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每日一文】专家笔谈丨从大数据角度看生命早期1000天营养对母儿近远期的影响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刘兴会、何镭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全球重要健康问题。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报道非传染性疾病每年导致3800万人失去生命，其中心血管疾病每年造成1750万人死亡，呼吸系统疾病每年造成400万人死亡，糖尿病每年造成150万人死亡。2014年全球成年人中糖尿病患病率约为9%。自1980年以来，肥胖人数增长近1倍，成年人中39%的人超重、13%肥胖，4200万5岁以下儿童超重或肥胖[1]。我国的疾病谱也在发生变化：早产发病率增加，出生缺陷逆势走高，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肥胖、糖尿病、高血压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等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儿童发病率亦显著上升。卫生部关于儿童营养状况的发展报告[2]指出，我国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致死率为13%，低体重率为3.6%，生长迟缓率为9.9%。2岁以下儿童贫血严重，儿童超重和肥胖问题逐步显现。20世纪80年代英国流行病学专家Barker教授提出成人疾病的胎儿起源学说(fetal origins of adult disease，FOAD)，认为多种慢性疾病起源于胎儿期，近年来国际上比较关注成人慢性疾病与胎儿宫内环境以及出生后生命早期生长发育的关系，提出成人健康与疾病发生起源(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health and disease，DoHaD)学说，认为不仅胎儿期对后期健康存在影响，婴幼儿期和儿童青少年期对成年健康也存在一定影响。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生命早期1000天为人生长发育的“机遇窗口期”，是指从女性怀孕的胎儿期（280天）至宝宝出生后的2岁（720天），是儿童发育的第一个关键阶段。
生命早期1000天的良好营养是胚胎和婴幼儿体格生长和脑发育的基础，可降低成年后患肥胖、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纠正营养不良的代际传递。
生命最初1000天的营养不良，可表现为儿童体格和智力发育迟缓，患病率和死亡率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增加。
一、孕期母亲状况与子代成年期慢性疾病
妊娠高血压的孕母子代成年期发生脑卒中、精神障碍、抑郁症以及焦虑障碍风险增加[3]。孕期营养直接决定胎儿在宫内的生长发育与出生状况，对成年期疾病的发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孕期营养不良与过剩，均能引起不同的慢性疾病。孕期营养不良可导致低出生体重儿及早产儿风险增加。早产儿成年后发生代谢综合征如肥胖、高脂血症、2型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明显增加。高血压疾病的危险性随出生体重的增加而降低。
瑞典对1915—1929年出生的14611人进行的队列研究表明，出生体重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成反比。Barker等[4]开展的芬兰赫尔辛基队列研究也显示，2型糖尿病患病风险随出生体重增加而减少，随儿童期体质指数增长而增加。
Roseboom等[5]的研究发现，母亲在妊娠期遭遇饥荒，其子代成年后的肥胖、冠心病、血脂异常和抑郁发生率显著增加，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肾脏损害（蛋白尿）、葡萄糖不耐受以及胰岛素抵抗风险增加。我国学者对3年自然灾害（1959—1961年）期间出生的妇女进行研究，发现该阶段出生的妇女其体质指数和肥胖发生率均显著高于灾害过后出生的妇女，提示生命早期的饥饿及营养不良会增加成年后肥胖等慢性疾病的患病风险。孕期出现超重和肥胖的母亲，其子代发生先天性心脏病的风险增加，消瘦则会增加子代患主动脉狭窄的风险。
孕期母亲不良的生活方式也会对子代健康产生影响，如孕期吸烟、酗酒及精神压力等。母亲吸烟会导致子代围生期死亡率升高以及出生体重下降，增加子代患呼吸系统疾病（哮喘、过敏等）的风险[6]。孕期饮酒可影响胎儿多器官发育，严重者可引起胎儿酒精综合征(fetal alcohol syndrome，FAS)。母亲产前精神压力会影响多个器官和系统，孕期压力增大会影响胎儿的大脑发育，使后代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容易出现精神疾病及代谢综合征[7]。
二、早期营养与慢性疾病
出生后儿童早期营养主要取决于喂养方式，不良喂养方式及辅食添加也会对慢性疾病的发生产生影响。婴儿早期的过度喂养导致营养过剩和生长发育过快与胰岛素抵抗及2型糖尿病等代谢综合征的发生有关。
母乳喂养可以保证婴儿期全面的营养和生长发育，对于免疫性疾病（哮喘、腹泻、过敏性疾病等）和肥胖也具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建议母乳喂养应持续至2岁，但在4～6个月应添加辅食。儿童期能量摄入过多可导致肥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8-9]；摄入不足可导致早期婴幼儿营养不良，亦可导致成年后慢性疾病发病风险的增加。
三、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对母儿的影响
GDM是指在妊娠期首次发现或发生的不同程度的糖代谢异常，是一种危害母婴健康的妊娠合并症，总发病率为17.8%（范围：9.3%～25.0%）。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GDM诊断标准的变化，我国GDM患病率呈逐年递增趋势。
GDM患者妊娠期血糖的控制目标：餐前血糖≤5.3mmol/L，餐后1h血糖≤7.8mmol/L，餐后2h血糖≤6.7mmol/L；
上述目标必须建立在避免发生低血糖的基础上[10]。
1. GDM对母亲的影响
多项研究已证实，妊娠期糖代谢异常可导致孕妇子痫前期、早产、难产、产伤（肩难产等）及剖宫产发生率增加[11]。妊娠期糖代谢异常产妇产后6～12周仍普遍存在糖代谢异常，与妊娠期糖代谢正常的妇女相比，GDM的产妇发展成为2型糖尿病的风险明显增加；GDM妇女产后甘油三酯及血压水平与正常妊娠女性相比存在显著差异。GDM孕妇之后罹患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增加，对肥胖妇女而言，这种风险尤为突出[12]。
