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向·诺奖医学史】科赫与结核1905

【长文预警】

一

1919 年 5 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刊载了一篇小说。[7]

小说里有一句话："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7]

茶馆主人华老栓的儿子小栓得了痨病，有人告诉他，人血馒头能治。

清末北京雨后街巷（1871–72）· John Thomson 摄 · 公有领域（PD-old）· Wikimedia Commons

于是他后半夜摸黑出门，用一包洋钱，换回这么一个蘸了血的馒头。聪明的你，或许已经 0 秒猜出了这篇小说的名称，也猜出了这篇小说的作者。

没错，这就是鲁迅的《药》。

鲁迅像（1936-10-08，沙飞摄，逝世前 11 天）· 沙飞 · 公有领域（PD China）· Wikimedia Commons

其中所说的这个馒头，就是"人血馒头"。

这个馒头，是用来做什么的？

治痨病。

刽子手康大叔收了钱，说："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7]

什么是痨病？

天才的你，一定会脱口而出：肺结核！

没错。

时至今日，这种疾病对于文明社会的居民而言，已经不是一种原因不明的恶疾。

但在十九世纪末，这种疾病的面纱，才刚刚被一个德国人揭开。

他的名字是罗伯特·科赫。

二

Consumption，这个词源于拉丁文，意为"消耗、耗尽"，在 19 世纪的英语世界，它也是肺结核最常见的称呼。

Brompton Hospital for Consumption and Diseases of the Chest，布朗普顿医院，正是伦敦一家专治肺结核的医院。[6]

1868 年，布朗普顿的医生理查德·道格拉斯·鲍威尔接诊了一位患者，是一位四十岁的木匠，他有一个兄弟死于肺结核，而木匠自己，已经消瘦了一整年。[6]

他有咳嗽，痰量很多，呈黏液脓性，"……呈钱币状，浮在清液上"。[6]

这一年的 2 月，他第一次出现咯血，当时的记载是"2 品脱"，换算成毫升大约是 1.14 升，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已经是明确危及生命的范畴。[6]

半年之后，他再次出现了咯血，第五次。[6]

8 月 9 日，患者去世。[6]

医生们对他的尸体进行了解剖，在他肺里一根肺动脉的分支上，找到了一个小小的肺动脉瘤，大约有豌豆那么大。[6]

肺痨病理解剖图谱（1834，痨病致气胸）· Wellcome Collection · CC BY 4.0 · Wikimedia Commons

它破了。

从那年 2 月起，布朗普顿尸检了八例致死性咯血，其中六例的出血源，都是肺血管上的动脉瘤。[6]

这些动脉瘤的破裂，无疑是导致患者们死亡的主因，而诱发它们破溃的元凶，正是肺结核。

露天结核病房（利物浦 Leasowe）· Richard Brown 摄 · 公有领域 · Wikimedia Commons / 美国国会图书馆

但是，引起肺结核的病原体，还躲在迷雾之中。[6]

十四年后，也就是 1882 年，在柏林帝国卫生局一间狭小的房间里，罗伯特·科赫正在把肺结核患者的痰涂到玻璃片上。[2]

他正在找，找一个答案。

三

1843 年 12 月 11 日，罗伯特·科赫出生在上哈茨山区的克劳斯塔尔，那是一座矿区小镇，他的父亲是矿业工程师。[2][3]

克劳斯塔尔城景（Merian 铜版画，17th.）· Matthäus Merian · 公有领域 · Wikimedia Commons

五岁那年，他让父母吃了一惊：他靠报纸，自己学会了认字。这件小事预示了他后来一生中最被人称道的两样东西——才智，和有条理的执着。[2]

1862 年，他进入哥廷根大学，主修医学专业。那里的解剖学教授雅各布·汉勒，在 1840 年提出过一个在当时相当大胆的观点：传染病，是由活的寄生生物引起的。[2]

然而，这个观点在当时并未被主流医学界接受。

在 19 世纪的中上叶，对于传染病的核心病因，占据统治地位的是"瘴气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疾病源于腐败物质散发的"坏空气"，也就是"瘴气"。

