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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的美国育龄期女性希望避孕,中国女性的避孕咨询做得如何?UpToDate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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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发现世界上63%的已婚或有伴侣育龄女性在使用避孕措施,就美国而言,在任何特定时间内都有约2/3的育龄期女性希望避孕,美国女性平均有30年不想妊娠。大多数避孕方法,包括所有最有效的避孕方法在内,都需要面诊以获取处方或实施操作。因此,女性经常寻求有关避孕的医疗服务,美国超过50%的有性生活女性报告在过去12个月中接受过节育相关服务。

避孕方法的选择较复杂,医生对此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避孕咨询,为患者提供相关信息和避孕方法决策支持。数据表明,计划生育保健不应只专注于预防意外妊娠,因为这不符合所有女性的意愿或优化健康结局的必要性。避孕咨询以前是由医生提供指向性咨询和患教,现在变成包含医患共同决策的个体化咨询。


本文内容来自UpToDate临床顾问《女性避孕咨询和选择》专题,该专题总结了优质避孕咨询的目标,以及开展这种咨询的不同方法和这些方法与健康公平的关系,并就以患者为中心的高质量咨询提供分步指导。每种避孕方法的具体信息见其他专题。点击文末链接可登录UpToDate临床顾问查看专题全文。


太长不看版

  • 提供以患者为中心的避孕咨询首先要明确哪些患者适合该咨询。在实践中,我们询问患者目前是否希望避孕(表 2)。
  • 一旦确定女性适合并希望接受避孕咨询,医生就可评估患者是否有可影响特定避孕方式安全性的医学问题。WHO避孕药具使用医学资格标准(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edical Eligibility Criteria for Contraceptive Use)和美国避孕药具使用医学资格标准(US Medical Eligibility Criteria for Contraceptive Use)可免费获取且使用方便,可为开具避孕处方的医生提供不同不同患者群体中各种情况下安全性的明确指导。
  • 使用医患共同决策的避孕咨询应首先明确患者对避孕方法特点的知情意愿,然后提供支持以帮助患者思考这些特点与可用的方法有何关联,并将最终决定权留给患者。
  • 提供咨询时应考虑到患者对于避孕方法特点的偏好,包括与避孕方法效果相关的特点、避孕方法的使用频率、如何使用、月经变化、其他副作用、避孕以外的益处、生育力恢复和隐私性。
  • 医生可以澄清关于避孕方法的误解和错误信息,尤其是通过社交网络传播的信息,但应以一种尊重患者的方式进行,在不忽视患者的这些顾虑的情况下,提供关于特定避孕方法已知效果的循证信息。
  • 使用视觉教具如“Title X避孕方法选择表”,可帮助组织和引导咨询。
  • 选好具体避孕方法后,对每位女性的下一步咨询内容都应包括下述信息:如何开始这种避孕方法、如何优化该避孕方法的使用、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如何获取必要的后续医疗服务(如续药),以及患者想讨论停用和/或更换避孕方法时如何获取医疗服务。还应讨论紧急避孕和防止性传播感染(STI)。
  • 为青少年、物质使用障碍女性、存在慢性医学问题女性、精神或智力残疾女性等特殊人群提供咨询时,应优先考虑患者的生育自主权,并提供个体化患教以支持她们做出知情决策。
  • 医生应该意识到对患者种族/族群的无意识偏见可能影响她们的咨询。使用明确关注患者意愿的医患共同决策模式可以减少这种偏见的影响。
  • 本文使用“女性”来描述采用女性避孕方法的人,但我们承认有些具备妊娠能力者的性别认同不是女性,因此我们鼓励读者考虑跨性别男性的特有避孕需求。医生还应询问所有性别认同为男性者的避孕需求。(参见下文‘特殊人群’)


避孕咨询的误区


在过去几十年里,计划生育的目标被解释成帮助避免意外妊娠,这是假设意外妊娠对女性和社会来说总是负面结果[80-83]。为此,许多计划生育项目和政策优先使用最有效的避孕方法[84,85]。由于女性对意外妊娠的看法多样,以及了解到妊娠意向对母婴健康影响的数据、女性对避孕方法的意愿,上述避孕关注点的适当性逐渐受到质疑。

●意外妊娠并非总是不被接受

目前文献中关于女性对妊娠意向看法的研究提出假设:意外妊娠本质上是一种不好的结果[86]。然而,女性对于意外妊娠会给自己的生活造成正面还是负面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持有不同观点[86-89]。事实上,一些女性接受生育的不可预测性,认为意外妊娠是惊喜[90]。

