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不能与国际接轨

[作者:杜艳艳 杨巨平 贾谦]
在世界医学史上，许多文明古国都有过自己的传统医学，并且星汉璀璨地闪烁数个世纪。但是，历尽几千年的沧桑，目前硕果仅存、承传不绝的只有中医药学。中医药的价值和生命力越来越被许多学者所看重。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尼特教授盛赞：“中医是中国对人类知识宝库的最辉煌贡献之一”。〔1〕
　　
　　中医药学有5 000年历史，西医药学仅200年历史。不可否认，西医药解决了细菌性传染病，而且在手术等许多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为人类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使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20岁。人类寿命再延长二十年，恐怕只有依赖中医药的发展，西医药可以说已经无能为力了。
　　
　　中西医学之所以能生存和发展，是因为它们都有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我们既不能排斥西医，也不能否定中医。而要客观、全面、准确地认识两种医学，比较两种医学。使之成为世界上平行的两大医疗保健体系：西医药体系与中医药体系。
　　
　　许多人认为，中医药要走向世界，必须与国际接轨。西方各国也是这么要求我们的，要中药与他们的西药接轨。难道真的必须如此吗？我们的看法正好相反。我们希望中医药与国际接轨，但其轨在何处？国际上有中医药之轨吗？中药能与西药接轨吗？下面我们分析这一问题。
　　
　　一、中西医药是不同的体系
　　
　　中西医药学是在不同文化土壤和社会背景中发生、发展起来的。按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观点，两者显然属于不可通约的理论体系〔1〕。这就必然导致中西医药不可能用相同的标准来衡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自然观方面
　　
　　中医学属于有机自然观，强调整体、恒动、功能、天人相应等，理论的可证伪性较弱；西医学属于构造自然观，强调结构、局部、静态、分析，理论的可证伪性较强。
　　
　　中医从整体看问题，重宏观，重归纳，辨证论治，中药的优势在宏观准确性；劣势在缺乏微观精确性。西医药重微观，重分析，虽具有微观精确性，但却无宏观准确性，因而只能解决局部问题，而在解决局部问题的同时，却往往会给身体的其他部分带来麻烦。
　　
　　中医药奉行的是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朴素辩证唯物论，而西医药则是机械唯物论。中医药学讲究药食同源，而西医药学则将药食截然分开。中医药学认为人体不平衡即为病，而西医药仅承认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的改变才是病。中药用以调整人体平衡，而西药用于改变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
　　
　　中医并不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对疾病的研究与祛除上，而是放在调节人体内部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医学的根本目标是为人的自组织、自选择、自适应、自稳态、自演化的调节及其防病抗病能力的发展服务。而西医以疾病为研究对象，用还原方法追索病因。
　　
　　中药多采用复方，以求各味药间的协同作用，即使单味药，也是个小复方，其不同成分间也协同作用，从而增效减毒。因此中药往往有双向调节功能。例如，用三七这一味药，既可活血也可止血。然而西药均为单体，纯而又纯，这却往往是其毒副作用的根源：食至精则有害，药至精则有毒。许多事例表明，中药越提纯越无效。
　　
　　近几十年中，西药出现十几次重大毒害事故，影响极大；而中药应用几千年来，并未出现什么重大事故。1997年统计，在中国，西药每年引起210万人因药物反应住医院，19万人因此而死亡（相当于中国每年死于10余种传染病人数总和的12倍；每年由于药品不良反应而增加的医疗抢救经费达45亿元以上）。1998年，美国因药源性反应住院抢救者高达216万人，其中10.6万人抢救无效而死亡，经济损失40亿美元。然而从建国至90年代初的40年中，据岳凤先教授统计，只有5000例中药毒副反应，且多属用药不当〔3〕。
　　
　　西方人现在非常强调中药材的毒副作用，认为其中重金属含量超标等等。中国也有人持这样的看法。我们是应该注意农残含量和重金属含量问题，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西方人把中药当食品看待，当然要求非常严。西药中同样有重金属，治疗癌症的顺铂中就含大量重金属，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使用这种药品，我们应当换个角度看问题：让西方人看到中医药的疗效，让中医药以药品身份进入西方国家。
　　
　　在语言概念方面
　　