疟疾？瘴气。黄热病？瘴气。肺结核？瘴气。

由于显微镜技术与微生物培养方法尚不完善，证据链不够充分，也可能是汉勒本人也无意将理论向前再推一步，这一观点很快就沉寂下去，但其中提出的一个验证病原体致病的框架，却在多年之后，在科赫的手里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必须证明某种微生物与特定疾病持续共存，并将其分离后接种于易感动物以复制疾病。"

在未来，它将被称为"科赫假设"，又被称为"汉勒-科赫假设"（Henle-Koch postulates）。[2]

1866 年，科赫拿到医学博士学位，随后去柏林做了半年化学研究，他听了鲁道夫·魏尔啸（Rudolf Virchow）的讲座。[2]

魏尔啸认为，"所有细胞都来源于先前存在的细胞"（omnis cellula e cellula），疾病不是源于模糊的体液失衡或"坏空气"，而是特定细胞层面的异常。

这意味着，要理解一种病，就必须在细胞和组织的微观层面去寻找可观察、可验证的物质基础。

这一观点，从方法论的层面上，为科赫后来的工作提供了额外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魏尔啸后来被誉为"细胞病理学之父"，但对细菌致病说却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后来甚至明确反对科赫的结核杆菌理论，认为结核病是社会贫困病，与贫困、恶劣住房、营养不良直接相关。[2]

"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政治不过是大规模的医学。"魏尔啸如是说道。

鲁道夫·魏尔啸（1821–1902）· 佚名 · 公有领域 · Wikimedia Commons

四

1870 年，科赫志愿参加普法战争。两年后，他成了沃尔斯泰因（今波兰沃尔什滕）的地方医官——一个乡下医生，在那里待了八年。[2]

沃尔斯泰因一带的农民十分发愁，因为家畜中正流行炭疽，牛、羊一只接一只的死去，更可怕的是，它还会发生在人的身上。[2]

保罗·德·克鲁伊夫在 1926 年的《微生物猎人》中曾这样记述：

"炭疽是一种奇怪的疾病，它困扰着全欧洲的农民，在这里毁掉一个拥有上千只羊的富裕主人，在那里又悄然潜入，杀死一头牛——一个贫穷寡妇的唯一依靠。这种瘟疫的劫掠方式毫无规律可言；一天，羊群中一只肥壮的羔羊还在欢蹦乱跳，到了傍晚，这只羔羊就不肯吃食了，头微微垂下——第二天早上，农民就会发现它已经冰冷僵硬，血液变成了可怕的黑色。然后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另一只羔羊身上，一只羊，四只羊，六只羊——无法阻止。接着，农民本人、牧羊人、羊毛分拣工和皮货商都可能爆发出可怕的疖子——或者在迅速发作的肺炎中咽下最后一口气。"[8]

于是科赫不但需要管人的病，也要管家畜的病。

家畜为什么生病？

科赫想要搞清楚其中的原因，因为只有找到根源，才有解决的可能。

在当时，炭疽杆菌已经被发现过三次——波伦德、拉耶、达韦纳。科赫要做的不是再发现一次，而是从科学上证明：这根杆菌，确实就是炭疽的病因。[2]

他想起了汉勒的理论。

是不是炭疽杆菌，在家畜之间不断繁殖、传播、致病？

直觉告诉他，这很有可能是对的。

但口说无凭，他需要证据。

于是科赫开始了研究。

乡下没有科研设备，与图书馆和同行完全隔绝。科赫只能白天下乡出诊，晚上做研究。[2]

他的实验室，就是自家那套四居室的住宅。除了妻子送他的一台显微镜，其余设备都是他自己置办的。[2]

他用自制的小木片，把死于炭疽的家畜脾脏里的杆菌接种给小鼠，被接种的小鼠全部死亡。而在同一时间，接种了健康动物脾血的小鼠，什么也没有发生。[2]

