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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路萍，52岁，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手术中心供应科护士。

感染原因：2003年4月24日，包扎手术用布类物品中感染。

现状：6处骨坏死、严重肺纤维化，工伤六级。

刘路萍说话很困难，说上两三句，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使劲地大口喘气，“呼呼”声更大了。由于非典时使用大量的激素、抗菌药，她的肺一直不好。3个月前，因为积瘤做了子宫切除手术，期间不慎患上感冒，情况越来越糟，左肺损伤40%，右肺10%。“不是我悲观，真的，我知道我活不长。”无论我们怎么安慰，刘路萍还是不住地流泪。学医出身的她比谁都清楚，肺是最重要的脏器。“股骨头坏死”带来的疼痛，也在没日没夜地折磨她，坐不了矮凳，只能坐床上，不到半小时骨头会僵，拄着拐杖慢慢活动一下。

我就是一个废人

桌上曾经摆放着刘路萍以前的照片，没几天，她就偷偷地收起来了，因为病友们都说不像她。52岁的她头发一层层斑白着，全身浮肿，胖了足足30斤。“心里很委屈，挺好的一个人怎么就这样了？”非典前，身体壮壮的，一顿能吃三四两，没生过什么病，连感冒都难得遇一次。做起事来风风火火，刘路萍在妇产科干了二十几年，当了十年护士长，领着小护士们给孩子喂奶、洗澡、换尿布，两分钟一个，麻利得很。回到家里，所有家务一人也全包了。

2003年4月24日，刘路萍这辈子杜荣琴也忘不了的日子。自4月5日出现第一例非典患者，全院进入“战斗状态”。本可以休假20天的她，主动请缨，在手术中心供应科工作的她，处理布类物品时不幸感染。“一天40台手术，忙得团团转，一个口罩用很长时间，帽子、手套也没及时更换。再加上空气不流通，我们一屋两个人都感染了。”此时，她正积极报名去一线做消毒工作，“我排在第8”，还没等轮到，人就病倒了。4月24日，确诊为非典，住进胸科医院。经历了梦魇般的50天，也遭受了“人世间少有的痛苦”。要出去时，杜荣琴欢喜地在监护室里唱歌练肺，对未来无限期盼。6月9日，她走出非典病区的大门。阳光有点刺眼，却有着久违的亲切。

2003年6月中旬，痊愈后的刘路萍，时常感觉呼吸困难，肺部隐患还没有解决，身体一些主要关节部位又出现了疼痛。“腿发沉，上楼梯迈不了步，只当是大病初愈，没想太多。”两个月后，听说有人落下了后遗症，她赶紧到医院检查，一查就是“股骨头坏死”，并且有6处。刚刚对生活恢复希望的她再次绝望了。退休后再找个工作，给儿子存钱买房……美好的设想都成了梦。

“现在我就是一个废人。能做的就是吃饭，还只能慢慢吃，一呛就上不来气。”没有立竿见影的药物，也说不准哪天病情会恶化，刘路萍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己的身体。不拎东西，不上去外边，最远让护工推着去食堂买个饭；进洗手间超过3分钟就赶紧开窗开门，热气腾腾的地方更是不敢去，有次泡温泉差点就掉了命。每天6点40起床，接受一系列治疗：冲频，服药，按摩，吸氧，药浴等，除了医院还是医院。

直到2007年春节前，刘路萍才拿到自己的伤残认定。“总共十级，我是六级，具体什么待遇不清楚，只知道一到四级享受护理费。”没有高兴的事，看电视也乐不起来， 一个人的时候，刘路萍总是呆呆地最多的就是望着窗外，默默流泪。

我的痛苦深深藏在心底

“我的痛苦深深地藏在心底，虽然不说，但是无法消除”——有一种改变令她饱受委屈。几年来，她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区别对待”，被拒于同学聚会、被的士拒载、被亲戚疏远、被同事拒于千里之外……这一切令她始料不及。非典时，在胸科医院监护室里，病重的刘路萍感觉自己快不行了，给最好的朋友打电话。以前有些话我不敢和丈夫说，和她从来就无话不说，老同学，住的楼挨楼，工作也在一个科。”刚“喂”了一声，“你啊，你在哪儿住着我知道，你把电话挂了吧。”那边不容分说地先挂断了。说起这个，刘路萍再也再也控制不住地哭出声来：“最好的朋友都背离自己，简直要了我的命……”心如刀绞的她，病情一度急转直下，被转到重症监护室，命悬一线。几天几夜的挣扎，终于挺了过来。然而无论如何，她也想不到劫后余生的自己面临着更大的“痛苦”。

虽然早已康复，也没有任何传染别人的可能，但是，亲戚朋友再也不来往了，即使一年回不了单位几次，以前的同事见了自己仍然像见瘟神一样，远远地绕道走开，连个招呼都不打。一次回单位检查身体，还没进门，年轻大夫马上开窗户，小心翼翼地递过来一个口罩，示意她戴上。做检查时，病床上事先就垫好了一个平时装垃圾使的大黑塑料袋。脑子“嗡”地一下，刘路萍再也抑制不住，激动地哭喊道，“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啊！”

“这种心理正常人无法理解。” 一向大大咧咧的刘路萍慢慢变得很敏感，“稍微有一点事，心里特别难受。”几天前新换的床单有个补丁，“谁家都不用破床单了，给我铺这个，这就是歧视。”护士让她把有补丁的那头转到脚底下。“上面咯着腰，放下面不也咯着脚吗？”一气之下，她嘤嘤着换上家里带来的床单，越想越伤心，“是不是我住了三年，你们也烦了。”

我垮了，这个家也就散了

尽管日子是慢慢“熬”着过的，更但让她庆幸的是，“爱人就是我的腿。”非典前丈夫就下岗了，在物业公司打工。自从自己这样了，丈夫干脆辞职，专门在家照顾着。家里没有经济来源，就指着刘路萍每个月的工资，一家三口过日子。每个周末，丈夫都会从一百多里外丰台草桥的家赶过来，拎满满两袋子水果和营养品，坐车、倒车、再倒车，清晨出门，到这儿就中午了。“这几年，丈夫瘦了十几斤。”说到此，刘路萍泪流满面，“啥都先顾着我，没有一句怨言”。，即便是非典初愈时，需要隔离两星期时，丈夫一步也没离开过自己。。擦身换褥，洗脸洗手，买菜做饭，一坚持就是三年多，而这之前，丈夫连洗衣机都不会用。

“我对不起丈夫，对不起孩子”。习惯做“一家之主”的刘路萍，对家庭有着无尽的愧疚，尤其是对儿子。“非典时孩子正高考，我一天也没陪过他。考得不好，我也没帮上任何忙，这几年他一个人在外面读书，太辛苦了。”刘路萍把儿子的照片放在随身携带的挎包里，心情不好时就拿出来看看。最令她欣慰的是，丈夫和孩子都没有被她感染。她说，否则真不知道如何面对。

“这里谁都一样，都有一段痛苦的回忆。再难受，也只能藏在心底。”家里在跟前，刘路萍勉强笑一笑，“全家人都看着我，如果我垮了，这个家也就散了。”她的生命并不仅仅属于她自己，她得为孩子、为丈夫活下去，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