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抑郁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HARLS数据实证分析
抑郁症是老年痴呆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促发因素，抑郁症患者可能经历着生活质量和功能下降、情绪消沉、烦躁不安，研究显示，2030年抑郁症将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的第一大原因［1］。《“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超过20%，78%以上的老年人至少患有1种以上慢性病，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数量巨大［2］。
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慢性病发病率快速上升，由于慢性病患者长期承受疾病、经济等多种压力，因此增加了抑郁的风险，但是慢性病患者抑郁状况很少被医生和家人关注［3-4］。既往关于慢性病患者的研究主要关注疾病预防控制、患者卫生服务利用和医疗费用等方面［5-7］，针对慢性病患者抑郁状况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目前发布的最新的第五轮全国调查数据，以全国范围内大规模中老年慢性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抑郁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改善中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提取自CHARLS在2020年开展的第五轮全国调查数据，CHARLS是我国首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对45岁及以上人群开展的人口调查，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公共微观数据库［8］。本研究旨在研究中国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抑郁现状及影响因素，纳入慢性病患者，包括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或血糖升高、癌症等恶性肿瘤、慢性肺部疾病、肝脏疾病、心脏病、卒中、肾脏疾病、胃部疾病或消化系统疾病、关节炎或风湿病、哮喘共12种慢性病患者，同时剔除关键变量中有缺失值的人群，最终筛选出12 551例中老年慢性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CHARLS本轮调查已获得了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本轮家户问卷调查的实地工作方案已获得批准，批准号为：IRB00001052-11015。
1.2 研究内容
1.2.1 抑郁状况：采用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评价抑郁状况，该量表包括10个自评问题，其中有2个正向条目，8个负向条目，每个问题均有4个选项：“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赋值0分、“不太多”赋值1分、“有时或者说有一半的时间”赋值2分、“大多数时间”赋值3分，正向条目需负向记分；抑郁总得分≥10分为有抑郁症状，<10分为无抑郁症状［9］。
1.2.2 自变量：纳入人口学特征（文化程度、是否有配偶/伴侣共同生活、性别、年龄）、健康状况［躯体生活自理能力（BADL）、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IADL）、慢性病患病数量］、行为习惯（吸烟、饮酒、夜间睡眠时长、午睡时长）、经济状况（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子女关系满意度、社交活动，其中BADL包括穿衣、洗澡、进食、上下床、上厕所、控制大小便6项，IADL包括做家务、做饭、自行购物、打电话、吃药、管钱6项，BADL和IADL中每项均选择完成无困难定义为功能完好，否则为功能受损［10-11］。社交活动数量是根据问卷第四部分健康状况与功能DA038的问题“过去1个月是否进行了下列社交活动”，参加任意一项活动均计为1项。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7.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采用χ2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然后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进行慢性病患者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12 551例中老年慢性病患者中，男5 964例（47.5%），女6 587例（52.5%）；城镇4 619例（36.8%），农村7 932例（63.2%）；有配偶/伴侣共同生活10 767例（85.8%），无配偶/伴侣共同生活1 784例（14.2%）；小学及以下7 919例（63.1%），初中2 935例（23.4%），高中及以上1 697例（13.5%）。
2.2 慢性病患病现状和抑郁现状
12 551例中老年慢性病患者中，有抑郁症状的有5 111例，占40.7%，无抑郁症状的有7 440例，占59.3%；患1种慢性病的有3 546例（28.3%），患2种慢性病的有3 229例（25.7%），患3种慢性病的有2 353例（18.7%），患4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有3 423例（27.3%）；慢性病患病例数排名前3位的分别是高血压（6 210例，49.5%）、关节炎或风湿病（5 997例，47.8%）、胃部疾病或消化系统疾病（4 958例，39.5%），详见表1。
2.3 抑郁状况的单因素分析
不同性别、年龄、是否有配偶/伴侣共同生活、居住地、文化程度、医疗保险、社交活动、子女关系满意度、吸烟、饮酒、夜间睡眠时长、午睡时长、BADL、IADL、慢性病患病数量的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抑郁症状患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养老保险的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抑郁症状患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4 抑郁状况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以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有无抑郁症状为因变量（赋值：无=0，有=1），纳入上述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抑郁的影响因素为性别、年龄、是否有配偶/伴侣共同生活、居住地、文化程度、社交活动、子女关系满意度、吸烟、饮酒、夜间睡眠时长、BADL、IADL、慢性病患病数量（P<0.05），见表3。