　　语言文字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类文化现象，是思维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医学体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不同的语言文字及语言结构会对理论有不同的影响，从而影响到人们对事实的观察结果。
　　
　　中国的文字是视觉文字，易于流传和继承，这就是中医理论稳定性较高的原因之一。西方文字是听觉文字，稳定性和集约性较差，抽象性突出，表义相对单一。这些特征对西医继承和发展都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医的术语多有歧义、模糊、涵盖面广，具有文学和哲学特征；西医学术语语义单一、明晰、精确，是典型的科学化语言。例如：中医之“气”不同于西医之air，中医之“脾”不同于西医之spleen，中医之“肝”也不同于西医之liver。因此，必然要构建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
　　
　　在科研方面
　　
　　中医长于辩证思维、经验总结和猜测性的天才思辩；西医长于在系统的实验事实和严格的逻辑体系上构筑理论和学说。
　　
　　从药物的研究开发来说，西医西药截然分家，医不懂药，药不懂医。中医中药则历来不分家，中药的研究开发有系统理论指导，有规律可循，与西药开发依赖“筛选法”相比，要简单有效得多，且其安全性有效性早已有了保证。
　　
　　中药极其复杂，博大精深。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仍弄不清其奥秘。现代科学越发展越能揭示出中医药的奥秘。例如，50年代用抑菌法筛选中药清热解毒药,筛选的结果,最好的抑菌药却不是中药中最好的清热解毒药,而是五味子。此后的研究表明，中药清热解毒系通过调节免疫功能抑菌而非直接抑菌。中医药属个体化治疗，西医药属群体化治疗。近年的基因研究表明，每个人的基因都不相同，这一结论再次证明中医个体化诊治的正确性。
　　
　　经络理论和针灸学是中医药学理论与实践中最具特色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西医药学至今也没有承认并将其纳入它的体系。应该说，西医药学理论本身也并不完备，原因在于其理论主要是建立在人体解剖学的基础之上。众所周知，人体解剖学是以尸体为研究对象，然而，活人与尸体，前者有生命活力，后者没有任何生命现象，有着本质不同。而经络是人体中一个无形的开放系统，经络作用与现象是活人才有的，人死之后就无法找出经络的任何迹象，经络系统无法从尸体上解剖出来，所以，尸体解剖学对人体尤其是活人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正因为此，西方医药学者、西医大夫及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就很难理解，中医药学为什么会认为人的肾与耳、心与舌有密切联系？经络学认为肾开窍于耳，心开窍于舌，是通过经络相连的。所以说，中医药学在宏观上对人体的认识比西医药学更全面。
　　
　　在诊疗技术和手段方面
　　
　　中医讲究四诊八纲，辨证施治，以自然药物和养生调养为主要手段；西医则尽可能运用一切科学技术成果，辨病施治，以化学药物和手术治疗为主要手段。
　　
　　随着疾病谱的变化，西医药对许多疑难症缺乏有效疗法，而且西医药日益高昂的费用已使发达国家不堪重负。中医药简便廉验，在预防及治疗某些慢性病、疑难病和老年病方面尤有所长，为西医药所不及。如今年被英国一家医院判断“脑死亡”的香港凤凰卫视女主播刘海若，经过两个多月在北京宣武医院的治疗，业已转危为安，可以说是中医药创造了刘海若开口说话的医学奇迹。刘海若转危为安的“王牌”就是被美国禁止进口的“安宫牛黄丸”，而且还有中医针灸、按摩等康复训练。
　　
　　中医讲“上工医未病”。中医药追求的乃是要“曲突徙薪”以防生病，而西医药则是前来“救火”医危病。西医药今天也开始研究“亚健康状态”，正是向中医药的靠拢。
　　
　　中药须由训练有素的中医大夫辨证应用方能有效。即使在中国，一般人都有应用中药的习惯，但大多数人也辨不清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需由中医大夫辨别。西方国家没有中医大夫，更缺乏训练有素者。再好的中药，没有人会使用，也很难国际化。〔2〕
　　
　　在临床医学方面
　　
　　中医是临床医学，研究的始终是活人；中药是几千年间在无数活人身上试验的结果。西医以人体解剖为基础，进行分析，从研究死人开始。因此，中医药与西医药源头不同。在中医药体系中，既学药又学医，医、药不分家，中医药学人士是中药的共同创造者，可以按照中医理论组方，且早已在临床上证明其安全性与有效性。在西医药体系中，医与药完全分开，西医大夫仅是西药的使用者，西药则是药物化学家从诸多化合物中盲目筛选出来可能有效的化合物，用动物实验确定其安全性，再用临床试验进一步确定其安全性、有效性和最佳给药剂量。
　　
　　总之，中医药学针对人体功能态的病、健、常、变的变化，着眼于调节，追求“以平为期”，以黑箱方法和朴素的系统方法，认识并运用了物的四性、五味和归经。这些物被中医理论用于调节机体的态，便成了中药。而西医药学针对结构的改变，以治病为目的，以白箱方法、还原方法等发现并利用了物的化学结构、物理性状及其在机体内的代谢过程和对机体的作用。这些物被西医药理论用于治病，便成了西药〔1〕。因此，中药不可能按西药的标准进行研制。
　　
　　二、中药与植物药的差异
　　
