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六重境”第二讲

理事未融境是我们学校毕业，走上临床以后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第一层境界。所谓的理就是我们在课本上学到的各种辨证论治的理念，但当我们面对真正的病人时，会发现好多症候群并不是那么典型，好多病也不是像课本里讲的一样明显地分出那么几个证型，感觉那个都不像。还有的时候，感觉辨病也对，辨证也对，但按课本用了药以后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疗效。还有的情况是，症候积分虽然缓解了，但病本身并没有好转，预后也没有明显的改善。

这给我们一种感觉，似乎我们课本上学的东西，到底是真实的还是推理出来的？

按教材的思路，任何疾病，我们按气虚血虚阴虚阳虚再配上五脏六腑，就是不看课本，都能给它辨证分型。这就导致我们辨证论治写得头头是道，但是开药的时候没有把握。如果碰巧有效，我们总是可以自圆其说。什么“扶正而不恋邪，祛邪而不伤正”；什么“诸药合用共奏什么什么之效”，好像说的很有道理。一旦不见效之后，我们就变成“前医”了。“前医”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医案的时候，总是能看到“前医”以何方治之不效，然后我灵机一动，换了一种治法，就治好了。但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治好，那么在下一个人的医案中，你又变成了所谓的“前医”。

这种状况就像我们玩电脑游戏，始终是在一种没有开地图的情况下摸索的状态，对自己治疗的思路和疗效没有把握。无奈之下，就开始找老中医验方，寄希望于通过某个验方能获得意外之效。所以孙思邈说过一句话“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这个阶段，其实指的就是理事未融境。

我说一说我自己在这个阶段的感受，我从1994年开始行医，第一个病人是长期慢性腹泻的患者，辨证是脾虚，用四君子汤、参苓白术散，最后是用苓桂术甘汤给治好了。当时感觉自己很厉害，然后就这么摸索了好多年。

一直到了2014年之前，我还是处于这种状态，知识学了很多，方子攒了不少，就是在用药的时候，感觉还是没有把握。病治好了怎么也能讲得通，效果不好的时候就感觉很茫然。真正感到看病有一定的把握的是在2016年，当时我在山西中医药大学大医堂出诊，在校园书店浏览的时候我看到一本叫《皇汉医学》的书。通过这本书，我初步认识到每个经方居然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使用指征，通过用腹诊还有独特的“腹证”。

接下来，我在出诊的时候就按这种思路将经方运用于临床，同时把实践经方的一些病例，随手用手机编辑发到“丁香园”论坛。当时是看病人的同时实时上传，事先根本不知道疗效如何。3天以后病人复诊，再把反馈的疗效实时发到丁香园论坛里。

不到两个来月的时间，实时记录了有几十个病例，效果总体上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完全没有改善的病例不到十分之一。通过这段经历，我终于体会到了“看病有把握”的感觉：在处方用药的时候，就可以提前预测疗效，而不是总是抱着一种试一试的心理。如果对疗效完全没有把握，你就不敢在疗效得到反馈之前把诊疗实况实时向全社会公布出去，这种实况转播形式的医案从古到今也应该是比较少见的。从古至今，医案书写中都普遍存在一种“根据疗效逆推原理并反证治疗的合理性”的现象，而这种形式恰好能有效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我们以前看到的医案，都是选择自己或先师治疗有效的案例进行总结，美其名曰“验案”，内容虽然各有不同，但都不外乎“前医”如何如何治疗都没有治好，“我”如何或激烈或温和地驳斥前医之非，然后灵机一动用某种奇思妙想就治好了。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治疗的病例如果效果不好，他就有可能不再来就诊而直接去找下一位医生，那么“我”自然也就是下一位医生医案里的“前医”。

《皇汉医学》这本书是日本医家汤本求真写的，从清末民初起在中国的发行量很大，中国的伤寒大家，如胡希恕、刘渡舟、黄煌，包括解放前的陆渊雷、祝味菊等，甚至针灸大家承淡安（除在针灸领域有极高的造诣外，对《伤寒论》也有很深的研究，著有《伤寒论新注》）等，都极大地受这本书的影响。在这些经方大家的推动下，近十余年来《伤寒论》及经方医学在中国越来越受到广大中医临床从业人员的欢迎，使仲景学术真正地走到人民大众中去。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方证医学出现之前，《伤寒论》研究的主流方法并不是方证思路，而是以经解经。

