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现代化de新思路

这是本人的拙作，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中医现代化的新思路，望能抛砖引玉，与各位通道共同探讨，为国医的复兴尽微薄之力。

中医现代化与流行病学方法论的应用

中医现代化这一命题已经提出了若干年了，广大的中医工作者也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努力，与之相反的是有价值的成果较少，多数人干脆走上了中药现代化，再走下去，却又变成了西药，理论上的突破虽然有一些，但很多仅仅是将阴阳五行脏腑经络与西医的生理、病理机械套用，吻合者扬之，不合者弃之，几经盘剥，失中医本来面目更远，少数创见又是对古代经文的诠释与引用，纸上谈兵，难以很好的指导实践。
但有几个方面的探讨是值得重视的，一方面是中医思维模式和方法论的研究，一方面是中医诊法的研究，前者的研究结果指出中医与西医的本质差别，生搬硬套的结果不是毫无意义便是毁灭中医，中医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符合辨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同时，又要将朴素的辨证升华为有严格指征的“证”，增加学习的难度而降低应用的难度，简言之，就是使高度抽象的、有笼统模糊性的中医辨证过程在现代诊法的研究下，逐渐对应于比较具体的，易于掌握的辨证过程，由心悟式的学习，渐变为台阶式的上升，只有能够娴熟运用中医理论在临床中取得良好的效果的医生众多，才是中医的生存之道，否则，仅靠几个名老中医廖若星辰的微弱光芒，中医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理论探讨之路应当是把中医的天人合一、辨证论治的方法具体化，即使一般的医生皆可灵活方便而且有效的使用,使之能够在比现在更为广阔的应用。
因此，诊法的研究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现在的情况是，诊法的主观性太强，且缺乏定量的指标，名医和一般医生的差别，主要是诊断上的差异，辨证不明，开口动手便错。但中医的诊法能超过西医的唯一之处，便是他的整体性和对“神”的感悟，有时，一望便知的病人，西医的精密仪器却检查不出什么病理指标，所以，中医要求对“神”—人体的功能状态进行十分准确的把握，而仪器在这里的精确应用无疑受到较大的限制，舌象仪和脉诊仪研究多年也未能应用，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舌和脉只是人的功能状态的反映，我们注重的是通过舌和脉等指标判断这种状态，所以，如何找到这些指标与状态的对映，当然成为中医诊法的重点，我们应当致力于用几个或一套比较确切的身体状态来对映一个确定的功能状态 —“证”，并且，这种对映是容易被掌握的，可以在短期内学会的，不必依赖几十年的经验积累而后“心悟”。
以上所讲大家会说是陈词滥调，但方向是不能错误的，以下笔者将考虑用何种方法建立身体状态与功能状态的对映。大家一讲起现代高科技，马上会想到基因、免疫因子、克隆、分子生物学等，而且也积极的将这些引入中医的研究中来，这固然是好的，但是，如果对中医本身是什么都没有弄清楚，在宏观上还没有弄明白，就一下进入微观世界，研究出“人身上到处都是脾”也就可以理解了。其实，现代的科技还包括从宏观上考察人体或人群的流行病学和统计学，这些观察方法有着最为先进的方法论作指导，与计算机结合起来，是强有力的研究工具，而且，流行病学与中医的原始形成方法有其一致性—对人的观察，而统计学是将纷繁复杂的现象经过数理统计得出其内在规律的学科，它可将不确定的偶然的事件在概率上得以确定，这一点对于中医的研究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将中医的模糊逐步变为清晰，至少在概率的层次上可以达到。
中医一开始就是观察的，并结合当时先进的方法论（阴阳五行学说）抽象演绎出中医的理论体系，同时也将研究的对象侧重于人的功能状态以及这种状态与宇宙自然的关系，因此说，中医最初是归纳的，我们现在研究中医，也应当结合现代先进的方法论和观察手段，用科学归纳法对人的身体进行研究，用大规模的样本在宏观和概率上将人的身体状态与功能状态的对映（还要关注这些与宇宙自然的关系）确立下来，用以指导临床和深入的基础研究，如果背离这个前提，脱离归纳而企图以严格的实验论证研究中医，其难为可待矣！所以在微观上研究了许多的各种东西，既难以用于诊断（临床上不至于非得测定免疫球蛋白才能确定是否脾气虚），又不能很好指导治疗！这样的现状使得我们重新回头审视我们的方法，既然微观的路走不通，何不先从宏观的角度着手呢！或许有人会说，中医的宏观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千年了，没有必要从头开始了！但是，并非一切都已经盖棺定论，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看似解决而实际上是没有解决的：比如说中医的病因、证的本质、中医的疾病自然史等，这些基本的概念和理论没有弄清楚，无疑使后继的工作成为盲人摸象。因为中医的理论与完善是经过许多代人各个不同地方的医家在各自的临床经验的积累下完成的，由于各人的观察角度、方法、对象以及不同的地理、气候、社会因素的影响，偏倚（bias）是不可能避免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医现状：各具至理，莫衷一是，等到我们这些后学者融会贯通摸到门径时，已经过了几十年了，而且，由于不统一，造成研究上的混乱，使得许多的研究结果不能转化成实用的东西，因此，统一是必要的，到这里，又有人要说，不是有了国家的标准了么？是的，但这个标准是如何确定的，有没有经过科学严格的设计、调查、检验？这样的结果才是我们想看到的。中医与流行病学和统计学的结合，于是当然的成为首选。
