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博士职位申请经历

少年不知世间事，一心只想往前冲！这是对我硕士3.5年生活的最佳诠释。

2016年，我本科毕业，有幸到交大医学院攻读硕士。2017年冬，我想申请转博，但是硕士导师的一番话让我与5年博士毕业的机会失之交臂。于是，我下定决心出国念博士。

摆在我面前的选择有很多，美国、澳洲的生物学博士职位（均需要托福和GRE，且为5年学制，本科毕业即可申请）与我来说不太划算，且当时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外交关系已经日趋紧张，能否顺利出行也是一个大问题；日本、香港、新加坡也在考虑之中，但是学制也和美澳一样，之所以不太考虑这一块，其实是因为对欧洲的心向往之。

由于对免疫学的一腔热情，我硕士选择了风湿免疫科，博士的选择自然是希望继续在免疫学领域进一步深造。（鄙人）纵观欧洲科研界，免疫学的大牛们主要集中在英国、德国、法国、瑞士和瑞典。这便决定了我的第一步——套瓷——的方向。

英国确实是牛，剑桥、牛津、伦敦大学学院（UCL）、伦敦国王学院（KCL），还有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都有我很喜欢的教授，做着我喜欢的研究。但是，个人英语能力（雅思6.5）和经济实力的原因，我也只是看看不敢投。同样，瑞士的学校对语言的要求也是雅思7，我也只有望而却步的份。法国有很多好的学校和免疫学领域非常出名的研究所，但是。。。他们的门户网站都是法语的（甚至连切换成英语的选项都没有）。个人感觉。。法国似乎都不会法语的朋友不太友好，当时我也不知道可以用谷歌浏览器自己翻译。所以，法国也没有办法申请了。

说了那么多，其实我最后套瓷的学校也就集中在德国和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其间也利用会议机会跟英美的两位教授有过面谈，交流很愉快，但是英美的博士都是通过graduate school招收的，教授自己没有权利决定招收学生，上面提到的硬性指标也一样不能少，所以咱还是看看、聊聊、不敢想啦。

第一轮的套瓷我记得是2018年10～11月（2019年毕业）开始的，当时为了推荐信的事情还与硕士导师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因为我是有针对性的选择了德国的一些学校和瑞典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KI），而且都是给做B细胞相关领域的教授发了简历，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算是海投。KI在国内被吹捧得很高，我当时也真的很想去，可惜投了三个教授，一个没有回复，两个教授回复都说已经招了CSC的学生。德国的套瓷信则基本没有回复。

第二轮的套瓷应该是在2018年的12月份开始的。当时身边很多朋友都申请到了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的博士职位，当然是CSC资助的名义。而我带有些许“孤傲和偏执”地认为我应该申请带薪的博士职位。由于一直没有收到正向的回复，所以心中也是百感交集，一次和朋友的聊天让我知道在欧洲，甚至全世界，做科研好的不光只有大学，还有研究所。于是我开始关注德国的一些研究所。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了解到德国科研界的三大牛逼社团：（1）Max Plank Institute (MPI)，（2）Helmholtz Institute 和 （3）Leibniz Institute。每个社团里都包含了各个领域的不同研究机构。本着最后一搏的心态，我在 Max Plank Institute for Immunology and Epigenetics (MPI-IE)和DKFZ（Helmholtz Institute）的门户网站上分别填写并提交了申请。MPI-IE每年一次招生，DKFZ每年一月和五月各有一次招生。当时啥都不懂的我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直接去申请了，殊不知这其中的竞争是多么的激烈。

之后的1～2月是一段纠结的时光，大老板和小老板都要我延毕。对于延毕这件事，我心中也是一万只草泥马。后面有机会写文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和评价。

意外的是，2019年2月初，我收到了MPI-IE的邮件，通知我通过了初轮的筛选，问我是否愿意参加第二轮的视频面试。我当然是一万个愿意啊！

于是，有了我人生第一次用Skype与外国教授的视频面试的经历。事先把课题介绍的稿子一顿狂背，然后照样给教授们隔着屏幕背了一遍。回过头来想，其实把稿子放在“桌面”上照着念，他们也不知道。随后的问答环节，教授根据我的汇报，问了一连串的问题，一环接一环，层层深入，确实很严谨。我也本着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的原则一一回答了。美中不足的是我有一个问题（IL-6R下游激活的是什么信号通路）应该是要知道答案的，但是当时没有回答上来。于是，我的第一次面试就这样子心惊胆战地结束了。

一周后，我收到了MPI-IE的回复，通知我通过了这一轮视屏面试，问我是否愿意前往德国弗赖堡参加第二轮的面试（食宿差旅全包）。我当然是两万个愿意啊！

于是，有了我人生第一次办签证、出国、上台presentation等经历。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我被淘汰了。这部分的经历也会在后面的文章中专门讲述。但不得不说，这是一次特殊且具有成长意义的旅行。

回到上海的我消沉了好一阵，然后就是延毕——继续做实验——看着同学们毕业——继续做实验。

2019年的夏天，对我来说仿佛是高三备考，是考研备战。苦苦学习准备了一个月，终于把雅思成绩从6.0拉到了6.5。我的预期是冲7保6.5。有7分就有底气去申请英国的学校了，可惜一切落空，英国已经渐行渐远。但是我还是开始了新一轮的套瓷。终于，海德堡大学免疫学系的教授给了一个面试的机会，还是Skype，但是这次我准备的比第一次充分，心态也稍显从容。教授在面试最后很直接地告诉我，愿意招收我，但是要我自己去找奖学金，不管是CSC还是德国的奖学金。我是高兴的，但是也有些许失落。因为我查到教授目前是有带薪职位可以提供的，但是显然我不是那个她会愿意提供薪水的人。总之，这次的面试结果让我定下了心，哪怕是自费，我也有个地方可以去了。

转机在于2019年的全球免疫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死皮赖脸地跟导师说我要去参加，我要去套瓷！为此，我还把所有参会的外国学者的信息查看了一遍，列出了我感兴趣领域的教授的名单，并决定现场去套瓷！这是我最后的一次努力了！第一次出击，就遇到了我后来在柏林的导师。他是记忆B细胞研究领域的大牛，还是欧洲免疫学会的主席。他把我推荐给了身边的“小老板”，告诉我招生的事情都由“小老板”负责。于是，我跟“小老板”聊了一下自己的情况，也听她讲了一下自己组内的情况。因为她们都很忙的样子，就草草结束了谈话。晚上回到宾馆，赶紧把我的个人简历发给了“小老板”。然后竟然约到了第二天会议结束后做一个面试。这让我兴奋不已，甚至让我都没有心情好好听第二天的演讲，原本想要继续套瓷的目标教授也都放弃接触了。那一次面试主要是用英文介绍了一下我在硕士阶段做的研究工作，“小老板”没有说太多，之告诉我等会到柏林后会给我消息。

那次北京之行，是我第一次进京，也算是我的一次重要的转机吧。11月初，“小老板”与我通过邮件相互联系了几次，我表达了希望以带薪博士的身份入组，几经周折最后也是敲定了。我悬在空中的心也落下了。

于是，一切的手续就在紧张的节奏中按部就班地进行着。10月完成毕业答辩，12月通过毕业及学位评定，1月初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然后赶紧去办签证（办的访问学者签证，5天就拿到签证了），买机票，飞柏林（2020年1月21日上海浦东，22日柏林），那一天机场没有人戴口罩。而之后的一天，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