当时编书是用各种竹简写满字以后用绳子串起来，《伤寒论》这种条文式的著作，在写作的时候可以尽量把一个条文写或一个方子写到一根竹简上，这样即使单独拿到一根竹简也可以得到一条完整的条文。汉朝的张仲景写出《伤寒论》之后，随着战乱这本书很快就散失了，后世的医家得到其中的一根两根竹简，可能是《伤寒论》其中的一条两条，或者一两个方子，但是每个人都搜集不全。然后他们就秘而不宣，根据自己独特的实践去总结它的方证，就是为什孙思邈感慨“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

晋代太医令王叔和利用他当太医的优势，对伤寒论进行了系统的搜集和处整理，并进行了编次，所以说我们通常把王叔和作为传承《伤寒论》的第一大功臣。王叔和搜集的《伤寒论》，除了载入《脉经》的部分外，不久之后再次遗失。

到了唐代孙思邈的时候，在他的晚年《伤寒论》迎来了第二次系统的搜集整理。孙思邈的《千金方》是两本书，一本是《千金要方》，这一本写的要稍微早一点，到了晚年开始写《千金翼方》。在写《千金翼方》时候，孙思邈对《伤寒论》又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搜集整理。

所以说，在唐以前对《伤寒论》的研究只停留在搜集的阶段，只是将散失的条文搜集起来并对其进行排序，我们现在所说的《伤寒论》的条文顺序都是指王叔和对他进行的排序。

到了宋朝的时候，太医孙奇、林亿等代表政府真正地对《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进行了整理、校注并正式出版。这是第一套伤寒金匮最权威的版本，在这个版本里，林亿等鉴于《金匮要略》上处方太少，不足以满足临床应用，就在每一个病证后面根据《金匮要略》处方的风格，在《千金》《外台》等著作里头又搜集了一些方子来，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到的经方外台茯苓饮、近效术附汤等，附在《金匮》相应的条文后面，这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金匮要略》的全貌。

宋朝由政府组织编写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版本，我们统称为宋本。宋本到后来也散失了。到了明代有个出版商叫赵开美，赵开美是个孝子，为了完成他父亲的期望，把宋版小字版《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重新出版，命名为《仲景全书》。由于他几乎是完整地模仿宋版的书，所以说我们见到赵开美的《仲景全书》，其实也就相当于见到了宋版伤寒论。我们后面研究的《伤寒论》最常用的版本就是宋版伤寒论。

宋朝的时候有一位医家叫成无己，他写了一本书叫《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和《伤寒明理药方论》。《伤寒明理论》等是中国系统研究《伤寒论》的开端，同时也研究《伤寒论》的一种经典方法奠定了基础，这种研究方法和思路就同时也决定了方证相应的理念不能在我们中国产生。

这种研究方法就是“以经解经”，即以《黄帝内经》所确立的理论体系来解释《伤寒论》的理法方药。众所周知，《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基础理论的思维模式和基本架构，用以经解经的思路研究《伤寒论》的时候，就必须把思维模式固定在阴阳、五行、四气、五味这些基本概念上，用《黄帝内经》的理论去注解、解释《伤寒论》的症候和方药。从古至今，中国历代的《伤寒论》注家，包括我们一直延续的各个版本的《伤寒论教材》，都是这种思路。

这种以经解经的思维研究《伤寒论》的时候，对于条文，他要运用阴阳五行的理论去一个症状一个症状，一个条文一个条文的解释；对于伤寒论的方子他要用君臣佐使、引经、脏腑虚实的角度去解释。对于药性，他要用本草，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寒热虚实，脏腑归经的理论去解释。这样一来，确实很便于编写教材，很便于滔滔不绝、引经据典地去讲授，也很便于把一个个医案写得文采斐然，引人入胜。

然而，唯一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张仲景当时是不是这么想的？

其实，经方派和医经派自古以来就是两个不同的流派，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明确列出《医经七家》、《经方七家》两大学术特色迥异的医学流派，其中《黄帝内经》明确属于医经派，而《伤寒论》的前身《汤液经法》则明确属于经方派。在中国上古时期，这两个学术流派完全有可能发源于不同的地域或者盛行于不用的社会阶层，比如一个在官方而另一个在民间。在交通、通讯都非常落后的古代，二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非常有限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

