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杰华： 思考死亡是为了更积极地生活

周末讲坛

陆杰华： 思考死亡是为了更积极地生活

健康报，2020年9月12日 星期六

中国传统文化对死亡问题向来讳莫如深，主流态度是回避和忌讳的。历史上对与死亡相关问 题的思考和研究少之又少。然而，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人们开始逐渐重视与死亡相关的诸 多议题。快速的人口老龄化也让死亡问题成为社会中每个人不得不思考的现实问题。近日，北京 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由国内多所知名高校联合发起成立的通识教育平台“通识联播”上，分 享了自己关于转型期中国的死亡社会学该如何发展和应对挑战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编者

陆杰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 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 生导师，兼任民政部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 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 会副会长、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常务理事。

1 死亡不仅是老人需要面对的问题 而且与整个社会息息相关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 克将现代社会的特征概括为风险社 会，而死亡无疑是最大的风险之一。 现代社会中，诸如核灾难、恐怖主义、 金融危机等使得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面临着巨大的潜在风险。与此同时， 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的过程中，工业化为人类生活带来 了种种便利，但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生 态破坏也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 根源。

 此外，现代社会便捷及时的通信 技术以及扁平化的信息传播媒介使得 人们得以更加频繁地接触到与之相关 的信息，因而与传统社会中死亡的仪 式性相比，现代社会中死亡正以一种 更加日常的存在方式被人们所感知。

个体化与机械化是现代社会的两 个显著特征。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较传统社会更为疏离，个体化的倾向 使得人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感到更加 孤独无依。在这种孤独无依中，对死亡的恐惧被无限放大。同时，在临终 的治疗和护理过程中，现代医疗体系 又使得这一过程变得机械化以及非人 本化。程序化以及器械化的临终治疗 使得人的意志无法得到充分的尊重， 也使人在面对死亡时失去了作为主体 应有的尊严。

中国正步入快速老龄化阶段，老 龄的自然结果是走向死亡，在老龄人 口占总人口比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死亡已经不仅仅只是个体老人需要思 考和面对的问题，而是与整个社会都 息息相关。如何安顿退休以后走向衰 弱的老年人，使他们不至于感到孤独 无依，在精神和生活上仍然能保持应 有的生命尊严，临终的时候能够有品 质地走向死亡，是老龄化社会面临的 一大现实问题。 在先于中国进入老龄社会的西方 国家以及东亚的日本、韩国“，善终”已 经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相应的医疗 制度与公共服务体系也日趋完善。而在中国，面对老龄化带来的“衰老死” 的相关社会问题，我们尚未做好充足 的准备。重新认识衰老以及由衰老引 起的死亡，对于现代文明的进步和社 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口转型还突出体现在家庭 结构的变化上。根据最近两次人口普 查的数据，家庭内部的代际结构和规 模都在缩小。家庭小型化和少子化给 中国仍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带 来了严峻的挑战，尤其独生子女家庭 以及失独家庭的老年人的照料和护理 资源将面临很大的缺口。

 除此之外，现代社会中市场化和 个体化的倾向对子女的养老观念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代际关系也不再像传 统社会那样联系紧密。这些都是对老 年人生命晚期生活与照料的不利因 素。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相当一 部分老人在生命晚期失去经济支持和 情感支持，是现代社会需要思考和面 对的现实问题。

2，死亡社会学的应用主要为死亡教育和临终关怀 其目的在于对个体提供人文关怀

死亡社会学兴起于20世纪50年 代末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于 英国和美国的一门新兴学科。死亡社 会学的研究对象是面对死亡事件的社 会中的集体或个体，由于研究的侧重 点不同，死亡社会学可以被分为理论 和应用两大流派。前者主要思考特定 社会中死亡的意义和文化象征，而后 者侧重于为面临或即将面临死亡的个 体提供人文关怀。

英国学者 Faunc 和 Fulton 在其 1958 年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应当以 社会学的视角关照死亡“：从社会学的 角度来说，死亡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 相互关联和影响的文化特征所构成的 特定文化综合体的核心。死亡社会学 的研究内容包括死亡的社会文化内 涵，死亡的社会角色，丧亲之痛的辅 导，死亡仪式和葬礼，以及个体在日常 生活中对死亡所持态度的社会效应。”

早期的死亡社会学大多集中在对 死亡的社会蕴含和文化象征的讨论 上，到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开始出现 在医院进行的对面临死亡的个体的实 证观察研究。这些研究从社会学的角 度对现代医疗体系中的机械化和制度 化进行反思，改变了人们对临终护理 的看法，开始让人们思考和重视临终 环境对减轻死亡痛苦的影响。

