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专家高镜朗医师生平传略

1892年12月15日,高镜朗（Kao ching lang）出生于浙江上虞县的章家阜。又名高一贯。四岁时即进私塾接受旧式启蒙教育。六岁时不幸丧母,只得寄养在农村舅父家,当了五年多的放牛娃,然后赴嘉兴桐乡文艺学堂读书,从而结束了他熟悉和从事农村劳动的幼年时代。这段农村生活使高镜朗亲身体验到中国农村的落后愚昧以及农民的感情和疾苦,在他幼小心灵上播下了为大众解除疾苦的心愿,尽管这还是一抹微弱的火花。

桐乡文艺学堂是美国教会办的半工半读学校,学的主要是传教书籍,过去的放牛娃在这里上午读书,下午学做木匠,就这样光阴荏苒,蹉跎四年瞬息而过。后经茅拔医师的介绍转入嘉兴秀州书院,这个书院设有各种新式课程如英语、史地、理化、代数几何、微积分等,还有理化实验室、图书馆,这一切使少年的高镜朗第一次进入了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广阔的知识世界,激发起他那种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读书、学习,追求新的知识使他的眼光开始变得聪慧、明亮起来了。

1912年,20岁的高镜朗毕业于秀州书院,开始进入大学时代。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取得了奖学金。在次年春季,免费升入杭州之江大学。但就在他踏入高等学府深造不到两个月,一件令人悲恸的家事中辍了他的学业,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对他以后所走的生活道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的胞妹因患重病赴上海求医,被诊断为绝症,不得不领回老家,高镜朗也被父亲从之江大学召回家中照顾病妹,但就在他回家后的第九天,胞妹就不幸病故,与家人永别了。病魔夺去了亲人的生命,给一个家庭带来无限的悲痛,难道人们在病魔面前就这样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吗?这位青年不禁深沉地思索起来。

其后不久,秀州书院的裴来仪校长出于爱才,询问高镜朗今后的计划。他毅然地表示:要学医,以便将来可以用医术来保障中华民族的健康,甩掉“东亚病夫”这个侮辱性称号。裴校长极为赏识这位有志青年的抱负,遂即推荐给嘉兴福音医院的文渊博院长在那里做医学生。就在第二年,主管救会公决:所有医学生都必须转送至南京金陵大学医科继续学习。高镱朗不得不在桐又新、茅拔两位医师的作保下向福音医院借贷了学费,只身去南京继续学医。二年后,金陵大学医科转并入山东济南齐鲁医大,高随之去了山东济南。就在这时,高镜朗在医大参加组织切片的准备工作作为勤工俭学以资助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用。他在一次把胫骨切成薄片时吸入较多的骨屑而得了急性气管炎,干咳甚烈,痰少血多,从而被误认为得了肺结核,校长便责令他退学。这对发愤学医,求成心切的青年高镜朗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回到嘉兴后,识才的文渊博院长为这位青年作了详尽细心的检查,证明肺部无恙。当年他就又一次被推送到长沙湘雅医学院插班学医。1921年夏,高镜朗终于经过艰辛跋涉、转辗备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完了坎坷不平的学医征途,完成了大学学业,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尽管那时中国还是那么灾难深重,但是高镜朗仍然踏满志,雄心勃勃。他想:祖国虽然愚昧、落后、黑暗,但是就因为这样,才需要我们这辈有志青年在各个方面来改造、建设她,我将在医学这个领域里搞出一番事业来,好好地解除入民的疾苦。现在,对这位青年来说,生活已不再是模糊的幻影、徽弱的火花,而是一幅幅实实在在的留待挥洒的瑰丽画卷。

毕业后,高镜朗先回嘉兴福音医院工作。1923年在上海会同颜福庆、乐文照等人参与了国立上海医学院（初名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初期筹建工作,担任儿科临床和教学工作,并兼任附属护校校长,培养出了最早一代医务人员。由于高镜朗饱览群书,学识渊博,观察仔细,医术精湛,已开始崭露头角,受到人民群众及学术界的重视和推荐,名声噪然。但是,这时高镜朗医师虚怀若谷,学不厌满,觉得既然学的是西医,就应该不断地直接抱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知识和经验来扩大自己的眼界和提高自己的医术。1928年春,高镜朗医师由学校派赴美国哈佛公共卫生学校攻读儿童保健,并在哈佛儿科医院进修儿科。次年春去纽约Trudau肺痨研究所攻读肺结核病学,然后根据去各国走学观摩的计划,先去法国巴黎的巴斯德研究院并观摩卡尔美脱博士的肺结核门诊;接着转赴德国杜式道夫（Dusseldorf）传染病院及柏林医科大学儿科医院（Victoria Haus）;其后又抵达奥地利维也纳儿童结核病院（Pirquet’s）、丹麦京城之Vincent’s医院进修和观摩。学习的最后一站原订为瑞士苏黎世儿科医院,但不幸正适高镜朗医师的幼子在国内病重,家人急电嘱回,不得已仓促返国,中止了出国学习的计划。

在出国观摩过程中,他遍游各个著名的儿科中心,看到了当时欧美医学的先进水平和先进经验,但也看到了还有许多威胁着儿童健康和生命的疾病亟待加以解决。儿科,大有纵横聘驰的余地。回顾中国旧，社，会的停滞不前和缺乏科学,儿童健康一点也得不到社会保障,更使高镜朗医师痛感自已责任的重大,在他的思想里开始形成一个抱负:一定要振兴中国自己的儿科事业,一定要培养出成批成批的儿科医师。

