查，得出该人群中慢阻肺患病率为6.5%，以COPD-PS问卷得分4分为筛查界值时筛查效果最佳，灵敏度为67.1%，特异度为72.9%，ROC曲线下面积为0.71，阴性预测值为97.0%［37］。然而HISAYAMA研究在体检人群中展开，社区自然人群的人口学差异是否会影响问卷的筛查效果尚不明确。我国《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基层诊疗指南（实践版·2018）》［38］推荐，在基层医疗机构不具备肺功能检查设备时，可以通过COPD-PS问卷对慢阻肺高危人群进行筛查，当评分≥5分时，提示为慢阻肺。目前暂无该问卷在我国基层医疗机构使用的直接证据，相信经过一定程度的推广，将会有更多研究通过实践对COPD-PS问卷的实际应用效果给出客观

评价。

1.3.3 LFQ问卷 LFQ问卷即the Lung Function Questionnaire，该问卷由美国学者BARBARA研制［39］。美国第三次全国健康与营养检查调查（NHANES Ⅲ）是美国于1988—1994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的健康普查，受调查者需完成若干问卷、访谈，并接受体格检查、测试，其中包括肺功能检查［39］。但该普查中没有直接涉及慢阻肺或肺气肿的问题。美国学者BARBARA通过回顾该调查的结果，根据年龄>40岁、已确诊慢性支气管炎的人群的调查信息制定了LFQ问卷，并用于筛查慢阻肺；在研发人群中，该问卷的灵敏度为73.2%，特异度为58.2%，ROC曲线下面积为0.72［39］。而HANANIA等［40］在837例≥40岁的全科诊所患者中使用LFQ问卷，结果显示，LFQ问卷筛查慢阻肺的灵敏度为82.6%，特异度为47.8%，ROC曲线下面积为0.652，效果逊于研发人群。目前该问卷的验证多在美国人群中展开［40-41］，尚无其他国家或中国人群的验证数据。

1.3.4 COPD-SQ问卷 COPD-SQ问卷即COPD Screening Questionnaire，周玉民利用我国2002—2004年慢阻肺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制定了该问卷［4］。该问卷的研制采集了19 800名≥40岁的调查者的信息，并在3 231名研究对象中进行了验证；以COPD-SQ问卷得分16分为筛查界值效果最佳，其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60.6%、85.2%，ROC曲线下面积为0.812，信度为0.991［42］。该问卷基于大样本的社区人群进行设计，包含了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常见的慢阻肺危险因素，是为数不多的由中国学者设计的慢阻肺筛查问卷，具有一定的研究及实用价值，但仍需在研发样本人群之外的地区及人群进行验证以充分体现其筛查效果。

1.3.5 CAPTURE问卷 CAPTURE问卷即COPD Assessment in Primary Care to Identify Undiagnosed Respiratory Disease and Exacerbation Risk，由美国学者FERNANDO于2016年研制，该问卷的研发人群同样来自基层医疗机构，问卷对危险因素的暴露、呼吸问题等5个方面进行了评估。该问卷设定0~1分提示为低风险，可排除慢阻肺；5~6分提示为慢阻肺，需要进一步行包括肺量计在内的评估；2~4分时建议联合使用呼气峰流速仪进行检测。该研究结果显示，单独使用呼气峰流速仪（男性<350 L/min、女性<250 L/min为异常）筛查慢阻肺的灵敏度为88.0%，特异度为90.8%；单独使用CAPTURE问卷（≥2分）筛查慢阻肺的灵敏度为95.7%，特异度为67.8%，信度为0.85；而当CAPTURE问卷评分为2~4分时，再联合使用呼气峰流速仪，筛查慢阻肺的灵敏度为89.7%，特异度为93.1%，筛查效果优于单独使用CAPTURE问卷或呼气峰流速仪［43］。该研究明确指出了PEF筛查慢阻肺的界值，但由于该问卷发布时间短，研发人群之外的验证研究较为有限，同时也缺乏该问卷及筛查方法在中国的相关研究。

上述筛查问卷由于研发人群不同，筛查效果也略有差异。希腊学者SPYRATOS等［44］在同一组人群中对CDQ、COPD-PS、LFQ问卷筛查慢阻肺的有效性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3份问卷筛查慢阻肺的阴性预测值均较高（94%~96%），而COPD-PS问卷的阳性预测值最佳（41%）；LFQ问卷和CDQ问卷筛查慢阻肺的灵敏度较好，分别为79%、74%，在准确发现慢阻肺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SOGBETUN等［45］研究结果显示，COPD-PS问卷较LFQ问卷筛查慢阻肺的灵敏度（69%比95%）、阴性预测值（69%比82%）差，而特异度好（46%比14%）。在日本≥40岁的2 000名人群中，COPD-PS问卷与CDQ问卷筛查慢阻肺的结果相似，以COPD-PS问卷得分≥4分，CDQ问卷得分≥20分为筛查界值时筛查慢阻肺的准确性较高［46］。该研究为亚洲人群慢阻肺筛查问卷的选择提供了参考。