死亡社会学的应用主要体现为死 亡教育和临终关怀，其目的在于为面 临或即将面临死亡的个体提供人文关 怀。这一流派的学术代表主要为傅伟 勋的“现代生死学”。“现代生死学”既 包括广义上对死亡的哲学思考，又包 含狭义上针对个体的死亡教育。而其 所主张的死亡教育也因其实用性在日 本、中国台湾等严重老龄化的国家和 地区受到广泛推崇。具体来说，狭义 现代生死学的目的在于从学理上引导 个体以正确的态度面对死亡，并且帮 助个体建立生死智慧，以积极的人生 态度面对死亡，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保 持生命的尊严和死亡的尊严。由此可 见，现代生死学的出发点是对终极关 怀和终极价值的思考，而其目的及其应用实践是指导临终关怀，帮助人们 正确面对死亡。

 对于具有社会属性的人来说，人 的死亡也是社会性的。这意味着人的 死亡并非只是个体生命的终结，同时 还意味着凝结在个体上的一系列社会 联系的中止、重组和延续。具体说来， 其中有因死亡而引发的人际互动及以 死亡为中介的社会关系，譬如治丧制 度、祭奠仪式等；也有因死亡带来的家 庭结构改变引发的社会问题，譬如幼 年因父母早丧而失去抚育、中年因丧 偶而重组家庭、晚年因失孤而无法得 到照料等。除此之外，特定时空背景 下死亡的社会特征还反映出了社会结 构及转型的影响，譬如现阶段的失独 家庭问题、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等。

正是由于死亡的社会性，使得死 亡事件远比常人所能想象的复杂。在 这一基础上，死亡社会学即以社会学 的视角来关照死亡问题，具体来说就 是“以和死亡的相关的社会行为和社 会关系为切入点来探讨死亡问题”。

当死亡的社会性被人们所认识， 以社会学理论的视角来讨论死亡问题 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社 会宏观的人口层面上的讨论，人口变 化主要表现为出生、死亡与迁移。其 中死亡是影响人口变化的一大因素， 而人口层面上对死亡问题的研究在于 发现特定时空下死亡所呈现出的结构 性特征。二是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 的层面上探讨死亡问题。这主要包括 以死亡事件引发的团体或组织的形 成、竞争、冲突和沟通协调等，以及这 些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背后所蕴含的 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问题等。三是在 微观个体层面讨论如何面对死亡，其 讨论的重点在于与死者社会关系密切 的人在经历死亡事件之后的身份认 同、社会化问题。

从死亡社会学的产生背景来看， 死亡社会学的兴起伴随着社会学领域 对现代性反思的逐步深入。可以说， 死亡成了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一个契 机，现代社会中的死亡事件实际上是现代性困境的一种极端呈现，透过死 亡我们得以审视现代性的本质和它固 有的问题。

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就是通 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屠杀这一悲惨 的历史事件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 思。鲍曼认为，大屠杀是现代进程本 身的产物，现代性的理性和效率，以及 现代性中独有的科层体系是大屠杀得 以顺利完成的工具手段。大屠杀是人 类历史中不能忘却的悲痛和耻辱，同 时也是促使我们反思现代性的契机。

此外，种种现代性的社会风险 ——譬如环境污染、核威胁、流行疾病 突发等——也给我们发出了警告。同 时，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我们得以在 面临疾病的时候有更多的机会和选 择，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更多伦理上 的困境。

衰老与死亡是现代社会特有的问 题，也是近几十年来新产生的社会问 题。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 社会条件的限制，大多数人等不到老 年的到来就会因为各种危险而离世。 在中国古代，70 岁的老人被称作“古 来稀”，80岁被称作“耄耋之年”，可见 老龄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社会现象。 历史研究的资料表明，罗马帝国时期， 臣民的平均寿命不过28岁；文艺复兴 时期法国著名作家蒙田也曾写道“：死 于老年是少见、异常、奇异的死法，远 不如其他死法来得自然——这是最不 可能的、最极端的一种死法”。世界卫 生组织2013年的统计报告显示，中国 平均预期寿命为75岁，而这在世界仅 排在第 80 位左右。现代医疗可以治 愈疾病，但无法治愈死亡。已经引起 学者们关注的老龄化与死亡的相关议 题包括老年丧偶及其影响、老年居住 安排和长期照料等。

在死亡与衰老紧密相关的当代社 会，出于对生命的关怀，更应突出死亡 社会学具有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的 层面，即发展应用与实践。其中最主 要的是临终关怀与死亡教育。临终关 怀和死亡教育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提高临终者在生命最后的生活质量； 并且二者在内容上有很大的重叠，在 实际应用中也往往同时进行。

临终关怀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 代，它是一种在病人临终时提供的医 疗照顾，其目的在于缓解和控制病人 在临终阶段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病痛， 使病人及其家属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保 持尊严和平静。