1936年与诸福棠、祝慎之、富文寿等筹建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次年任首届主，任委，员。1937年在沪创办福幼医院。1938年,迁居巨籁达路(今巨鹿路)367号,以屋前空地建新院。次年,福幼医院迁入。贫者和残疾人就医,常不收号金。许广平常带周海婴来就医,受到精心诊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近30年里,高镜朗医师一直在家饲养了钉螺,观察日本血吸虫的中间宿主生活规律,并设儿科门诊,亲自创办了福幼医院,为保障儿童健康而有成效地工作着。在这期间,由于高镜朗医师勤奋翻阅中医、西医医学资料,观察病儿仔细,诊断和治疗及时,医道高尚,技术精益,因此在儿科学术界的声望和地位不断上升,他在儿科每域中的学术造诣得到一致的公认,俨然成为南方儿科界的权威,在群众中也获得这样的美评:“孩子病好病坏,只要请高镜朗医生看一下就可决定了”。

谈起高镜朗医师的丰富行医经验,人们无不称羡他对病儿细致入微的凞察能力,无论望、闻、问、切都积累有独到的经验和见解。他观察到风湿热病儿的手心足底均有潮汗,诊断小儿急性阑尾炎时可采用指划试验以观察、腹壁皮肤的反应情况,从小儿大便颜色和气味上可判别腹泻的原因,甚至可以从病儿发出的气息来判断病儿是否濒临死亡。他学识渊博,思路敏捷开阔,抓住些细微线索往往能登堂入室,作出惊人之笔。例如早在嘉兴福，音医院时期,该地区为血吸虫病重感染区,治疗无方,疫情日重。那时年轻的高镜朗医师鉴于北方采用酒石酸锑钾治疗黑热病有效而启发他借移到血吸虫病的治疗上去。他通过严密观察病情变化,每天详细检视大便的虫卵数和虫卵的变化,以及疠死者肝脏的病理变化和虫卵的沉积情况,终于制订出一套临床治疗方案来,大大地控制了当地疫区的疫情发展,许多血吸虫病患者得到了有效的治疗。因此在采用酒石酸锑钾治疗血吸虫病方面,高教授实为一位出类拔萃的前驱者。又如他还在散发流行的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病儿中发现了具有特征性的异常淋巴细胞作为诊断依据。此外,由于高镜朗医师有深厚的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一些罕见疑难病例的诊断和治疗测他手里常能迎刃而解,并且解来毫不复杂,从而被传为神奇。例如一些“夜啼郎”,屡医不效,但其实是湿性脚气病的最早表现症状,以后病情发展极为凶险,高氏只嘱用米糠浸出液频频喂病儿,二天内即霍然痊愈。又如病儿腹泻,病情转危,高氏判断为细胞内缺钾,只嘱多喂鲜桔汁,病儿果然脱险。

值得加以称道的还有,高镜朗医师虽然受的是西医教育,但他几十年来一贯重视中医理论和中医中药的临床应用。正如他孜孜不倦翻阅外文资料一样,他每每阅读古代医书,善于用现代医学知识来审议古医书中的内容,也善于用中医理论来指导、补充他自己的西医临床实践,将两者结合，并提出不少有关中医儿科的新见解。他著作如林，曾编写了《儿科小全》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加上他自己毕生的临床经验编写了《古代儿科疾病新论》其他著作还有《儿童传染病学》、《儿科液体疗法》、《学校传染病处理法》等，翻译有《局部麻醉学》《英国药制》。20世纪50年代，国内儿科医学界有“南高（镜朗），北诸（福棠）”之说。

新，中，国的建立为这位年过半百的儿科名医打开了崭新的世界。1952年成立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原上海第二医学院)不久开始筹建儿科系。由于党，和政f非常重视高级知识分子在办校中的作用,加上高镜朗医师德高望重,众心所归,在1954年被聘请为该校任儿科系主任。1952年高镜朗任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儿科主任。1958年成立上海儿科医学研究所，任所长，并在他的意见和指导下,办起了儿科教学综合基地——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自1959年正式开办新华医院以来,在党大力发展儿科医学事业的方针指导下,在以高镜朗教授为代表的专家指导下儿科系和新华医院不断地发展,目前已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儿科高等教育基地之一,至今培养出各届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许多人已成为当地儿科专业的骨干力量,为中国儿童的健康辛勤地工作着。

1978年,在教学、医疗等方面还步得到发展后,又成立了上海市儿科研究所,由高镜朗教授任名誉所长。尽管他年高体衰,寓居家中,也经常关心儿科科研事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指导意见,鼓励中、青年工科工作者要为四化忘我劳动。1983年捐资创办的《临床儿科杂志》问世,作为儿科医、教、研工作的交流园地。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尽管高镜朗教授在过去曾受到“左”的路 线的伤害,特别是文个期间受到了冲，击,但他仍然是一个排常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知识分子,他在1979年去美探亲后二年左右,就毅然决然地搭机返国,再一次投身于正在迅速向前发展的儿科大军中去,回到生他育他的母亲怀抱中来。他告诉人们:在国外期间,有许多人要他留下来,要他在国外著书立说,但他无动于衷,不予理睬。他说:我爱社，会，主，义,我爱自己的祖，国。

高镜朗教授在晚年始终热爱关怀祖国儿科医、教、研事业的发展,居家攻读,不时向有关同志与儿科医师提出各种有益的建议和意见。1983年11月11日凌晨,高镜朗教授因病医治无效,病逝于上海，终年91岁。遗嘱将全部藏书和积蓄8.94万元捐献国，家，设立“高镜朗基金会”定期奖励有贡献的儿科工作者。

人们无不怀念这位年逾九旬的儿科先驱，无不把他强烈的事业心，旺盛的工作热情，高超的医道医术，全面广博的学识，爱才识才的品德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传之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