问卷及微型肺量计均具有操作简便、成本低的特点，便于在基层医疗机构使用，然而在选择筛查方法时，筛查工具的准确性也是需要考量的因素。英国学者对10项有关慢阻肺筛查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其中有8项研究对CDQ问卷进行了评估，4项研究对COPD-6等微型肺量计进行了评估，1项研究对两者联合使用进行了评估。该荟萃分析结果显示，在吸烟者中，CDQ问卷（≥19.5分）筛查慢阻肺的灵敏度为64.5%，特异度为65.2%，COPD-6等微型肺量计筛查慢阻肺的灵敏度为79.9%，特异度为84.4%，准确性优于CDQ问卷［47］。

1.4 多种筛查工具的联合使用 当微型肺量计或呼气峰流速仪及问卷联合使用进行慢阻肺筛查时，准确性较单独使用明显提高。目前已有的组合方式有：CDQ问卷联合PiKo-6［48-49］，COPD-PS问卷联合COPD-6［50］，COPD-PS问卷联合呼气峰流速仪［51］。上述研究提示在基层医疗机构联合使用多种方法进行慢阻肺筛查可提高慢阻肺筛查的准确性，有助于发现更多潜在的慢阻肺或气流阻塞。然而当前的研究中多数仅涉及两种筛查工具的联合或对比，而不同组合间的筛查准确性又因研究人群及环境不同而界值不同。虽然THORAT等［20］的研究是第一个同时对呼气峰流速仪、问卷及COPD-6进行评估的研究，但其研究中仅涉及了单独使用呼气峰流速仪，以及呼气峰流速仪联合问卷筛查慢阻肺的效果，并未对问卷联合COPD-6，或者呼气峰流速仪联合COPD-6，以及其他组合方式的筛查效果进行比较。

1.5 其他 英国研究显示，基于基层医疗机构日常电子健康记录的风险评分也有助于慢阻肺筛查［52］。而通过基层医疗机构邮寄筛查问卷进行系统的主动病例筛查，也是识别未诊断的慢阻肺患者的有效方法［53］。然而该方式有赖于完善的电子健康记录系统。虽然电子健康记录系统已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得到普及，但各地区之间还未能实现信息共享，患者健康信息的完整性及有效性不能得以保证，使用该方式进行慢阻肺筛查在我国尚具有一定的挑战。

6 min步行试验（6MWT）为一项用于评价心肺疾病患者运动耐力的试验，在慢阻肺中多应用于随访［54］、病情分级及生活质量评价［55］、肺功能变化评估［56］等方面，有关6MWT在慢阻肺筛查中的应用缺乏直接研究证据。

其他慢阻肺筛查方式还有生物标志物、CT、生化检查等［57］，但并不适用于基层医疗机构，在此不做叙述。

2 我国基层慢阻肺筛查研究现状

2.1 相关研究整体不足，方式较为单一，缺乏多种筛查方式的对比研究 通过回顾以上文献发现，有关我国基层慢阻肺筛查的研究，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内容上，均较为有限。此外，现有的研究中筛查方式也较为单一，多局限于问卷、呼气峰流速仪以及微型肺量计的单种筛查方式的研究，缺乏不同筛查工具或方式及工具组合间的对比研究，筛查方式的选择不具有阶梯性或条件性。

2.2 缺乏系统研究，难以确定适用于中国慢阻肺筛查的界值 由于现有的有关中国慢阻肺筛查方式的研究数量较少，同一问卷或设备在不同国家、人种、医疗机构或人群的筛查界值也不尽相同，因此难以针对某种筛查方式进行系统分析而确定适宜的筛查界值。虽然国际上有多个版本的慢阻肺筛查问卷，但与中国的人口学特点及慢阻肺流行病学特点并不完全相符。尽管有学者将国际上较为流行的慢阻肺筛查问卷本土化或改良后进行验证，但由于验证较少，并不能充分体现本土化或改良后筛查问卷的价值。

2.3 研究地点较为局限，结果缺乏普遍性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环境、经济、文化差异显著，慢阻肺在各地区的患病率高低不均［58］，因此适用于某地区或某种环境下的筛查方式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地区或环境，适用于大型医院的方式未必适用于基层。而目前我国现有的慢阻肺筛查研究地点较为局限，多为单一地点的研究，结果缺乏普遍性。此外，现有的筛查方法也缺乏在基层医疗机构验证的数据，未能充分反映基层医疗机构慢阻肺筛查的真实情况。

