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斯德哥尔摩的365天

我于1999年11月11日—2000年11月11日，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下，赴北欧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卡洛琳斯卡医院临床药学部，从事白血病耐药和凋亡研究一年。

最近，看了许多介绍瑞典的文章，勾起了我那美好的记忆。因此，今天上午我按时间顺序写下当年在瑞典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以飨读者。

我是于1999年11月11日早晨8点30分，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北京国际机场起飞的。飞机飞行大约9小时，在丹麦哥本哈根机场降落。我在机场等待了1小时，飞机再次起飞，又经过大约1小时的飞行，于当地时间下午2点30分，降落在斯德哥尔摩阿兰德国际机场。

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内心激动不已。在飞机上，遇到了邻座Guye女士 ，她是卡洛琳斯卡医院理疗科的退休理疗师，一个非常热心的老太太，我们在飞机上聊了很久。

当飞机在斯德哥尔摩上空低空掠过时，透过飞机舷窗，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展现在我的眼前，斯德哥尔摩的深秋太美了。

导师Sigurd 安排我同事Mich 女士，在阿兰德机场接我，但等所有乘客都走了，也不见Mich 的踪影，我有点着急。不一会儿，就见一个中年妇女风风火火来到我们面前，她就是Mich。

Mich原籍比利时，她与老公Eva结婚后定居瑞典，生了5个孩子。她的母语是法语，因此说英语时带着浓重的法国口音。比如她说英语“three”，我听到的是“tree”。我们一路上费力地聊着，大约用了50分钟，来到斯德哥尔摩南部郊区她住得别墅。

晚饭是在她家吃的，有烤面包、牛奶、炸鱼片及蔬菜沙拉。蔬菜沙拉由生菜叶、彩椒丝、花菇片组成，没加沙拉酱，吃起来有点恶心。

她老公开着一个小的电子公司，公司离她家不远，是一座二层别墅，我住在别墅的阁楼。阁楼大约有12个平方，二楼有厨房，一楼有冲浪浴、桑拿房和淋浴室。别墅里住着Martin，Huesdu 和我。Martin祖籍荷兰，68岁。Huesdu是瑞典当地人，46岁。

第二天早上，我和Martin在厨房聊天、吃饭，他向窗外指了一指，原来窗外有两只野生小鹿在吃草。

到达斯德哥尔摩的第三天早上，Mich开着丰田面包车带我去卡洛琳斯卡医院临床药学部，见了导师Sigurd博士和同事Lukas。Sigurd博士系来自拉脱维亚的瑞典二代移民，人长得白白净净的，个子很高，性情温和。同事Lukas是个27岁的小伙子，博士在读，系来自希腊的瑞典二代移民。

有一天，Lukas将6个月大的女儿带到科里。我好奇地问他：“你结婚多久了？”他回答：“我没结婚。”

我：“你没结婚，就有了孩子，不怕别人笑话你吗？”

他：“Joe，那是30年前的事了。”

由于我当时不懂瑞典国情，弄得自己好尴尬。

我的工作是做细胞培养、Caspase-3测定、流式细胞仪测定PI 染色下的细胞凋亡以及药敏实验。

去科里大约1周，我参加了临床药学部组织的博士培训课程。讲者来自瑞典卡洛琳斯卡医学院和医院、乌普萨拉大学医学院、隆德大学医学院、英国和美国的教授，参加培训的学生共有15名。授课用得是英语，我对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能基本听懂。

北欧的冬天，黑夜是漫长的，与世隔绝的我，孤独和想家在所难免。1999年大年三十，我和山东理工大学的柏雪源老师，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教育处，与公派留学人员一起观看春晚。

春晚开播前，教育处特地为我们播放了由张艺谋执导、章子怡主演的《我的父亲母亲》DVD。或许我思念家乡，或许我太感性，或许电影太感人，我一边看节目，一边流眼泪，男女主人公之间那纯真的爱情触动了我的灵魂。

2000年8月，在瑞典哥德堡居住的老乡张彭生先生，热情邀请我去哥德堡游玩。张澎生先生亲自到哥德堡火车站接我，我们乘坐有轨电车来到他租住的社区。期间，他领我去了哥德堡的游乐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过山车和海盗船，还领我去了沃尔沃汽车总部参观汽车生产线。到哥德堡的第二天，他又带我乘船去丹麦菲特列港游玩。

2000年10月，我与张毅一起去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旅游，乘坐得是Vikings Line豪华游轮。去芬兰本来需要旅游签证的，但我们觉得签证费太贵就没有申请。我背着双肩包，赫尔辛基的海关人员没查验护照和签证就放行了。在返回的Viking Line豪华游轮上，我们每人花136瑞典克朗吃了自助餐，现在想想真是不贵，但当时觉得特别贵。

2000年10月25日，斯德哥尔摩市政府邀请所有外国留学生去市政厅参观并聚餐。市政厅是每年诺贝尔举行颁奖晚宴的地方，我为此感到十分荣幸。

2000年11月11日晚上，雷海新、周晓雷两位博士，一起乘地铁和轻轨送我到阿兰德国际机场。

暮色中，当经过斯德哥尔摩中心火车站时，我内心难掩激动，心里默念：“别了，斯德哥尔摩！别了，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