不够。

他还想知道一件更要紧的事：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动物的炭疽杆菌，还能致病吗？[2]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经历了多次失败之后，他设计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培养方法：先取一块较厚的玻璃，在中央磨出一个浅浅的小坑；再拿另一块玻璃，灼烧灭菌后滴上一滴牛眼房水。接着，他把一小块刚死于炭疽的小鼠组织挑进这滴液体，用带坑的玻璃覆盖上去，四周涂凡士林封严，再整个倒转。液滴于是悬在坑内，成了一个极小的隔离空间——除了他怀疑的炭疽杆菌，其他杂菌很难侵入。[2]

科赫在显微镜下观察到，在牛眼房水中，这些杆菌开始生长、分裂——这说明了杆菌们正在增殖，他用滴管取出一小滴包含了杆菌的房水，用同样的流程，再次接种到另一个"悬滴"当中。

这样的操作，他重复了很多次。最后得到的液滴中，显微镜下已经观察不到原有的病变组织，只有不断分裂的杆菌。[2]

然后他将这些"纯净版"的菌种接种到一只健康小鼠的身上。

24 小时后，这只小鼠死了，通过解剖和显微镜检，科赫观察到，小鼠的脾脏明显肿大，脾血管中充满了炭疽杆菌。[2]

类似的病程，同样的病理——证据确凿——小鼠死于炭疽。

在研究的过程中，他还发现了另一件事：当环境对炭疽杆菌不利时，它们会在自己体内造出一个圆形的芽孢，能扛住恶劣条件，尤其是缺氧；等条件恢复的时候，芽孢又会生出杆菌。[2]

1876 年，科赫将研究成果向布雷斯劳大学的植物学教授费迪南德·科恩展示了一遍，科恩叫来同僚一起看，其中一位是病理解剖学教授科恩海姆——两个人都被震住了。同一年，科恩把科赫的论文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植物学期刊上。科赫一举成名。[2]

科赫《炭疽病病因》书影（1876/77 原始文本）· Wellcome Collection · CC BY 4.0 · Wikimedia Commons

1880 年，一纸调令把他带到了柏林帝国卫生局，这里有更好的研究环境，无论是助手、设备和学术氛围。这让科赫如鱼得水，也让他的职业生涯步步攀升。[2]

五

结核病具有传染性这个想法，可以上溯到十八世纪的意大利解剖学家、医师莫尔加尼（Giovanni Battista Morgagni）。[4]

这种观点在持有治疗经验的医师中并不鲜见，但当时学界主流的观点是"遗传论"，大部分的医学专家认为，结核病（尤其是肺结核，即 consumption/phthisis）是一种遗传性的、体质性的疾病，源于家族血脉中的某种"禀赋"。

这种遗传论框架与当时同样流行的"瘴气理论"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的解释体系：贫困、居住拥挤、空气污浊导致个体体质败坏，结核病便在"易感"的人身上自发产生。

在这一框架下，主张结核病具备传染性的观点，并没有多少生存的空间。

但世界总是在向前发展的，真理也是。

1865 年，法国军医维尔曼向法国医学科学院报告：将肺结核患者的结核物质接种于健康家兔皮下，兔子会出现播散性的结核病变；这种病变还能连续传代——将病变组织从一只发病兔再接种到另一只健康兔，仍能引发相同病变。因此他认为，结核病是一种特异性的传染病，与梅毒同类。[9][10]

让-安托万·维尔曼（1827–1892）· Wellcome Collection · CC BY 4.0 · Wellcome Collection

这一说法遭到科恩海姆、伯登-桑德森等人的反对。[9]

对此，细菌学家和病理学家克莱布斯在 1877 年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包括多代培养、接种到健康动物体内等，据此主张：只有接种结核物质后形成的、且内含"结核单胞菌（Monas tuberculosum）"的结节，才是真结核。[9][12]

但克莱布斯的实验存在关键缺陷：他的培养从未获得真正的纯培养。科赫后来明确指出，他那些培养液里迅速长出来、还会游动的小杆，根本不是结核杆菌。[1][9]

1877 年，科恩海姆与萨洛蒙森改将结核物质接种于兔眼前房，排除异物干扰，成功诱发从虹膜蔓延的典型结核结节，证明了来自不同来源的结核物质，其感染力都归于同一个传染因子。[11]