2.4 研究中缺乏卫生经济学评价 既往研究多注重筛查方式的有效性，而缺少卫生经济学评价，有些筛查方式虽然具备良好的筛查效果，但成本-效益较差，面对中国如此庞大的潜在慢阻肺患者，以及基层医疗机构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条件，在选择筛查方式时，成本-效益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3 建议

3.1 加强对慢阻肺的认知，重视慢阻肺的筛查 加强对基层医务人员有关慢阻肺及肺功能的理论知识、临床实践的培训，在双向转诊过程中加深基层医务人员对慢阻肺的认识和学习。借助互联网、微信等手段，对居民进行慢阻肺的科普宣传和患者教育，提升居民对慢阻肺的知晓率及防治意识。

3.2 政策上鼓励、支持使用现有的筛查工具或方法进行慢阻肺筛查，制定相关行业标准，规范筛查方法或策略 可以选择与中国慢阻肺流行病学或研究人群特点相符的筛查问卷，或者选择既有的具有较好成本-效益的筛查工具进行多地点、广人群的研究，为验证其准确性及筛查界值提供丰富的证据。

3.3 积极开展有关中国基层慢阻肺筛查的相关研究，为制定适合中国的慢阻肺筛查方法或策略提供更多的证据支持 通过从当前的筛查方法中选择具有一定认可度、贴近我国实际情况的慢阻肺筛查方法，进行多地区、广覆盖的验证；也可开发适宜我国基层医疗机构使用的慢阻肺筛查工具，进行形式多样的慢阻肺筛查方法的研究，从而为确定适合中国的筛查方法提供丰富的证据，也为后期推广慢阻肺筛查方法或策略提供研究支持。为了便于基层医疗机构开展或推动慢阻肺筛查，笔者将研究中常用的筛查问卷翻译为中文（见表1），供读者参考。

3.4 重视卫生经济学评价 我国是慢阻肺大国，在制定慢阻肺筛查方法或策略时，不仅要考虑使用效果，同时也要考虑成本-效益。基层医疗机构是慢阻肺防治的第一关，在研究中对各方法的准确性进行评价的同时，也应注重对人力、物力等资源使用情况相关信息的收集，从而进行卫生经济学评价。

基层医疗机构是医疗系统中的基石和核心，是实现慢阻肺可防、可治、可控的重要环节。如何有效筛查出潜在的慢阻肺患者，是当前基层医疗机构面临的重要挑战。然而，我国在慢阻肺筛查的有关研究及应用方面均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并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我国仍处于发展阶段，经济水平有限，慢阻肺筛查方法的制定或研发也需充分考虑卫生经济学、医疗任务及人力、物力等因素，需对各筛查工具进行充分、全面的评估，从而确定适宜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推广的筛查技术。

作者贡献：潘子涵进行文献收集、整理，撰写论文等工作；迟春花进行质量控制及审校工作，并对文章负责；郑家强负责文章立意。

本文无利益冲突。

专家有话说：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以下简称慢阻肺）是一种可防、可治的常见疾病，其作为中国城市第四位、农村第三位致死性疾病，我国慢阻肺患者数将近1亿，已经成为严重影响我国公共卫生的重大问题。

慢阻肺早期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患者意识到有慢阻肺症状时，其肺功能往往已经受到严重损害，合并症的发生率也显著提高，通过早期诊断，有利于减轻症状，预防合并症的发生，也有利于降低住院率，减轻住院、药物等直接医疗成本和护理费、误工费等间接成本，减轻家庭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负担。随着分级诊疗制度的不断完善，慢阻肺等常见慢性病的管理将主要由基层医疗机构承担，这是改善慢阻肺管理结果的必要条件和核心所在。当前慢阻肺诊断率低、漏诊率高，如何在社区及早地发现慢阻肺人群，是医务人员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不仅涉及人力、物力、财力，也有关筛查策略的选择。国内外的学者们开发了不同的慢阻肺筛查工具，而哪种方式、方法或者筛查策略适用于我国基层医疗机构尚不明确。此外，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面对如此庞大的患者群，筛查策略不仅要具有一定的准确性，也要具有较好的成本-效益。

对此，本文对国内外学者研发的慢阻肺筛查工具及方法进行了回顾，为我国慢阻肺筛查及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与参考，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本文也列出了不同版本的慢阻肺筛查问卷的中文翻译，便于基层医疗机构的研究者使用或者开展后续的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