●意外妊娠并不一定是不健康的妊娠

人们越来越明白,关于妊娠意向与母婴不良健康结局之间关联的文献不如之前认为的那样可信,尤其是在发达国家[81]。这与下述认知一致:并非所有女性的意外妊娠都引起同样的负面反应[86]。

●避孕效果只是避孕方法的重要特点之一

上文介绍了关于女性对妊娠观点的研究结果,相应地,研究显示女性对避孕方法有强烈而多样的偏好[34,35,91]。数据表明,女性在选择避孕方法时,避孕效果并不是唯一考虑的特点,也并非总是最重要的特点。例如,一项研究显示,女性平均报告了11个对自己重要的避孕方法特点,认为下述特点“相当重要”的女性占比为[35]:

•避孕效果很好–89%

•易于使用–80%

•很少有或无副作用–74%

•女性可以自己决定何时以及是否使用该方法–71%

•别人看不出自己在使用该避孕方法–55%

•不改变月经–44%


如何进行避孕咨询


附图列出了通过医患共同决策提供以患者为中心避孕咨询的步骤(图 1),详见下文。

图1

1. 个体化咨询和医患共同决策

避孕咨询已经从趋向最高效方法的医生主导性指向性咨询或提供患教转变为通过医患共同决策来实施个体化咨询[1-3]。对高度依赖个体价值观和需求的意愿敏感决策来说,这种方法最为理想,可帮助患者做出对自身最有利的决定[4,5]。在医患共同决策中,患者清楚了解自己的偏好,医生则提供关于不同方法的医学知识,以及这些方法与患者偏好的关联。这种方式考虑了患者自主权和对不同避孕方法特点的个体偏好,同时有助于患者将可选方法与自身偏好相匹配(表 1)。据报道,一些促进医患共同决策的干预方法可提高患者做出符合自身价值观的知情决定的能力,并提高患者的相关知识水平[6]。针对避孕咨询的研究发现,参与医患共同决策的女性对咨询体验和选择的避孕方法更为满意[7]。

表1

向个体化咨询的转变与越来越重视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是一致的,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对这种医疗的定义是“尊重并接纳患者偏好、需求和价值观”的医疗[8]。提供这类医疗除了伦理上的原因外[9],在计划生育的背景下,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也可能对女性的远期医疗保健参与情况和结局产生积极作用。远期影响得到了研究的证实,这些研究显示,接受重点关注个人偏好的以患者为中心的避孕咨询,与在咨询后6个月时继续使用所选择的避孕方法和使用高效或中效避孕方法相关[10]。相反,在避孕咨询中感受到压力的女性则表示不太可能参与将来的生殖保健[11]。

还有一种避孕咨询方法也经常得到讨论,尤其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12],这是一种选项式或“消费者导向性”方法,医生在其中的作用只是提供患教,并不影响决策[1]。虽然这种方法重点关注患者的自主权,但研究发现许多女性实际上很在意在决策过程中得到医生的支持,而不是由自己做出决定[13-17]。


2. 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

积极的人际关系在医疗服务的各个方面中都至关重要,但在避孕咨询中尤其重要,因为避孕咨询是私人且敏感的[13]。沟通行为如亲切问候患者、与患者闲聊等,与避孕延续有关[10],进一步表明避孕咨询中积极人际关系的必要性。我们建议所有医生在咨询开始时有意识地加入闲聊,以便与患者建立积极的治疗关系。


3. 明确以患者为中心的生殖目标

提供以患者为中心的避孕咨询首先应明确患者是否适合这种咨询。目前提出了多种模式,但各有其局限性和益处。在实践中,我们询问就诊女性目前是否想要避孕(表 2)。

表2

●确定目前想要避孕的女性

为了解决下文中方法的局限性,我们鼓励通过问患者“您是否希望立即避孕”来确定可能会妊娠并且会想要讨论避孕选择的女性。通过后续讨论可以处理回答不确定或模棱两可的患者,以帮助她们接受最符合其需求的医疗服务,也可处理已通过绝育或其他避孕方法满足了妊娠需求的患者。

●一个关键问题(One Key Question)