比如说医经派中的《黄帝内经》这一家，部落首领坐朝堂，领着一帮子大臣不研究国家大事却专门研究医术，虽说这画面过于惊世骇俗而令人难以置信，但统观全书，其偏于官方、理论、成体系和形而上学的特点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传说中黄帝姓姬名轩辕，是中国远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同时也是华夏族的祖先。根据历史考证，《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在春秋战国时期，仅仅是托名黄帝。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此书为黄帝组织编写，但黄帝和周王室成员同为姬姓，到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的后裔将先祖黄帝的遗篇加以编辑整理形成《黄帝内经》，在逻辑上也是成立的，而并不一定要把书名和实际编著者完全割裂开来。

《黄帝内经》是基于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以天人合一思想，采用类比思维，以比类取象的方法研究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知识而创立的一套医学体系。

这一医学体系的特点，一是在理论体系上高度完备，二是主要的干预手段是针灸而并非方药。

比如，《内经》中讲“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虚则实之。满则泄之。宛陈则除之。邪胜则虚之”。这种对治的理念我们乍一看以为是讲寒证要用热药，热证要用寒药，但事实上这两段话全是讲针灸的。特别“宛陈则除之，陷下则灸之”，他一个是讲放血疗法去瘀血，一个是讲灸法。其他的表述也都是针对针灸疗法的，只有针灸才能明确地针对经络进行补泻。

相反，《黄帝内经》中方药的记载是极少的，和用整部《黄帝内经·灵枢》的篇幅论述针灸技术相比，整部《内经》仅记载了十三个方剂，史称“内经十三方”，这十三方中有不少还是单方，所以方药治疗并不是全书的重点。

《黄帝内经》自身也记载了不同的地域会诞生不同的医学体系，《异法方宜论》记载“故东方之域…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西方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北方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南方者…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中央者…其治宜导引按蹻，故导引按蹻者，亦从中央出也。”，这说明不同的地理、人文、饮食、生活习惯，会导致形成不同的群体体质，也必然导致形成不同的医学体系。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医经派，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构建了详尽的以五脏为中心的天人合一整体观和以针灸为主的治疗技术。

相反，以《伤寒论》的前身《汤液经法》为代表的经方派，完全有可能是发源于另外部落，或者同一部落的不同阶层。这些部落或氏族代代相传的就是一个一个的方子，比如可能我这个氏族首领一代一代地往下传桂枝汤，他那个氏族首领可能一代一代往下传麻黄汤。然后慢慢地氏族联姻，形成了部落，部落联姻形成部落联盟。整个部落联盟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把方子汇集起来，记录下来，这可能就是一本原始的经方派的书。

记录每个方子有哪些药物，如何配制，主治什么，有什么样的使用标准，可能就这么传下来的。他里面可能没有太多的理论，只有使用的指征和历代使用的体会。就这么传，传着传着就传到张仲景的手里了。据说张仲景的老师是张伯祖，这个张伯祖到底是姓张名伯祖，还是说张仲景叔伯辈里头的一个人，现在不好确定。

张伯祖的手里可能就有一本经方秘卷，记载有每个经方的使用指征，他用这本书里的经方治病救人，有治好的，也有治不好的，但无论如何这些临床经验连同秘卷最终一定是传到了张仲景的手里，而且这本书的名字可能就是《汤液经法》。

张仲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对《汤液经法》中所载经方的使用指征重新进行了界定，并对它们在于不同情况下使用标准，结合寒热虚实，以及远不如《黄帝内经》完备的阴阳学说，最终写成了《伤寒杂病论》。

通过这一点我们要说什么呢？

我们一直在研究《伤寒论》中经方的组方原理，但事实上经方形成的时候，可能压根儿就不是根据我们现有的药性知识，现有的阴阳五行及脏腑经络学说，并按照君臣佐使的原理去组合形成的经方。经方不可能是这样组成的，而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传承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经方的使用指征，即某首经方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用，什么情况下用才有效。所以《伤寒论》就有了其特有的行文风格，什么风格呢？

一、重在描述脉证，而不讲或很少讲理论。《伤寒论》中涉及到三阴三阳，这一点可能来自于与医经学派有限的交流，用张仲景的原话说就是“撰用…《阴阳大论》”，但却并没有对三阴三阳理论展开进行论述，而是以症状来代表理论，不直接说理论，这是第一点。

二、用君臣佐使理论去分析经方，会感觉非常牵强。

三、如果你脏腑、八纲辩证去选用经方，也会感觉非常牵强。如常见的气虚证、血虚证、阴虚证、阳虚证，以此为依据去选《伤寒论》中的方子进行治疗，你会发现在《伤寒论》里找不到一个专治气虚的方子来。比方说补虚的典型经方小建中汤，如果治气虚你为什么不加黄芪？你可能说“那好，我用黄芪建中汤”。那黄芪建中汤你为什么又用芍药，芍药也不治气虚啊。如果你补气为什么不用人参？如果按我们经典的思路就会发现经方小建中汤补气根本不如四君子汤好，人参、白术、茯苓、甘草，都是补气的。