科恩海姆《从感染学说看结核病》扉页（莱比锡：A. Edelmann，1879/1880）· Wellcome Collection · CC BY 4.0 ·

至此，时代已经将结核病具备传染性的这个命题推演到了最关键的一步：我们知道结核病可以通过病变组织传染，我们也知道很可能是一种微生物导致了感染——但我们还不知道它的样子。

六

对于一种从未见过的病原体，我们该怎样找到它？

先看看手头有哪些信息吧。

第一，它可以在人体内生存。

第二，它可以从一个活体，移植到另一个活体。

第三，在一般体外培养条件下还没人见过它。

可以在人体内生存——培养基要模拟人体内环境。

可以在活体间移植——满足条件即可迁移培养。

在一般体外培养条件下还没人见过它——也许需要跳出常规的培养思维，调整一般细菌培养的变量。

这也是科赫工作的思路。

在工作的开始，科赫先尝试了常规方法培养，结核杆菌在液体培养基里根本争不过杂菌，所以他失败了。[1]

于是他换了一个思路：既然这东西能在人体组织里存活，那就给它一个更接近人体的环境。

他选用了牛或羊的血清，倒入试管，灭菌后加热凝固，做成固体斜面，放在 37°C 下培养。这样既模拟了人体的体温，又让杆菌有了一个可以独立生长的表面，不必和杂菌抢地盘。[1]

接种上去之后，表面迟迟没有动静。普通细菌在 37°C 下，多数二三十分钟就分裂一次，经过 18 到 24 小时，固体培养基表面就会长出肉眼可见的菌落。

如果按这个节奏，科赫的血清斜面在第二天早上就该出现变化。

但是——没有。

难道又失败了？

科赫选择了等待——如果它和其他的病原体有着显著的不同，那为什么不能是时间呢？

一周过去，两周过去，培养基上终于出现了干燥的、鳞片状的微小菌落。[1]他把这些菌落挑出来，转移到新鲜血清上，再等，再挑，再转移。

从一代到下一代，原始组织残留的成分被一次次稀释掉。

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月。[1]

到最后，试管里剩下的，只有从最初那一点结核物质中生长出来的、纯粹的杆菌本身。[1]

值得一提的还有另一件事：结核杆菌的特殊染色。

在一般的染色方法下，结核杆菌很难现形，这直接影响到了科赫的观察，在他的论文中曾提到，麻风杆菌也存在类似的难以着色的情况。[1]

经过多次失败之后，他成功地开发了一种新的染色方式，在这种方法下，细胞核和组织碎片会被染成棕色，而结核杆菌会呈现出蓝色。[1]

这种"棕—蓝"反差极其鲜明，即便杆菌数量极少，也能被可靠地辨认出来。

科赫后来写道，在显微镜下，动物组织的所有成分呈现棕色，而结核杆菌则呈现"美丽的蓝色"。[1]

Ehrlich 改良抗酸染色法· Wellcome Collection · CC BY 4.0 · Wellcome Collection

实验，观察，记录，整理。

所有的资料汇集在一起，最终形成了论文《结核病的病因》（《Die Aetiologie der Tuberculose》）。[1]

科赫《结核病的病因》扉页（柏林临床周刊，1882）· Wellcome Collection · 公有领域标记（PDM）

在论文的开头，他写道：

"如果死亡人数是衡量一种疾病重要性的尺度，那么所有疾病——包括最令人恐惧的瘟疫与霍乱——都远远排在结核病之后。统计告诉我们：人类每七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结核病；若只看生产力最强的中年群体，每三人中就有一人被它带走。"[1]

1882 年 3 月 24 日晚上，科赫在柏林生理学会宣读了这篇论文。[1][4]

他开始一样一样地展示：染色的方法、在人和动物的结核病灶里恒定出现的那根杆菌、纯培养的步骤、接种动物的阳性结果。[4]

那篇演讲印出来，不到两页。可就是这两页，把"白色瘟疫"元凶的证据，一样不落地摆了出来。[4]