改良的美国CDC孕育生命计划(reproductive life plan)方法(见下文)是常用的“一个关键问题”,即询问女性是否希望在接下来1年中妊娠[20]。这是为了回应针对美国CDC孕育生命计划模式(见下文)的一些批评,限制了考虑避孕的时间范围,而且通过“都行”或“不确定”的回答选项而考虑到了女性没有明确打算的可能性。不过,对于识别目前需要避孕咨询的女性,这不是理想方法,因为一些希望在接下来1年中妊娠的女性可能目前仍然想要避孕,没有强烈妊娠意愿的女性可能倾向于不采用避孕措施,不希望妊娠的女性或许由于做过绝育或没有可致妊娠的性行为(如同性伴侣)而没有妊娠可能。

●孕育生命计划

美国CDC倡导采用“孕育生命计划”方法作为确定个体适合哪些服务(如孕前保健和避孕保健)的方法,这种方法中,育龄男性和女性确定自己想要生育的孩子数量和何时生育[21]。这种方法被批过度剥夺人权,并且没有反映出人们如何制定并逐渐调整其生殖目标,包括迎来意外妊娠的可能性[22]。


4. 提供孕前咨询的机会

除了确定希望使用避孕措施的患者,计划生育医生也有机会识别出哪些患者需要进行自身健康和健康行为对将来妊娠影响的相关咨询(如“孕前保健”)。美国CDC和其他机构的推荐意见提倡在育龄女性每次就诊时都提供孕前咨询[23-25]。由于时间所限很难做到这一点,可以对有慢性医学问题、社会风险、环境风险或相关暴露的患者优先做此评估。(参见“孕前保健”)

除当前的避孕需求外,医生还可以问其他问题,以明确可能适合进行未来生殖相关咨询的患者。有人提出一种方法,即采用“PATH”问题[22],该方法考虑到许多女性没有明确的计划,通过以患者为中心的方式了解患者的妊娠态度和时机。PATH问题包括:

●对妊娠的态度(Pregnancy Attitudes)–您认为自己可能会在某时生育孩子(或者更多孩子)吗?

●时机(Timing)–如果女性在考虑未来的生育:您认为会是什么时候?

●避孕有多重要(How important is prevention)–(在此之前)避孕对您有多重要?


5. 确定病史/潜在禁忌证

一旦确定女性适合且希望进行避孕咨询,医生就可以评估可能影响特定方法安全性的医学问题。需要考虑的常见医学问题包括吸烟状况、心血管疾病(如高血压或静脉血栓形成病史)和先兆偏头痛病史[26]。

WHO和美国CDC均保持循证推荐意见,即在考虑一系列医学问题和个人特征的情况下使用避孕方法[27,28]。WHO避孕药具使用医学资格标准(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edical Eligibility Criteria for Contraceptive Use)和美国避孕药具使用医学资格标准(US Medical Eligibility Criteria for Contraceptive Use)可免费获取且使用方便,可为开具避孕处方的医生提供不同患者群体中各种情况下安全性的明确指导。两种标准都针对每种确定的情况将避孕方法分为1类、2类、3类和4类;归为1类和2类的方法一般安全,4类方法则禁忌使用。对于归为第3类的方法,推荐意见指出:“通常不推荐使用,除非没有或不可接受其他更恰当的方法”。应注意,这种指导考虑到了其他归为1类或2类的方法对个体患者来说是否“可接受”,因此若某种避孕方法属于3类,在女性已知晓风险,并且认定此方法对自己来说最可接受的情况下,也可采用。


医患共同决策过程


在明确患者应该接受避孕咨询,并且已确定任何可能限制其可选方法范围的情况后,提供避孕咨询的医生可以通过共同决策过程开始选择避孕方法。附表举例说明了如何与患者进行共同决策交流(表 3)。

表3

1. 发起谈话

我们建议通过一个问题发起谈话,该问题明确地让患者知道咨询过程中自己的意愿会得到尊重,例如“您认为避孕方法的什么方面对自己来说比较重要”。

我们知道、也遇到过许多女性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部分原因是她们可能有过不把她们的意愿放在首位的咨询经历。女性缺乏应答此类问题的经验则以下几点更为重要:根据患者价值观引导谈话,告知患者她们的意愿是讨论的重心,并让她们开始考虑自身意愿。如上文所述,常见咨询方式只强调具体方法,或者立刻就尝试,缩小了避孕方法的选择范围,并没有考虑患者意愿。(参见上文‘个体化咨询和医患共同决策’)