按这样的思路，发展下去自然就会出现张景岳这样的流派：《金匮要略》的肾气丸补肾不够好啊，补肾药中为什么还要“三补三泻”呢？为什么我们不把茯苓、泽泻、丹皮这些没有补肾作用的药物去了呢？去了三泻，这样我再加几味补肾的药如菟丝子、杜仲、鹿角胶，变成右归丸多好啊，对吧？

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张仲景的方子是先有方子传下来的，他不是根据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然后再按五脏，心气虚、心血虚、心阳虚、心阴虚，肝气虚、肝血虚、肝阴虚、肝阳虚，这样一个一个辩证结论，去确立一个相应的治法，然后再根据治法运用相应的君臣佐使理论，结合药物的四气五味去的编造一个方子出来。而是先有这个方子本身代代相传下来，不断对这个方子的使用指征认识，整本《伤寒论》其实是围绕着如何用好这些已有的经方来写的。

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会知道，《伤寒论》里面的条文并不是按照我们表虚证、表实证、里虚证、里实证，虚热证、虚寒证这么凑出来的症状，他的每一条都是在实际病人身上观察出来的症状的总结。而不像我们所熟知的，说风寒为主就恶寒重发热轻，说风热为主就发热中恶寒轻；风寒为主就痰清稀流清鼻涕，风热为主就痰黄流黄鼻涕，风寒为主就舌质淡苔薄白，风热为主就舌边尖红苔薄黄，风寒就脉浮紧，风热就脉浮数。这些症状群一看就是根据症状的八纲归属凑出来的，没有具体的病人，你坐书斋里根据阴阳寒热属性推演也能推演出某某病的辩证论治诊疗规范来，大家说是不是这样。而《伤寒论》中，无论方药还是症状，都是立足于事实的真实记载，与以上思路是截然不同的。

本来以《内经》为主的医经派构建理论，重用针灸，以《伤寒论》为主的经方派，只重实践，以方药治疗为主，二者并行不背。但是从成无己开始的以经解经，就强行地把这个推理性的思路套到了伤寒论身上。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长期以来在咱们中国，经方研究成了一种阳春白雪的东西，只是一些大的儒医，像尤在径、柯琴、陈修园、方有执等等这些人，都是这些人在研究经方，但他们研究归研究，开方子也不总是经常用经方。

因为按咱们阴阳五行来讲，经方不是一个很好的组合，补气就补气嘛，我堆一些补气的药，补血就补血嘛，我堆一些补血的药，对吧？他不是个很好的组合。所以说呢，他们更喜欢用时方，而把经方作为一个高雅艺术，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写医案。一辈子用经方有那么几个典型的医案，然后就大呼“仲景诚不欺我”，“经方真乃神方也”。所以说，长期以来经方体系一直走不到基层，走不入寻常百姓家。甚至说有人对经方进行阉割，说麻黄、细辛不过钱，如果麻黄、细辛不过钱的话，你经方还怎么用啊？小青龙汤不能用，麻黄汤不能用，这还有经方存在的土壤吗？然后再说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则亡。好了，凡是有火的都不能用桂枝类的药了，而张仲景的方子没桂枝的很少。所以说活生生地把经方学成了一个罕见之物，发展了一个文化遗产。什么叫文化遗产呢？掌握一个东西的人死了，他留下来的东西就叫遗产。

那么这几年为什么经方医学能这么深入人心，特别是在基层，经方越来越收到大家的欢迎？因为谎言是很难持续的，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总会被人逐渐纠正过来，其契机就是因为方证派从日本引入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从我上研究生的时候起，到现在应该也有二十来年了，二十年前我就看到了这本《皇汉医学》，当时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是觉得“日本人大大的坏，他的东西不能学，就凭日本人小个子小脑袋他不可能掌握得了中医”。所以我们宿舍的几个人就以批判的眼神，以我们天朝正宗的心态去批判《皇汉医学》，结果还就真被我们找到批判的理由了。这本书里居然说葛根汤治疗的“项背强几几”是佝偻病，这不胡扯吗？哇，日本人太笨了，不但中医不行，语文水平都不行。就因为这个批判的思想，虽然我在二十年前就接触到了《皇汉医学》，但我二十年来没有再看它第二眼。

