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据中新网报道，山西省太原爱尔眼科医院被指「医生误诊摘除眼球，隐瞒患者近 8 年」，同时爱尔眼科医院否认摘者眼球。

随后，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未明确患者左眼球为太原爱尔眼科医院摘除，判定医院和患者各承担 50% 责任，医院赔偿患者 34 万余元。

丁香早读转载此事件后，收到众多读者后台反馈，许多读者表示对患者指控事实、法院最终判决等存在许多疑问：

为什么患者对于摘除眼球完全不知情？真的会过了 8 年才发现吗？为什么不确定医院摘除眼球，法院却判决责任各半？……

事件经过梳理

1. 患者于被告医院就诊，并接受手术治疗

据中新网报道，2010 年 6 月 28 日，患者小胡（化名）因左眼不适，前往太原爱尔眼科医院住院治疗。

经医生诊断并征得患者及家属同意后，院方于次日对患者行「左眼眶内肿物摘除术」。

2010 年 7 月 12 日，患者出院。

2. 患者于另一医院就诊，再次接受手术

2011 年 4 月 11 日，患者因「左眼眶内脑膜瘤复发」入住山西省人民医院，接受「左眼眶内脑膜瘤复发肿瘤切除术」，并于 4 月 29 日出院。

3. 患者出院 8 年后，发现左眼摘除

2018 年，患者在一次检查中「意外发现左眼眼球被摘除，且被安了假眼球」，认为是太原爱尔眼科医院所为。

4. 被告医院出具 B 超资料，否认摘除眼球

该院医务副主任崔蕾否认患者指控：「医院没有对患者进行过眼球摘除手术。」

崔蕾向中新网记者提供的患者住院期间病历显示，太原爱尔眼科医院对患者的术后检查及 B 超检查，皆证明在该院住院期间，患者的左眼球未被摘除。

「这些病历资料都是没问题的，如果患者认为有篡改，可以向相关部门提出鉴定。」

5. 患者上诉并要求赔偿

2018 年 6 月，小胡将太原爱尔眼科医院起诉至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要求医院赔偿其误工费、护理费等共计 159 万余元。

6. 法院判决：医院有过错，眼球摘除不明确，责任各半

2019 年 4 月 4 日，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为患者在诊疗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等，但并未明确患者左眼球为太原爱尔眼科医院摘除。

最终，法院判定医院和患者各承担 50% 的责任，医院赔偿患者34万余元。

理清事件经过后，我们来讨论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

替换假眼后，真的会 8 年才发现吗？

据中新网报道，患者是在 2018 年的一次检查中「意外发现左眼眼球被摘除，还被安了假眼球」，这也是促使患者上诉的重要原因。

部分媒体甚至在报道时，直接将标题取成「惊呆了！医生误诊摘除眼球，且隐瞒患者 8 年！」十分吸引眼球。

那么，存在「替换假眼 8 年患者不知情」这样的可能性吗？

根据太原爱尔眼科医院提供的患者《手术同意书》，在手术并发症及危险项标明了「肿物需与视神经一并切除，术后无视功能」。

太原爱尔眼科医院提供的患方《手术同意书》

范丽芳 摄，图源：中新网

也就是说，由于患者术后左眼会失去视力，确实无法通过「左眼有没有正常功能」这一点来判断有无摘除眼球。

那么，除了左眼视力方面，其他的手术流程、术后护理等，都无法让患者意识到眼球摘除的事实吗？

眼科主治医师罗荃向丁香园介绍了眼球摘除、义眼安装的相关内容。

1. 医院程序

从医院程序来看，眼球摘除在属于极高级别手术，在很多医院甚至属于「特种手术」，在开展前需要经过该院医务科报批，由医务科审核患者是否知情同意、科室主任是否批准等。

与其他一般级别手术相比，眼球摘除手术的开展流程要繁琐得多。因此，医生「擅自摘除患者眼球」的可能性非常小。

2. 手术流程

从手术流程来看，安装义眼并非「一步到位」的手术。

首先，患者需要接受手术，去除原本的眼球组织，并在原本眼球的位置植入义眼座，也就是用来安装义眼「底座」。

其后，由患者自身眼部软组织（结膜、肌肉等）生长、包裹义眼座。

经过一段时间，待义眼座安装、周围组织包裹完成后，患者需要再订做义眼片。义眼片材质一般为塑料或玻璃，呈一定厚度的片状，镶嵌在眼皮中间。

因此，完成义眼安装的步骤较为复杂，且需要较长的时间跨度和较高的患者参与度。

3. 术后护理

在术后护理方面，在完成义眼片定制后，患者也需要定期取下进行清洗。在某种程度上与配戴隐形眼镜类似，只是义眼片不透明，面积也更大，比隐形眼镜明显许多。

一名眼部黑色素瘤患者取下自己的义眼

（图虫创意）

基于以上原因，从专业角度来看，患者几乎不可能存在「被安装假眼 8 年但毫不知情」的情况。

为什么医院被判 50% 责任？

根据太原爱尔眼科医院提供的信息，医院否认了「摘除患者眼球」的事实，并且提供了患者术后检查及 B 超检查，都证明在该院住院期间，患者的左眼球未被摘除。

在法院的判决声明中，也表示「未明确患者左眼球为太原爱尔眼科医院摘除」。

既然无法确定太原爱尔眼科医院摘除了患者眼球，为什么法院还要判决医院和患者各承担 50% 责任呢？

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法院裁决的责任是什么。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张永泉律师告诉丁香园，我国医疗纠纷属于民事纠纷，案件级别从高到低依次为：民事纠纷 → 侵权责任纠纷 →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 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责任纠纷。