值得注意的是,此问题也不同于另一种常用的咨询方式,即询问患者:“您对哪种方法感兴趣?”表面上看这样提问似乎优先考虑了患者的意愿,但还是在假设患者知道自己有哪些选择,并且了解这些选择由于特点不同而与自身意愿之间有何关联,比如月经出血模式的变化或效果。询问此问题后,谈话将转向特定方法,而不是就患者的意愿展开讨论。保持开放式谈话尤其重要,因为如果医生没有明确提供提问机会,患者可能会觉得自己不能提问[1,29]。

如果通过问患者是否了解自己的意愿而展开谈话,一些患者的反应可能明确表示或暗示希望进行非共同决策式的咨询。比如,一些女性可能会立即表示她们知道自己想要开始使用的方法,对进一步讨论(自主决策)没有兴趣。其他女性的反应则是反问医生认为哪种方法最好,或者医生认为自己应采用哪种方法(医生主导决策)。在这两种情况下,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生都需要意识到并接纳患者的这些决策意愿(表 3)[30]。但是,鉴于避孕的私人性和避孕方法选择的复杂性,医生应注意确保患者有决策能力。如果患者希望自主决策,医生可以提出讨论其他避孕方法,从而让患者有接受进一步指导的选择。对于希望完全或部分交由医生决策的患者(较少见),医生可以通过以下方法促进决策与患者意愿的一致性:先了解患者的意愿(见下文),然后更积极地将这些意愿匹配特定方法。(参见下文‘促进决策’)


2. 了解知情后意愿

通过表明将会重点关注患者的意愿而展开谈话后,共同决策过程的下一步是帮助患者确定其意愿。决策应该有依据,这就需要医患就不同避孕方法的各个方面进行互动性的患教沟通,包括[31]:

●避孕方法是如何使用的

●使用频率

●效果

●对月经出血的影响(包括月经规律性和经血量)

●其他副作用

●避孕以外的益处

●隐私性

●对未来生育力的影响


我们会先总体讲解避孕方法的不同,并使用语言适当的视觉教具来提供更多信息并开始谈话(图 2)[32]。开始这个过程时,需要先对患者在回答第一个关于偏好的问题时表达出的优先需求做出回应。比如,如果患者表示对她来说避孕方法最重要的是不必一直记住这个方法,那么医生可以认可这个需求,提供上文介绍过的选择范围,然后问患者可以接受哪种方法的记忆频率。

然后,我们会介绍总体特点,如效果、使用频率和引起的月经变化,并在介绍每个特点时讨论选择范围。为避免患者对特定方法产生偏见,我们建议使用一般性描述,而不是指出具体方法,例如可以说:“这些方法的使用频率是一日1次、一周1次、每月1次、每3个月1次或者间隔更长。您认为这些方法怎么样?”

在进入下一步之前,医生对患者偏好的了解程度因患者而异。虽然理想情况是针对上述所有方法特点都问一遍,但许多情况下,患者会表达较强烈的偏好,充分缩小了选择范围。对于这种情况,可开始决策过程,不对所有方法特点进行讨论,同时要意识到决策过程中患者可能出现其他偏好,从而改变沟通的过程。例如,若患者把获得规律经期放在首位并希望避孕措施可减轻痤疮,那么医生在开始决策过程时可以侧重于符合这些偏好的避孕方法,例如短效激素避孕药,如口服避孕药、避孕环和避孕贴。(参见下文‘促进决策’)


3. 讨论避孕方法的特点

我们将在下文介绍关于讨论以下方面以了解这些特点相关知情后意愿的具体技巧:避孕方法的效果、月经出血的改变、其他副作用、避孕以外的益处、避孕对未来生育力的影响。

●效果

患者对不同方法的绝对和相对避孕效果常有误解[33]。因此,了解女性对避孕方法效果的偏好至关重要,这是众多女性的首要关注点[34,35]。一种促进患者认识的数据支持性策略是使用分级效果图表(图 2)[36]。除了使用视觉教具,在沟通风险时的最佳做法还有使用自然频率而不是百分比,例如说“该避孕方法正确使用的效果是,使用1年,每100名女性中有1名到20名发生妊娠”。