等到我在2016年再次看到《皇汉医学》，开始感觉我也能有把握地治疗疾病的时候，已经足足地过了近二十年。胡希恕看了《皇汉医学》以后，他自己也说过“所阅之书既多，则反滋困惑而茫然不解。后得《皇汉医学》，对汤本求真氏之论，则大相赞赏而有相见恨晚之情，于是朝夕研读，竞豁然开悟，而临床疗效从此则大为提高”。

我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时间里，开始有整块的时间可以使用，我从《伤寒论》原著这本书开始，把能找到的历代《伤寒论》注家的书从前往后挨着读，同时也都了现代伤寒大家的著作。最后的体会是：郝万山老师所讲的《伤寒论》课程，包括视频和讲稿，难度最小，最好上手，最适合初次接触《伤寒论》的同学学习，但一是受课时所限，内容覆盖面仍不够广；二是因为其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在校学生，内容上还是以理论为主，直接针对提高使用经方疗效的内容相对较少。因为当时我本身已经看了好多《伤寒论》相关的著作，在理论方面我也很会说，我知道的也很多。我学习东西的原则是什么呢？如果我学了这个人的东西，如果要再深入学习，那么我就看他是从哪儿学来的。在我知道刘渡舟是郝万山教授的老师后，我就系统地阅读了刘渡舟教授的著作。通过刘渡舟教授的著作，我的感觉是他的学说跟历代伤寒家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当时“伤寒论坛”和“民间中医”网上，胡希恕老师的《伤寒论讲稿》和《金匮要略讲稿》非常风行，自然而然地，我又接触到了胡老的东西。把胡老的伤寒论讲稿和金匮要略讲稿读完后，我开始隐隐约约地有了方证思想的影子,原来掌握一个方子就是要掌握它的方证，只要抓主方证就能有效。

在2013年左右，我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深入思考《伤寒论》学术体系，结合自己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对六经辩证自觉有种融会贯通的感觉，集中利用寒假三天的时间，写了一篇大约三万多字的文章《重新解读伤寒论三阴三阳，复原融汇伤寒、温病、杂病证治的仲景六病（六经）体系》，并在丁香园论坛中医版以连载的形式发出。这篇文章以我现在的眼光来看，虽然瑕疵不可避免，一些观点也难免逐步被我后来的认识所修正，但在一些有关《伤寒论》、《金匮要略》的重要理论问题上，依然有不少独创性的内容，同时也是我经方研究从偏理论走向临床的一个重要标志。以这篇文章为核心内容，我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进行讲授，受到一定好评。

以此为标志的理论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以后，我研习经方的重点就逐步转向提高临床疗效。在这方面，反复看胡希恕老师的《伤寒论讲稿》和《金匮要略讲稿》是一个标志。在此基础上，顺藤摸瓜，我就萌发了从胡希恕老师的学术思想渊源溯流而上学习的念头，简单说就是看他老人本人是怎么学经方的，他看了什么书，或者说他跟什么人学过经方。经查，胡希恕的老师叫王祥徵，是晚清进士，学术思想上据说推崇唐容川、陈修园等，总体上还是属于中国传统的经方体系。一方面是我当时未能找到目前现存的有关此人的学术著作，无从学起，另一方面我觉得胡希恕独特的方证体系应该主要不是来自于此人，而是另有渊源。

由于《皇汉医学》开头就有胡希恕老师的一段推荐语“所阅之书既多，则反滋困惑而茫然不解。后得《皇汉医学》，对汤本求真氏之论，则大相赞赏而有相见恨晚之情，于是朝夕研读，竞豁然开悟，而临床疗效从此则大为提高”，并且根据我当时有限的关于日本汉方医学的知识，我确信胡希恕老师曾经在该书中受到极大启发，特别是方证、药证的部分。有一段根据胡希恕老师录音整理的文字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我对伤寒、金匮，我是没少下功夫，差不多有50年了吧。但是，像我这么说的还没有，在我以前没有这么说过的。所以，我希望，咱们好好研究研究。（日本留学生：好，谢谢)。尤其，我看你们那儿有很多进步的人，上次咱们开的伤寒讨论会，我认为汤本氏那本书还是不错的，汤本求真。他那个书啊，他就是三阴病没明白，有些地方啊，当然谁做东西不能完全都好啊，他对于方证的分析，有些地方挺好，那个书还是不错，你们还可以看，比近来杂志发表的东西强。”虽然胡老后来逐渐形成的以八纲认识六经辩证的思想已经是远远超出了该书的水平，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其中的方证部分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我就找到《皇汉医学》狂读起来，通过这本书，我逐渐掌握了经方的使用指征，经方的合方应用，经方的腹诊，并将其实时运用于临床，并把诊疗记录实时公开。这段时间，第一次真正地感觉到，我在看这个病之前，尚未有疗效反馈的时候，我就有把握了。那是一种成竹在胸的感觉，我虽然没把握一定能把病治好，但是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个病我应该怎么下手，我阶段性的目标一定要达到。这段时间的医案，我现场记录并全部发到丁香园了，接受所有同道的实时监督与质疑，当然最后我也整理了一个word版，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分享给大家。