2. GDM对胎儿及新生儿的影响
糖尿病合并妊娠时，胎儿畸形风险明显增加[13]。有研究发现，糖尿病合并妊娠妇女的胎儿的心血管系统、泌尿生殖系统、肌肉骨骼系统及染色体异常患病率增加，例如法洛氏四联症、房间隔缺损、肢体缺陷和唇腭裂等。
GDM产妇分娩巨大儿的概率均较正常产妇增加。母体的血糖水平与胎儿出生体重相关，初筛血糖水平＞7.8mmol/L对于巨大胎儿有预测价值。血糖控制欠佳（平均血糖＞5.8mmol/L）孕妇羊水中磷脂分泌延迟明显，糖尿病孕妇平均延迟1～1.5周，高血糖限制滋养细胞增殖，进而引起胎儿宫内生长受限。
新生儿出生后低血糖发生风险增加，25%～50%的糖尿病母亲的婴儿可能会发生低血糖。糖尿病母亲的新生儿发生低钙血症的风险亦增加，妊娠期严格的血糖控制可以减少新生儿低钙血症的发生[14]。新生儿产后随访研究发现，母亲妊娠期糖代谢异常者，其后代早期生长速度均低于糖代谢正常者。GDM妇女子代即使出生体重正常，其儿童期超重风险仍然增加。宫内暴露于高血糖环境的大于胎龄儿，其儿童期代谢综合征的发生风险增加。
总而言之，生命早期营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子代成年期的健康，生命早期1000天是预防成年慢性疾病的窗口期。应以母亲为出发点，加强围生期保健，降低妊娠期并发症对母儿的影响，保证子代在生命早期的正常营养以及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减少应激事件的发生；同时，提高母乳喂养率，培养科学喂养行为，并且培养儿童良好的生活方式，促进儿童终生健康。
参考文献
1.世界卫生组织. Global Health Observatory (GHO) data. https://www.who.int/gho/ncd/en/.
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中国0～6岁儿童营养发展报告. 妇幼卫生年报, 2012.
3.Tuovinen S, Aalto-Viljakainen T, Eriksson JG, et al. Maternal hypertensive disorders during pregnancy: adaptive functioning and psychiatric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the older offspring[J]. BJOG, 2014, 121(12):1482-1491.
4.Barker DJ, Osmond C, Forsen TJ, et al. Maternal and social origins of hypertension[J]. Hypertension, 2007, 50(3):565-571.
5.Roseboom T, deRooij S, Painter R. The Dutch famine and its long-term consequences for adult health[J]. Early Hum Dev, 2006, 82(8):485-491.
6.Martinez FD. Early-Life origins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J]. N Engl J Med, 2016, 375(9):871-888.
7.Goldstein JM. Impact of prenatal stress on offspring psychopathology and comorbidity with general medicine later in life[J]. Biol Psychiatry, 2019, 85(2):94-96.
8.Kofler T, Bossard M, Aeschbachers S, et al. The interrelationships of birthweight, inflammation and body composition in healthy adults[J]. Eur J Clin Invest, 2016, 46(4):342-348.
9.Derosset L, Strutz KL. 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chronic inflammation: a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rth weight and C-reactive protein[J]. Ann Epidemiol, 2015, 25(7):539-543.
10.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产科学组，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妊娠合并糖尿病协作组. 妊娠合并糖尿病诊治指南（2014）[J]. 中华妇产科杂志, 2014(8):561-569.
11.Ovesen P, Jensen D, Damm P, et al. Maternal and neonatal outcomes in pregnancies complicated by gestational diabetes.A nation-wide study[J]. J Matern Fetal Neonatal Med, 2015, 28(14):1720-1724.
12.Xu Y, Shen S, Sun L, et al. Metabolic syndrome risk after gestational diabet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PLoS One, 2014, 9(1):e87863.
13.Mitanchez D, Yzydorczyk C, Siddeek B, et al. The offspring of the diabetic mother-short-and long-term implications[J]. Best Pract Res Clin Obstet Gynaecol, 2015, 29(2):256-269.
14.Chou PC, Lin LC, Hsu JH, et al. Life-threatening dilated cardiomyopathy induced by late-onset neonatal hypocalcemia[J]. Pediatr Neonatol, 2016, 57(6):53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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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辑于 2023-04-13 · 浏览 4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