●月经出血情况的改变

现有处方避孕方法都会对月经出血情况产生一定影响(图 2),而女性对这些变化有着强烈且不同的偏好[37,38]。应注意,对于同一种变化,例如闭经,一些女性视为益处,另一些女性认为是负面的副作用[39]。因此,我们推荐通过非指向性问题明确了解患者对月经出血变化情况的偏好,例如询问“如果避孕方法导致您的经期变化,例如变得不那么有规律、月经量增加或减少或者月经完全消失,您有什么感受?”应注意,一些女性的偏好是出于对出血模式改变的安全性有误解,特别是对闭经的误解[40-42]。因此,如果患者表示希望避免闭经,医生应当不带评判性地确定这种偏好是否出于误解,同时提供患教来消除所有错误信息(表 3)。

●其他副作用

女性常通过社交网络接收到关于避孕方法的信息,其中负面信息的传播要多于正面信息[43-46]。因此,很多患者担心避孕方法对自己可能有负面影响,这会影响到对避孕方法的选择。在一次标准避孕咨询中不可能就所有方法的副作用系统地讲述一遍全部证据,我们建议直接问患者对特定方法的副作用是否有疑虑。这样既可以了解患者的意愿,又可以澄清患者的误解。提供循证信息时,医生应该了解患者对来自社交网络的避孕方法生活经验相关信息的重视和信任程度,并对这种情况保持敏感[44]。应避免轻视这种经验,要承认“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并强调普遍证据(表 3)。不贬低通过社交网络传递的经验可避免患者对医生产生不信任,使患者可以了解到相关证据,并思考这些证据与自己了解到的关于某种方法的经验可能有什么关联。

●避孕以外的益处

除了避孕,避孕措施还有许多其他益处,这可能影响患者的选择(表 4)。

●对未来生育力的影响

如果之前没有了解过,可以询问患者在短期或长期内是否有妊娠意愿。通过这种沟通,医生有机会纠正患者在避孕方法对生育力影响方面的常见误解[33,47]。我们告知患者只有绝育会永久影响生育力,而避孕注射剂只有较短期影响。


4. 促进决策

此咨询阶段的目标是帮助患者根据自身意愿和避孕方法的特点,明确最适合的避孕方法。在决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具体情况包括:

●患者有强烈的偏好

若患者已有明显偏好,例如希望使用高效避孕方法,则这一步可以简单到只需告诉患者,根据她的需求,宫内节育器(intrauterine device, IUD)、植入剂和绝育可能是最佳选择,然后进一步提问以帮助她确定最合适的方法。

●患者表达了一种以上的偏好

若患者有一种以上的偏好,可以向其说明这些偏好与现有避孕方法特点的匹配程度。同样,视觉教具对此过程有帮助(图 2),例如骨盆模型或避孕药具的样本。若患者的偏好贴合某种避孕方法,例如希望尽量减轻痤疮并且经期规律且出血减少,则可以通过后续的询问帮助患者选择合适的方法(避孕药、避孕贴和避孕环)。患者偏好存在冲突时,例如希望使用最高效的避孕方法,并且希望避免向体内置入避孕药具,则可以和患者讨论这些需求为何不能同时满足,并让患者考虑如何在几个偏好中进行权衡。附表提供了这种沟通的一个例子(表 3)。

●出现新的偏好

若患者在决策过程中出现新的避孕偏好,则可能需要反复进行偏好确定和促进相应决策的步骤。然后可以将这些新的偏好加入决策过程中,如前文所述。


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特定问题:

●医生的偏好或偏见

促进决策过程时,我们避免表达任何不反映患者个人意愿的意见。避孕决策受患者意愿的影响很大,医生表达偏好与此不相符,并且会引起明显问题,因为研究发现医生对避孕方法的偏好与患者偏好显著不同[48]。此外,如果患者认为医生偏好某种避孕方法,则不太可能对自己的避孕方法满意[7],并且感觉被迫使用避孕植入剂的患者更有可能停用自己的避孕方法[49],故这种咨询方式可能干扰患者对避孕措施的使用。这样说有助于避免表现出任何偏好:“根据您所说的,这些方法可能很合适。”

●讨论医生的个人经验而不是患者的经验

咨询过程中医生可能遇到是否应该讲述避孕方法相关个人经验的问题,因为患者可能直接询问,或者医生想在患教过程中加入自己的生活经验。在医疗服务的其他领域,医生是否应该讲述个人信息存在争议,而由于避孕咨询的私人性和社会环境,在避孕咨询中更强调伦理问题[50]。但是,一项研究分析了避孕咨询的音频记录,发现医生的短暂自我表露并未破坏临床沟通,也没有引起患者的负面反应[50]。不能确定这样的信息表露是否有利于患者的决策过程。一项研究确实发现医生分享关于IUD的个人经验与这种避孕方法的选择增多相关[51]。这表明医生表露个人经验可能产生影响,因此在提供个人信息时应谨慎,以确保不会导致决策出现不恰当的偏倚。