这段时间是我最初接触方证相应，并且最受鼓舞的一个阶段。通过学习《皇汉医学》，我才知道，该书的作者汤本求真是日本的经方派医家，在日本，经方派叫又叫古方派，之所以起名皇汉医学，还是体现了对当时中国文化的崇敬和认可之意，与后来日本对中国的歧视和侵略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的中医很有意思，可分为后世方派、古方派、折中派，还有一个是考证派，考证派顾名思义以文献考证为主，从临床特色上划分还是以前三派为主。

后世方派基本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时方派，他是怎么来的呢？日本最早的时候传过去的是以《伤寒论》为主的这一派，但当时并没有发展起来。到了明朝的时候有中国有一个太医叫龚廷贤，这个人我们可能不太熟悉，但他的著作《万病回春》、《寿世保元》我们好多人都熟悉。17世纪中叶，他的学生戴曼公将其著作携入日本，对日本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龚廷贤非常推崇儒家理论，所以他的著作也充满了儒家的思政教育，比如《万病回春》首篇的篇名叫“万金一统论”，但其实质就是个绪论或总论。后面章节命名不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这样，他怎么分呢？他分为“孝集丶悌集丶忠集丶信集丶礼集丶义集丶廉集丶耻集”，在另一本书中，则把全书内容分为“福、寿、康、宁”四部分，可见明朝的时候中国儒家思想影响之深。

龚廷贤的弟子东渡日本，把他的著作，中国的时方医学，类似于金元四大家的医学传了过去，就成了日本的后世方派。日本的后世方派当时非常盛行，但是渐渐地出现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谈理论滔滔不绝，但临床效果并不怎么样，很像我前面说的理事未融境界。

有感于这种现状我们日本古方派、方证派的创始人吉益东洞闪亮登场了。他家祖上的就是医生，主要是金疮、产科为主，同时也是军政世家，大家知道在日本古代世家是非常重视军功荣誉的。当他小的时候，欲重振先祖雄风，喜欢学习兵书、驰马弄剑，年长才改为主攻医学。他不能忍受当时夸夸其谈的时方医学，就将武士道精神用到研究《伤寒论》上，励志专研古方（经方）。他除了保留了一批家传的以攻下药物为主的成方、丸药之外，随身就带一本《伤寒论》去了京都闯事业。

去了首都之后事业发展的并不顺利，沦落到每天靠捏泥人卖人偶为生，但在此极端困境之下，仍然《伤寒论》手不释卷，朝于斯、暮于斯，颠沛于斯、流离于斯，这种贫困交加的情况从三十七岁一直到四十三岁，在极端困苦的时候，东洞先生依然不改其志，祷于神明曰：“为则不敏，过志古医道。不顾众惧，推而行之。今也贫穷，命在旦夕。我道非而天罚以贫与？为则知其是，而未知其非也！假令饥且死不敢更辙矣。大明神吾邦医祖也，请垂照鉴：道非其道，速断吾命！若推而行，则必害万人。诛一夫而救众，固吾之所愿也。”言下之意就是：“如果神明也认为我的坚持是错误的，所以用贫穷来惩罚我，那么请你快点下手干掉我，以绝后患。你若不干掉我，那我就再难也不怂，就是干。”

吉益东洞研究伤寒论从不看任何人的注解，就从伤寒论字里行间扣出真货来，只在张仲景本人说过的话里找张仲景自己的意思，绝不在后人舌头底下讨张仲景的真传。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吉益东洞在时隔千年之后实现了和张仲景的灵魂对话，真正从《伤寒论》本身梳理除了张仲景本人运用经方时的思路，从而建立了其独特的古方体系。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吉益东洞医术大成之后，声名的传播是伴随着一次次踢馆开始的。