3 讨论
本研究基于2020年CHARLS最新数据，结果显示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抑郁症状发生率为40.7%（5 111/12 551）。段芮等［12］基于2018年CHARLS数据计算出一般中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为35%，雷普超等［13］利用2018年CHARLS数据得出我国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抑郁发生率为40.8%，这说明我国中老年慢性病患者心理健康状况较一般人群更差，且改善不明显，提示更应该关注中老年慢性病患者心理健康状况。
本研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女性，男性抑郁风险更低，这可能是由于女性在话语权、身体力量上处于弱势地位，在家务劳动、抚育后代方面付出的较男性更多，女性更容易情绪波动［14-15］。文化程度越高抑郁的风险越低，这与司明舒等［16］的研究一致，可能是由于文化程度越高的人拥有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更丰富，知识面更广，健康意识和心理压力的自我缓解能力更强［17］。65~<75岁的慢性病患者抑郁症状发生率是45~<55岁慢性病患者的0.862倍（95%CI=0.769~0.965），≥75岁的慢性病患者抑郁症状发生率是45~<55岁慢性病患者的0.604倍（95%CI=0.510~0.716）。叶海春等［18］的研究指出，抑郁发病年龄的峰值为52岁，45~<55岁正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承受的社会事业和家庭压力比较大，更容易抑郁。相对于城镇居民，居住在农村的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抑郁风险更高，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农村患者可获得的医疗资源和社会、经济支持有限，导致患者幸福感较差［19］。
无配偶/伴侣共同生活者、对子女不满意或无子女者抑郁风险更高，这与段芮等［12］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由于配偶和子女是中老年人的主要生活照料者和情感支持者，缺乏配偶和子女的陪伴与支持容易感到孤独，不利于缓解疾病负担和心理压力。参与社交活动数量越多的群体抑郁的风险越低，这可能是由于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可增加人们的归属感、生活更加充实，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躯体的不适感［13］。
健康状况方面，BADL和IADL受损、慢性病患病数量越多，患者抑郁的风险越高。这与王越等［20］、闫语等［21］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由于身体健康状况差容易使患者产生自卑和无助的心理，由于活动受限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减少，患病也增加了其经济负担和身体不适感，因此更容易抑郁。
行为习惯方面，相对于不吸烟的人群，吸烟者抑郁的风险更高，这可能是由于吸烟作为一种成瘾性行为，长期吸烟容易引起躯体不适，进而引起抑郁［22］。相对于不饮酒者，饮酒者抑郁的风险更低。这可能是由于中老年人饮酒多有节制，适度饮酒能提升老年人的心血管功能，放松身心［23-24］。夜间睡眠时间越短，抑郁风险越高。这与先德强等［25］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由于短睡眠时间会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导致炎症标志物增加并刺激炎症方面的基因表达，而炎症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此外，睡眠时长过短者睡眠效率低，睡眠碎片化程度较高，在日常生活中感到疲惫，更易产生消极的抑郁状态。
4 小结
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抑郁状况受人口学特征、健康状况、行为习惯、子女关系满意度、社交活动参与等多因素多维度影响，人们应关注其心理健康状况，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进行改善。个人层面，要形成健康生活方式，如戒烟、保证睡眠时长等；积极参与社交活动，多与外界交流；重视心理健康，积极学习心理健康相关知识，提高心理调控能力。家庭层面，家人要多陪伴和关爱中老年人，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在提供生活照料的同时，尤其要关注其心理健康状态，提供情感支持，缓解负性情绪，鼓励他们走出家门，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社区层面，落实2022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开展老年心理关爱行动的通知》要求，建设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健康科普宣教，加强心理健康监测，及时开展必要的干预和转诊推荐，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好社区“身边人”的力量［26］。
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一是本研究是利用2020年CHARLS数据进行的横断面研究，缺少纵向的时间变化趋势分析。二是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等方法，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在影响因素分析时只纳入了较为常见的变量，后续研究可纳入更多变量探讨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
致谢：感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提供CHARLS数据。
参考文献略
最后编辑于 02-11 · 浏览 1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