●回避不太好获取或者不太熟悉的方法

医生应该意识到有这样一种倾向:对于自己没有太多经验或者所在诊所不能提供的避孕方法,在咨询中不太可能介绍。这种有选择性的咨询可能导致患者不太可能得到需要操作的避孕方法,例如IUD、植入剂及女性或男性绝育术,或者不太可能得到非处方避孕方法,例如易受孕期知晓(fertility awareness-based)法,即使这些方法很符合患者表达的偏好。医生应该了解所在社区的资源,以提供相应的方法,并按需安排恰当的转诊。这些避孕方法的详细总结见相应专题。


5. 选择避孕方法

虽然了解偏好和将偏好与避孕方法匹配的过程由医患共同参与,但最终选择哪种方式应由患者决定,除非患者明确要求医生提供指导。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可以根据自己了解到的患者偏好来确定对患者可能最合适的避孕方法。可以通过提问促使患者做出最终选择,例如“根据我们讨论的内容和您认为避孕方法对你来说最重要的部分,现在您认为最好的选择是什么”。


6. 开始使用避孕方法

我们根据CDC的美国避孕药具使用特定实践推荐(US Selected Practice Recommendations for Contraceptive Use, US SPR)来指导开始避孕的时间、评估患者对备用避孕方法的需求,以及确定必要的使用前检查[52]。多数避孕方法可以在就诊当日开始使用,并且在使用前需要进行的检查很少(表 5)。根据美国CDC性传播疾病治疗指南(CDC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Treatment Guideline)筛查性传播感染(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 STI)[53]。US SPR还提供了在开始使用避孕措施之前合理排除妊娠以及评估备用避孕方法使用需求的指导(表 6)。 不能合理排除妊娠时,通过适当的咨询并获取知情同意之后,仍然可以立即开始使用除IUD外的避孕方法(流程图 1)。对所有女性都应考虑紧急避孕的需求。如果患者适合紧急避孕并且有意向使用含铜IUD,则可采用这种方法紧急避孕,之后将IUD留在宫内,起到持续避孕的作用(释放左炔诺孕酮的IUD不能紧急避孕)。(参见“紧急避孕”)

新开始的避孕咨询也应提供相关信息和支持,以帮助患者结合自身独特的生活情况更好地正确使用避孕措施,例如帮助患者根据自己的需求确定如何才能最好地记住每日服用避孕药。US SPR还告知短效避孕方法延迟或遗漏使用1次或多次时该如何处理[52]。

关于副作用的宣教需持续进行,选择好避孕方法后和每次随访时我们都会再次讨论此内容。研究显示,预先对潜在副作用进行宣教后,患者不仅对选择的避孕方法满意,而且能持续使用这种避孕方法[54,55]。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如何安排及时随访,并在必要时提供避孕处方续药。最后,我们明确告诉患者避孕方法是可以更换的,例如告诉患者随时都可以因为任何原因回来寻求其他避孕方法。我们不将停用视为失败,而是承认停用和更改避孕方法是正常现象,这有助于确保女性在需要时能够舒适地获取医疗服务[56]。


7. 评估性传播感染的风险

我们的避孕咨询会常规评估发生STI的风险。建议所有可能发生STI的女性除使用选择的避孕方法之外,还需使用避孕套(男用或女用)。预防STI的详细信息见其他专题。(参见“性传播感染的预防”)

此外,有人提出激素避孕,尤其是注射避孕,可能增加女性发生HIV感染的风险。在缺乏明确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同意WHO和美国CDC对该问题的评价,即由于总体利大于弊,HIV感染风险高或者已感染HIV的女性仍可以使用目前所有的激素避孕方法[57]。虽然仍存在争议,但只使用孕激素的注射避孕方法似乎不增加感染HIV的风险。(参见“HIV and women”, section on ‘Risk factors for HIV acquisition’)


本文内容来自UpToDate临床顾问《女性避孕咨询和选择》专题,您可点这里登陆UpToDate临床顾问查阅完整专题及更多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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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6 11:30 浏览 : 706 回复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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