别人治不好的病，我来治。

别人讲阴阳，我说压根就没有阴阳。

别人看病要预测死期，我说死不死是阎王爷的事，治病才是我的事，我只能治疗他因病而死，寿终而亡的事不归我管。

别人号脉，我说号什么脉？我不需要号脉，我干什么呢？我摸肚子。吉益东洞创立了自己独特的一套腹诊体系。

你治病讲不讲经脉吗？吉益东洞答我这而不讲经脉。

他治病学本草学吗？学四气五味脏腑归经吗？他也不学，即使学了也不用。

那他到底怎么治病？他就按张仲景《伤寒论》里说的方法治病。为了阐释吉益东洞的这种学术思想，吉益东洞的弟子写了一篇叫《医断》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一本薄薄的书。这篇文章中，大家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把中医所有理论的东西都否定了。那么否定的对不对，那固然不对，在当时候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矫枉过正。他这种态度，很显然咱们也觉得不对，但是他为什么这样？是背水一战。不讲理论还能治好病，还能到处踢馆，而且他一个人事实上几乎秒杀了当时日本的时方派，从此以后古方派一统天下，这就是吉益东洞存的价值。

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类聚方》，这本书看着没意思，对咱们初学的人来说，感觉他好像只是把伤寒论中的方子列出来又把与此方相关的一些条文附上去。但他还有本很有用的书，叫作《药征》。这本书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不管是古方派、时方派，只要看到这本书没有说他不好的，说不好也是一边批判一边偷偷地借鉴。

比如说，他给经方中用的药，通过《伤寒论》这本著作本身，给每个药规定了使用指征。

比如说桂枝，中药学上的讲法是“发汗解表，温经通阳”，吉益东洞通过原文系统梳理后，就说了一句降逆气，也就是在胡希恕老师的书里反复强调的“气上冲”。

比如说石膏，他就归纳了一个“治烦渴”，就一个标准。

比如人参，咱们学的是“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营养卫”，吉益东洞的主张就一句“治心下痞”，要不那么多个泻心汤你解释不了。

再比如说龙骨、牡蛎，咱们平常在药性上解释龙骨牡蛎是镇静安神，软坚散结，收敛固涩，平肝潜阳。那么在吉益东洞的观点里是什么呢，“治烦躁胸腹有动者”，动在脐上用牡蛎，动在脐下用龙骨，二者兼有则龙骨牡蛎同用。

就也就是说吉益东洞以自己独创的一套理论，奠定了经方方证学坚实的基础。而且从吉益东洞之后，日本的古方派一统天下，明治维新以后，汉方医学在日本整体式微，唯有古方派，在方证指导下以成方的形式延续至今。

吉益东洞一生只负责打倒理论，并没有提出理论，他创立的其实是一套经方技术体系，实用体系。当然他也提出了一个笼统的“万病一毒”学说，万病一毒指什么，身上有各种毒，所有的病都是毒，那么我们就攻毒，水毒、血毒、食毒，治疗的方法都是峻下的丸药。用什么方就是什么方证之毒，用什么药就是什么药证之毒，实际上说了等于白说。他除了喜欢大量用攻下药攻毒以外，他认为每一个方证对应的也是毒，桂枝汤治的是桂枝汤毒，麻黄汤治的是麻黄汤毒，攻邪的药它是攻毒，扶正药它也攻毒，用人参治的是人参证的“毒”，当然他不承认有扶正药。所以实际上他并没提出成体系的理论，这一点在他那个时代没有问题，不破不立，他要是一点都不破他就立不起来，但是这样的东西注定不能长久。要想长久还是要建立理论体系，这个事儿他没有做，但他的儿子吉益南涯做了。

吉益南涯没有把吉益东洞推翻的理论重新捡起来，而是重新建立了一套理论，叫气血水辨证。他认为人体内需要我们关注的辨证要素就是“气、血、水”。气血水分别有四种状态，叫“急、逆、虚、实”。运行，但运行过于急迫叫作“急”；气血水顺着它生理状态下的轨迹运行能力减退，甚至出现逆行而退的现象叫“逆”；气血水的功能比生理状态下亢奋叫“实”，气血水的功能比生理状态下减弱叫“虚”。

气血水各有四种状态，合起来是十二种状态。在病位上人体有“表、里、内、外”四种状态，与前面的十二种状态相乘，就是四十八种状态。每一种状态又分为“微、甚”两种程度，合起来就是九十六种情况。此外，气血水彼此相兼，同病的话又有主从或者说主客之分，机理及表现又各有不同，从而适应千变万化的病情变化。