根据目前国内的司法习惯，所有的医疗纠纷都需要接受第三方鉴定，只有不具备鉴定条件下才不做鉴定。

而目前医疗司法委托鉴定主要包括 4 项：诊疗行为是否合规合法，患者承受的损害后果，诊疗行为与患者结局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比例。

当患者提供了这 4 大项的委托鉴定的同时，就意味着变更诉讼请求，法院将不在原本的「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责任纠纷」进行裁定，而是按照更高级别「医疗损害纠纷」来进行裁定。

也就是说，虽然患者最开始的上诉契机是「被摘除眼球 8 年不知情」，但法院进行责任裁决时，将不仅仅针对「是否摘除眼球、患者是否知情」进行裁决，而是进一步包括了医院的全部诊疗行为是否合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时讨论「患者是否真的不知情」，在法院裁决本案时，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医院诊疗行为是否合规？

我们已经了解法院裁决的责任范围，那么，太原爱尔眼科医院诊疗行为是否合规？

根据法院委托的第三方司法鉴定中心提出的鉴定意见：

一、院方对小胡的诊疗过程中，未履行充分的告知义务，手术前交代仅仅是切除肿瘤，未交代切除视神经；

二、院方违反了诊疗护理规范中有关会诊的规定，手术者为外阜执业医生，其执业注册地点与实施手术所在机构地点不符；

 三、院方违反了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医生仅以小指伸入眶内球后探查，对病变波及范围掌握不全面；

四、院方缺乏治疗眼眶疾病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具有诊断眼眶病的检查设备。

张永泉律师告诉丁香园，对于鉴定意见第 1 点「未履行充分的告知义务」，如果只存在侵犯知情权，考虑到不存在「因为患者不知情，导致患者出现不良临床后果」的因果关系，一般法院判定院方责任比例较低，甚至可能无责补偿。

而根据鉴定意见 2～4 点「手术医生执业注册地点和手术所在机构地点不符」、「医院对病变波及范围探查不全面」、「医院缺乏治疗眼眶疾病专业技术人员，不具有诊断眼眶病的检查设备」，表明太原爱尔眼科医院存在手术方式、专业资质等问题。

结合患者「于 2011 年 4 月 11 日因左眼眶内脑膜瘤复发，入住山西省人民医院，接受左眼眶内脑膜瘤复发肿瘤切除术」的病史，鉴定意见可能判定：太原爱尔眼科医院存在的上述问题，与患者出院后的再次手术经历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由此，法院裁定医院存在 50% 责任，主要是基于太原爱尔眼科医院本身手术方式、专业资质不足的问题。

眼球到底是谁摘除的？

对于委托鉴定结果及法院裁决结果，太原爱尔眼科医院提出异议。

据中新网报道，该院医务副主任崔蕾表示「正在商议提起上诉」。与此同时，医院也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要求查阅患者从太原爱尔眼科医院出院后，其他就诊记录。

在患者的就诊经历中，确实存在太原爱尔眼科医院以外的就诊、手术经历。

对于患者为何选择上诉太原爱尔眼科医院，而非后续治疗的山西省人民医院，张永泉律师告诉丁香园，当事人经过多次医疗行为后，有权利选择其中的一个或多个进行起诉。

至于太原爱尔眼科医院提起上诉的结局，张永泉律师表示，如果进一步调查后续患者诊疗经历，确实有助于拉入更多医疗主体，明确责任。

但考虑到太原爱尔眼科医院本身诊疗行为存在问题，法院原本裁定该院的责任，后续改判的可能性较小。

谁来保证医生能「专心看病」？

综上，本文开头的疑问基本得到解答。

概括一下，从医学专业角度分析，患者提出的「被摘除眼球 8 年毫不知情，直到检查才意外发现」，基本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但从法律裁决角度来看，无论患者最初诉求是什么，无论是「太原爱尔眼科医院有无摘除眼球」或「患者全程对此是否知情」都不再是本案重心。

法院在裁决医疗纠纷过程中，将全面考虑医院整个诊疗行为中，是否存在失误。如果发现医院存在医疗错误，则需要承担相应责任，这也是本案判定责任各半的原因。

医疗机构诊疗过程存在错误，承担责任无可厚非。

但这种「宣称被摘眼球 8 年不知情上诉医院」的案例，也难免让人感到心情复杂。

张永泉律师告诉丁香园，在他的从业过程中，看过许多医院知情同意书，很多都是 2000 年前后的定稿，用了近 20 年。

而这 20 年间，统计学的成果、医学的进步、法律的变化，都没有在医院使用的具有法律效益的文书中体现。

张永泉律师坦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体现了医疗行业整体对这方面的漠视。

那么，这些本来应该「同时保障医患双方权利」的文书，在其他各学科都已经进步的同时，应该由谁来确保这些文书「依然能够同时保障医患双方权利」？

显然，这不是一线的临床医生能直接改变的。

但医疗诉讼带来的压力，却是层层向下，直接影响一线临床医生。

那么，谁来保证医生能「专心看病」？

极端一点来看，这一案例是否会让一线医生为了规避潜在风险，选择在日常花费更多精力，全力证明自己的「诊疗资料」本身没有任何差错？

越来越谨慎的文书工作、越来越繁杂的检查、越来越多的流程手续……取代了「看病」本身，成为临床工作的主要内容。

当医生不能「专心看病」时，这样的案件不会变少，只会更多。而这是医患双方都不愿看到的。

致谢：感谢中山大学眼科学硕士、杭州艾凯眼科主治医师罗荃，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张永泉律师对本文作出的贡献