　　所谓中药，是指纳入了中医药理论体系，能按照中医理论加以应用的药品；而所谓植物药或说草药，则是尚未纳入任何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药物，仅凭一定的经验而使用。青蒿素是从中药青蒿中提取的单体，但是，迄今尚未弄清青蒿素的四性五味、升降沉浮和归经，因而它不是中药而是西药；麻黄是中药，但从麻黄中提取的麻黄素则不是中药，而是西药。
　　
　　植物药是当今西方人对西方草药的常用称谓。中药大多数也是用植物入药，但却不能称为植物药，因为中药与西方植物药差异很大。中国有中药资源12000多种，并未全部纳入中医药理论体系，有相当一部分尚属民间草药。
　　
　　中药与植物药的主要差别如下：
　　
　　（1）中医药有系统完整的理论，有浩瀚的文献，遣方用药有规律可循；西方植物药是零散的经验。
　　
　　（2）早在两三千年前中医药就建立了一定的医事制度；到唐宋年间逐渐形成理论完整、结构合理、部门齐全的医疗、药品、教育、考核、选拔、管理等部门及相关制度、法规。中医药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行业，而西方植物药在近几十年之前从未形成过行业，用植物治病只是个别人的个人行为，而非职业行为。
　　
　　（3）中药讲究炮制，讲究药物四性五味和归经；西方植物药仅应用生药，不懂炮制后药性之改变。
　　
　　（4）中药多用复方，讲究君臣佐使，西方植物药一般用单味药，偶用复方，多则四味，亦无君臣佐使之说。
　　
　　（5）几千年来，中医药一直是中国唯一的医疗保健体系，直至今天，无论大病小病，急性病慢性病，均可依赖中医药；而西方植物药仅用于可以自我诊疗的轻浅病症，对症用药，无理论指导。
　　
　　欧美都在制定自己的植物药专论。某种植物药只要有了专论，任何人都可据以生产OTC药品。美国《植物药产品行业指南》说得很清楚，这只是对单味药适用。说得粗俗一点，他们的植物药专论仅仅相当于中国的《本草》，说明了某种药用植物的药性及所含化学成分。化学成分是我们《本草》中没有的，中药今后应当在这方面加强研究；但《本草》中都列出了每味药的四性五味与归经，这样的宏观知识却是欧美各国植物药专论中所没有的。他们不可能根据植物药专论来开发出高质量的复方成药。从这方面讲，中药系列标准规范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传统药物标准规范的典范。〔3〕
　　
　　三、中药标准规范应由我国自主制定
　　
　　标准问题对各行业发展非常重要，各行各业都应有自己的标准，中药也不例外。缺乏科学的中药系列标准规范，成为当前制约中药产业现代化最大的瓶颈。国家开始执行“中药现代化”计划以来，不少人在论述中往往提及须“与国际接轨”。迄今为止，我们不知道国际上有什么中药的轨可接，所以，这种“与国际接轨”的提法是错误的。1998年出版，由甘师俊、李振吉、邹健强编写的《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一书中，就已提出中医药的双向接轨问题〔2〕。
　　
　　中西医药分属两个哲学体系，理论和思维方法不同，语言也不易相通。近200年，西医药标准在世界各地推行开来，似乎但凡医药就只能采用西医药这一个标准，与国际接轨似乎就是采用西医药系列标准规范，否则就不能得到承认。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系列标准规范是怎样出来的？是从实践中总结提高归纳出来的。1078年宋《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详细列出了处方、剂型、制剂工艺、服法、服量、功能主治，堪称中国最早的成药标准；1505年明刘文泰的《本草品汇精要》对药材按名、苗、地、时、收、用、质、色、味、气、臭等24方面予以记述，图文逼真，堪称早期最全面的药材标准。如上所述，中医药与西医药完全是两个体系，而西方植物药根本没有理论，我们当然不可能按西药标准、也不可能按其植物药标准来生产我们的中药了。也就是说，在中医药方面，绝大部分标准规范，只能由中国自己依据几千年的实践和中医药的特点来制定，并力争得到国际认可〔4〕。
　　
　　不可否认，中国已有的中药系列标准带有浓厚的西药气息，这是历史的必然。今天，要完善中药标准，就要强调“求异存同”，而不是“求同存异”。即为弘扬中医药，中药标准要突出中药与西药不同的特点，否则，会阻碍中医药的发展。当然，在制定有关标准规范时，也需要参考目前国际惯例和西医药以及西方植物药标准规范中先进、可行的方面，一则完善自我，二则易于为国际尽快认可。这就是我们说的双向接轨。
　　
　　为什么我们的中药产品在国际市场打不开局面？就是因为我们的产品要按照人家的标准来衡量，而中医药和西医药是两个不同的治疗体系，一味地向西药标准靠拢就将丢失中医药的特色。因此，根据国际市场的发展需要，中药标准规范应由我国自主制定，让国际医药界接受我们的标准，确立中国传统中药大国的主导地位，使我国的中药系列标准规范逐步发展成为传统药物研究和开发的国际标准。
　　　　
　　
　　参考文献：
　　
　　1、冯泽永：中西医学比较，科学出版社，2001　　
　　2、甘师俊，李振吉等：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科技文献出版社，1998.7　　
　　3、贾谦、段黎萍等：中国中医药的发展现状与前景，战略与管理杂志，2002，1：65-70　　
　　4、贾谦、曹彩等：中药系列标准的完善与国际化推进战略，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1，8（11）：1-3；2001，8（12）：1-3；2002，9（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