讲完，会场安静了好一会儿。后来，当时在场的埃利希回忆起那个晚上，只用了这样一句话："那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一次科学经历。"[15]

七

发现结核杆菌之后，科赫并没有停下脚步。

他开始寻找能够抑制结核杆菌生长的物质。

在这个过程中，他注意到，健康豚鼠首次接种结核杆菌后，要等到第 10 到 15 天，注射部位才出现硬结，随后形成溃疡，持续不愈，动物最终死亡。

但已经感染过结核的豚鼠，再次接种时表现完全不同：接种后第二天或第三天，局部就迅速出现紫红色硬结，随后皮肤坏死、脱落，形成浅表溃疡，但这个溃疡会很快愈合，附近淋巴结也不肿大，动物得以存活。

科赫把这种"再感染时反应更快、更剧烈，但愈合也更快"的现象，理解为机体在感染后获得了一种同时包含剧烈炎症反应和一定保护力的特殊状态。[16]

他由此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向结核病患者体内注射结核杆菌的提取物，而不是活菌，能否人为地引发这种强烈的局部反应，从而"烧掉"病灶、遏制病情？

1890 年，他成功开发了一种制剂，并将其命名为"结核菌素"。[2][16]

罗伯特·科赫（P. Naumann 木刻，1890）· P. Naumann · 公有领域标记（PDM）· Wellcome Collection

它并不是一种单一成分的药物，而是结核杆菌纯培养物的甘油提取物——一种含有结核杆菌多种抗原成分的混合液。[14]

同年 8 月 4 日，第十届国际医学大会在柏林开幕，在第一场全体会议上，科赫宣读了关于结核菌素的报告。[14][16]

"……关于这些研究，我目前只能透露这么多：众所周知，豚鼠对结核病极其易感，但如果让它们接触这种物质的作用，它们就不再对结核病毒的接种产生反应；而且，对于患有全身性结核病、甚至病情已相当严重的豚鼠，其病变过程可以被完全遏制，而身体不会受到任何伤害。"[14]

至于这东西能不能治病，他本人说得很含糊。

"……在此期间，我从这些研究中没有得出任何进一步的结论，只是由此确立了以下可能性：使活体内的致病细菌变得无害，而不对活体造成伤害——这一点此前一直受到合理的怀疑，现在已被证实。"[14]

这篇报告的用词其实非常克制，他说的是"豚鼠确定"，但活体是"可能性"。

1890 年 9 月中旬，科赫开始对结核病患者进行临床试验。注射后，患者出现头晕、肢体疼痛和迅速攀升的高烧。科赫将这些反应解读为药物"正在起效"的证据。[14]

同年 11 月，他在《德意志医学周刊》上发表文章，宣布结核菌素是一种无害且有效的药物，甚至声称皮肤狼疮和早期肺结核都能被治愈。此时，接受治疗的结核病患者数量还很少，随访观察时间也极短。[16]

但很快，更长期的观察结果暴露了问题：发热发作持续时间比预期更长，部分患者因此死亡。到 1891 年 1 月，就连最初被认为"治愈"的患者也开始复发。

病理学家魏尔啸对死亡患者进行尸检后，发现了新鲜结核杆菌的存在，对结核菌素疗法提出了毁灭性的批评。[15]

1891 年，居特施塔特汇总了多中心治疗报告：内脏结核的治愈率仅为 1.2%，外部结核为 2.1%。[13][14]

结核菌素作为治疗药物，被证明是失败的。

科赫把动物实验中观察到的局部效应，直接推广到了全身性的治疗应用。[14]

他没有意识到，结核菌素本身并不杀菌——它只是激发了机体对结核杆菌抗原的超敏反应，而这种反应在人体内的后果，远比在豚鼠皮下注射点上所见的溃疡严重得多。[18]

但它并没有走向全然的失败。

科赫将结核菌素相关反应的现象，总结成更加精确的描述：已经感染过结核杆菌的机体，再次接触结核杆菌或其抗原（如结核菌素）时，会在 24 至 48 小时内，在注射局部或体内原有结核病灶周围，引发剧烈的、坏死性的炎症反应。[16]