例如，证，到底包括哪几个症状，各个症状出现的概率有多大，或者说某一症状的出现对证的确立有多大的贡献，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学者和医生们都将内科教材或诊断学的论述当作天经地义的无须考察和探讨，因此大家都先全盘接受，再到临床上去检验，合者用之，不和者弃之，代代如此这已经成为中医的一个症结，有识之士[1]为此大声疾呼，提出中医的研究应当走出实验室而回到以观察生命现象的正确道路上，而实际上，我们是可以通过流行病学的横断面研究来实现这一目的，横断面研究考察的是某一现象在人群中的分布情况，只要样本足够大，我们可以确定某一证候在人群中的存在情况，尤其是那些慢性疾病的证候，并且可以得出这一样本所指向人群中该证候所包括的各个基本症状及其出现的概率，还可以通过周密的设计，初步得出这些症状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影响因素。总之，横断面研究使我们能够从总体上对某一疾病某一证候得到详尽的数据，即使这些精确数据所描述的是一种模糊的状态，好比我们不能精确测定电子在原子核外的时—位，但我们可以得出电子在核外出现位置的概率，同样的我们可以认识它。量子力学的研究导致新的方法论的产生，人们认识到确定性是不合理的，而不确定性才是合理的，不确定是通过概率来确定的。中医的辨证论治与此颇有共通之处。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继续往下做深入的研究，通过流行病学的病例—对照研究，对于中医的病因、高危因素、体质等与疾病与证候的关系可以得到比较详尽精确的了解，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并结合数据库等手段，我们最终可以确定在某一证候中，某一症状的出现能够提供多大的支持（比如：‘口干’出现对胃阴虚证的确立有20%的把握，‘不饥不食’出现有25%，‘脉细数’有25%，‘舌红’有10%，但上述两个或几个症状的出现就能使这一把握度达到85%，）这样我们对疾病的认识无疑将会更加明确，也就能够更好的指导临床的应用。对中医病因和高危因素的探讨则对中医的预防医学产生巨大的影响，虽然中医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治未病的观点，但对此的研究一直比较肤浅也并无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出现，与现代的预防医学相比显得极其落后，但是中医的预防医学也并非一无是处，养生食疗气功等与现代的一级预防还是共通的，问题是怎样把先进的理论与之有机的结合起来，通过对病因体质高危因素的了解，我们就能有的放矢，实现中医治未病的目标，其意义不容低估。
同样，流行病学的队列研究对中医的研究也有非常的作用，我们知道，中医对疾病的自然史是了解的不多的，六经传变是一个理论体系，很难把它说成是一个能够普遍应用的病史，温病的卫气营血理论就比较象了，可惜它讲的是温病的一般规律，而温病包括很多不同的病种仍有雾里看花的感觉，至于杂病，虽然提了一些，究竟是关注的不多草草带过，未明其理，比方说：中风，到底是肝气郁结---肝火上炎---肝肾阴虚---肝风内动，还是肝气郁结—脾失健运—生痰化火—风痰上扰呢？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或别的什么？传统的理论都能够说的通，但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如果在横断面研究的基础上对某疾病进行连续的追踪或进行队列研究，我们便可很清楚的看到疾病的证候转变、进展，这对于疾病的自然史研究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队列研究还可以明确的计算出疾病的率，从而为病因的确定提供最强有力的证据。
在疾病的治疗方面，病例—对照研究为确立最佳的治疗方案、方剂、药物提供的支持也是令人叹服的，这一点已经为大多数的中医工作者所接受并在被广泛的应用，这里就不赘言了。
总之，中医的研究在目前的状况下是否应当换个角度来从新审视，走出实验室和医院这样比较狭小的圈子，而用新的方法论结合中医发生学的特点，到社会人群中去，对人的生命现象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确立人的身体状态和功能状态的一一对映关系，并考察其演变与发展、病变的过程，进而在微观上探索其内在的机制，这样的路，目标是明确的，尽管这样做的代价是巨大的，其时间历程也将比较漫长，还有一些我们暂时还无法克服的困难，但一定会成功。最主要的困难在于，一、缺乏对这一方法的认同而缺乏庞大的组织和经费；二、缺乏对中医学和流行病学、统计学认识都比较深入的专家。目前可以做到的是，将这一大的课题分成若干阶段，每一阶段又分成若干小问题，各个地方的中医工作人员在统一培训后分头开展而后将研究结果汇总，资源共享，这样，中医现代化的进程必然会大大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