吉益南涯根据其气血水理论，除了对人体生理病理进行了重新认识，也对六经的内涵进行了独特的定义：

太阳病是表部的气血水向外运行的郁滞，属于“急”的范畴，向外运行的趋势受到阻碍，增加运行力量以打通郁滞，所以叫急，这是太阳病的范畴。麻黄汤证无汗，以水郁为主而气血为客；桂枝汤证有汗恶风，气郁而水不郁；葛根汤证以项背强急为主，血郁为主而气、水为客。

少阳病是表里之间气血水运行的郁滞，属于“急”的范畴。

阳明病是人体整个气血水旺盛的状态，尤其是胃肠实热的情况，属于实和急。

相反太阴病是人体以脾胃为中心功能低下为主的气血虚和逆。脾胃功能低下，“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这个以消化系统为主的部分功能低下叫太阴。

吉益南涯对少阴、厥阴的解释非常有特色，也被咱们学派所沿用。首先他把属于少阳的部位，即咱们俗称的半表半里部叫里，进而把表部和里部（半表半里）的功能低下，产热不足他都归于少阴。这样等于是少阴、太阴已经占据了从表到里的全部病位。

少阴、太阴把部位都占满以后，厥阴往哪儿放？他另外把厥阴提出来，厥阴是全身气血的逆行，厥逆而向内撞，“气上撞心、心中疼热”这一类疾病归属于厥阴。当然这个大家有点印象就行，一开始肯定听不懂，以后还要详细讲述。

这是我们今后我们要讲的主要内容，主要是说吉益南涯在其父吉益东洞排斥理论之后，又重新建立了一套独特的中医理论。吉益南涯通过对吉益东洞的《类聚方》重新运用气血水理论进行阐释的书叫《方庸》，把吉益东洞的《药证》用气血水理论进行阐释的书叫做《药征本功》。通过吉益氏父子的努力，父亲重技术不排斥理论，儿子理论与技术并进，日本的古方派终于确立起来，并占据了统治地位。

日本古方派的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呢？从此往后，日本的医学衰落了，但是你在日本买汉方药，大家都会开成方，要加减的没有。导致日本的医家每个开方子都是固定的成方，从父亲传儿子，儿子传孙子都是固定的方子，然后再每代对他的适应症进行补充。在日本这种针对成方的使用经验叫“口诀”，一代一代往下传，我用麻黄汤有什么心得加上去，你用桂枝汤有什么心得你加上去，日积月累，方证经验就越来越丰富。

比方说，我有一次偶然看到日本人写的书里有柴胡桂枝干姜汤可以治疗小儿目眨症，就根据这么一条，我就起码治了有三四个人，这几个人还都获得了或大或小的效果，尤其是短期疗效较为明显，起码吃药的过程中有减轻。我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原理是什么，因为这个病本来我无从下手的，用其他办法咋治都不见效。这个在日本就叫口诀，他们的方证就是这么一代代总结起来的。

你看日本人的医案，比较典型的如浅田宗伯的《菊窗书影》，这是一本医案的书，这本书里头，每个医案中的每个方子，都不加减，剂量都是固定的。这样给我们什么好处呢？可以像做科研一样，消除加减药物的干扰，因为加减后的方子你无法明确是原方的效果还是加减的药物的效果。如果都是使用原方，不加减，那么这个方子能治就能治，不能治就不能治，可以准确地总结每个方子的使用指征。所以说日本方证发展非常发达，在中国，胡希恕老师讲“讲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刘渡舟老师讲“抓主症，用经方”。黄煌写的《张仲景50味药证》，《》药证与经方等书。可以说，近年内能掀起大范围的经方热，能使经方不断地深入真正为老百姓服务，就是从方证派引进中国开始的。

能从理事未融境到了方证相应境，我们就能有一种看病有把握的感觉，但是在方证相应境里面也有很多细节的问题，我们还是需要不断地、终生地钻研，并且还需要上升到经方扶阳境。胡希恕老师所谓的《皇汉医学》的作者“他就是三阴病没明白”，本质上就是一个从方证相应境上升到经方扶阳境的问题。

下一节课我们继续讲方证相应境，并且要讲明白方证相应境的局限性到底在哪里？讲为什么方证相应境必须要上升到经方抚阳境，不进入经方扶阳境的话在临床中会受到哪些限制。

经方六重境第一讲        

经方六重境第三讲

经方六重境第四讲

经方六重境第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