这意味着什么？

诊断价值。

1907 年，冯·皮尔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皮肤划痕试验，将结核菌素滴在划破的皮肤上，观察局部反应。[19]后来，芒图进一步改良为皮内注射法，形成了沿用至今的结核菌素皮肤试验，广泛应用于结核患者的初筛。[18][19]

八

1905 年，科赫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表彰其有关结核病的调查研究与发现。"[3]

12 月 10 日，颁奖辞由皇家卡罗林学院院长默尔纳伯爵宣读。他把这个奖，授予"当今在世者中，细菌学研究先驱之第一人"。[4]

颁奖辞的结语，是一句很少见的评价："仅有个别例子"——一个人独力做出如此多根本性的、开创性的发现。[4]

是的，结核杆菌，只是科赫众多工作里最亮的一件。

他查清了霍乱，发现了霍乱弧菌，建立了以水源管控为核心的防控原则，这些原则至今仍是霍乱防疫工作的基础。[2][21]

他远赴南非，用康复牛血清和胆汁接种的方法，控制了一场牛瘟，使相当数量的牛群获得了免疫。[2][22]

他研究疟疾，确认了蚊子传播的理论，并提出利用奎宁作为主要的治疗药物。[2][20]

他在柏林建起的研究所里，走出了埃利希、冯·贝林、北里柴三郎等一批后来各自成名的科学家。[2]

赫与 Pfeiffer 在实验室（孟买，1897）· Wellcome Collection · CC BY 4.0 · Wellcome Collection

1905 年 12 月 12 日，他在斯德哥尔摩做了诺贝尔演讲。那天他讲的，几乎全是公共卫生：报告的义务、免费检验痰中结核杆菌的中心、把危险的病人收进医院、改善不良的居住条件。[5]

他说，抗击结核病需要相当可观的财力，"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钱的问题"。[5]

演讲的最后一句是："若工作以这样的力量继续，胜利必将赢得。"[5]

1910 年 5 月 27 日，科赫在巴登-巴登去世。[2][3]

九

胜利并没有如期到来。

一百二十年过去了，整个世界的财力、物力、人力，早已远远超越了科赫生活的年代。

今天，我们有卡介苗，有抗结核药物，当一个人患上了结核，已经没有人再想到吃"人血馒头"。

但结核杆菌并没有被消灭。

2024 年，全世界仍有约一千零七十万人新发结核病，约一百二十三万人因此死去——其中相当一部分，本来是能治好的。[17]

耐药的菌株一出现，"白色瘟疫"这个名字，就又变得刺眼。

2024 年，全球新发的耐药结核大约四十万例，其中只有约五分之二的人得到了治疗。[17]

所以，有几件事，今天仍然需要说清楚。

第一，要查。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人体内潜伏着结核杆菌，其中 5% 到 10%，会在生命的某个阶段发病。你不咳嗽、不发烧，不等于你没有它。[17]

晚期双肺肺结核胸片（正位片；箭头标出肺浸润与空洞）· 佚名（美国 CDC）· 公有领域 · Wikimedia Commons

如果在任何的检查中发现肺部或是身体的其他部位，有可能的结核病灶，那么必须查清楚。在查清楚之前，戴好口罩，避免传染给身边的人。

第二，确诊结核之后，要把药吃够。一线四药，疗程 4 到 6 个月。中途停药，就是在增加耐药菌冒头的风险。[17]

第三，卡介苗不是万能的。它主要保护儿童的重症与死亡；接种过卡介苗，并不是结核菌感染的免死金牌。[17]

在我国，2024 年估算新发结核病六十九万六千例，发病率 49/10 万——这个数字，让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中低流行"行列，全球负担排名也从第三位降到了第四位。[17]

但患者的绝对数量依然不小，耐药结核正在崛起，成为新的威胁。

遵医嘱，早查早治疗。

这大概是这篇文章里，我们最想请你记住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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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译文直引的原文）

**注①** 科赫 1882 年论文开篇（*Die Aetiologie der Tuberculose*，英译本 *The Aetiology of Tuberculosis*）：

> "If the number of victims which a disease claims is the measure of its significance, then all diseases, particularly the most dreaded infectious diseases, such as bubonic plague, Asiatic cholera, etc., must rank far behind tuberculosis. Statistics teach that one-seventh of all human beings die of tuberculosis, and that, if one considers only the productive middle-age groups, tuberculosis carries away one-third and often more of these."