现代医学的不断进步使得人们对 医疗机构愈发依赖，医疗甚至可以最 大程度地延长临终病人的寿命，然而 对于遭受疾病困扰的临终患者而言， 最大程度地延长生命同样意味着最大 程度地延续病痛。与此同时，现代医 疗机构机械化和非人本化的治疗和护 理让临终者失去了生命最后应有的关 怀和尊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如 何进行临终关怀才能让病患在临终时 不致遭受过分的和不必要的痛苦，使 得患者自身及其家属都能有尊严地面 对死亡。同时，临终关怀也是针对临 终期的患者在机械化和非人本化的医 疗环境中所面临的孤独和恐惧，使其 降到最低程度，提高死亡品质的同时 提升生命的品质。

如何面对死亡，不仅是临终者同 时也是其社会关系内的亲属和朋友所 共同面临的问题。死亡事件的发生使 得原本的社会关系链条发生断裂，因 而其亲属和朋友需要重新构建自己的 社会关系链条来弥补这一断裂。这一 重新构建社会关系链条的过程也就是 其亲属和朋友重新进行自我的身份认 同以及再社会化的过程。死亡教育的 目的是教人正确认识和理智对待死亡。 因此，与临终关怀的接受群体是 临终患者不同，死亡教育的接受群体 没有任何限制，甚至对于儿童也应该 进行适当的死亡教育。相比临终关 怀，死亡教育不仅仅是给人以面对死 亡的勇气和尊严，其更重要的意义在 于对健康的生者进行生命教育，使得 生者能够理智地认识死亡，从而更加 明确自己生活的目标，以积极的态度 规划和评价自己的生活。

3 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 死亡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生命品质， 而生与死是一体两面，死亡的品质也 决定了生命的品质。如何加强死亡教 育，使人们有尊严地面对死亡，从而提 高现代人的生命品质，是死亡社会学 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中国进入 现代社会后需要思考的问题。对于个 体而言，培养生命的尊严和死亡的尊 严的训练是必要的，而由高龄走向死 亡的阶段无疑是这一训练的最后阶 段。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中，临终关 怀与生命教育的发展不仅十分重要， 而且具有迫切性。

中国死亡社会学相关的研究起步 于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于 90 年代， 并在 21 世纪初形成了颇具风格的研 究特点。1988年7月，中国第一次全 国性的“安乐死”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 行，社会学、法学、哲学和医学界的近 百名专家参与了讨论，提出了开展死 亡学教育、更新死亡观念的问题。

与 此同时，中国大陆第一家临终关怀研 究中心在天津医学院成立。同年 10 月，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也在上 海创建。1992年，北京成立了专门为 老年病患服务的“临终关怀机构”—— 松堂关怀医院。 与此同时，在理论研究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逐渐出现一批开设 “死亡研究”专栏的期刊，并出版了多 部相关的学术著作。这一时期的研究 重点侧重于死亡标准、死亡本质、死亡 价值、死亡文化等哲学、伦理学层面的 抽象理论的讨论。如 21 世纪初中国 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现象引起了社会学 研究者的关注，以贺雪峰、吴飞、景军 等为代表的社会学者开始从社会学的 角度研究中国转型期农村的老年人自杀问题，由此也涌现出一批颇具特点 的本土化实证研究。它们可以被看作 是具有本土和时代特色的死亡社会学 的一次成功尝试。除此之外，近些年 在实践应用方面，临终关怀和死亡教 育近年来也逐渐受到了医学从业者、 教育工作者等相关人士的重视，临床 上的应用也正在被广泛普及。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居民的 疾病谱也发生了变化，列于危害国民 健康主要因素榜首的是与生活习惯有 关的慢性疾病。据国家统计局公开数 据显示，近10年来，癌症、脑血管疾病 和心血管疾病已“稳居”我国居民疾病 前三位。2013 年我国城市居民中癌 症患者死亡人数占到了总死亡人数的 25.47%，为我国城市居民死亡原因之 首。癌症患者的大量增加使得临终关 怀的需求迅速上升。

与此同时，人口快速老龄化也为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带来巨大的压力。 越来越多处于生命晚期的老年人需要 得到临终关怀的护理，发展临终关怀 和死亡教育愈发凸显其紧迫性。而目 前我国临终关怀的发展还难以达到社 会的需求。根据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的 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建立了不同 类型的临终关怀机构约200 余家，大 约有近万名医务人员从事临终关怀工 作。我国临终关怀机构的分布存在严 重的城乡和地域上的不均衡。绝大多 数的临终关怀机构和资源都分布在大 城市，而中小城市以及乡镇的临终关 怀资源十分匮乏。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 死亡社会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 价值，在未来需要得到更加深入的研 究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