**注②** 鲍威尔 1868 年病历（*Three cases of phthisis with contracted lung*，据伦敦临床学会 1868-10-23 宣读稿抽印；Wellcome b22454330）：

> "Patient now coughs, with abundant mucopurulent expectoration, nummulated and floating in a clear fluid."

> "In February last (six months ago) he had haemoptysis to the amount of two pints."

> "…the patient died with a fifth attack of haemoptysis on August 9."

> "Of eight cases of fatal hemoptysis which have been carefully examined post-mortem at Brompton since February 1868, in six an aneurism of a pulmonary vessel has been the source of hemorrhage."

**注③** de Kruif《微生物猎人》1926 年科赫章原文（*Microbe Hunters*, Koch 章）：

> "Anthrax was a strange disease which was worrying farmers all over Europe, that here and there ruined some prosperous owner of a thousand sheep, that in another place sneaked in and killed the cow--the one support--of a poor widow. There was no rime or reason to the way this plague conducted its maraudings; one day a fat lamb in a flock might be frisking about, that evening this same lamb refused to eat, his head drooped a little--and the next morning the farmer would find him cold and stiff, his blood turned ghastly black. Then the same thing would happen to another lamb, and a sheep, four sheep, six sheep--there was no stopping it. And then the farmer himself, and a shepherd, and a woolsorter, and a dealer in hides might break out in horrible boils--or gasp out their last breaths in a swift pneumonia."

**注④** 维尔曼 1865 年报告（Sattler, *A History of Tuberculosis*, 1898, pp. 52–53 转述，引 *Gazette Médicale de Paris*, 1865-12）：

> "In the year 1865, Villemin reported to the Academy of Medicine in Paris, that, after subcutaneous inoculations of rabbits with human tuberculous material, disseminated tuberculosis was developed. He declared, therefore, that tuberculosis, like syphilis and malleus, is a virulent disease."

**注⑤** 科赫 1890 年结核菌素报告（*Dtsch. med. Wschr.* 16:1029–32 及 17:101–102、1189–92）为德文，正文引语依 Kaufmann 2021 所引英译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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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 Robert Koch, "Die Aetiologie der Tuberculose", *Berliner klinische Wochenschrift* 19 (1882): 221–230.（英译本：*The Aetiology of Tuberculosis*）

2. NobelPrize.org, "Robert Koch – Biographical", 1905.

3. NobelPrize.org, "Robert Koch – Facts", 1905.

4. NobelPrize.org, 颁奖辞（Presentation Speech by Prof. the Count K.A.H. Mörner），1905-12-10.

5. NobelPrize.org, "Robert Koch – Nobel Lecture: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Tuberculosis", 1905-12-12.

6. R. Douglas Powell, *Three cases of phthisis with contracted lung*, London, 1868（Wellcome Collection b22454330，Public Domain Mark）.

7. 鲁迅，《药》，《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1919 年 5 月.

8. Paul de Kruif, *Microbe Hunter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26（Project Gutenberg #77842）.

9. Eric E. Sattler, *A History of Tuberculosis from the Time of Sylvius to the Present Day*, 1898（Internet Archive `historyoftubercu00satt`）.

10. Jean-Antoine Villemin, 1865 年向巴黎医学科学院报告（*Gazette Médicale de Paris*, 1865-12）；*Étude sur la Tuberculose*, Paris, 1868.

11. Julius Friedrich Cohnheim, *Die Tuberkulose vom Standpunkte der Infectionslehre*, Leipzig: A. Edelmann, 1880（Garrison-Morton #3051；英译见 D. U. Cullimore, *Consumption as a contagious disease*, London, 1880）.

12. Edwin Klebs, *Prager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 1877, No. 42–43（"Monas tuberculo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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